基于诺思制度变迁框架的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以荣家企业制度变迁为例

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经济史学研究引入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这是传统经济史学研究方法上的突破。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正式制度对近代企业的影响和运用交易成本或产权理论分析近代企业制度变迁。文章在诺思产权—国家—意识形态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以企业代替国家为制度变迁的主体,重点从意识形态视角进行研究,并通过对荣家企业的案例分析,为近代企业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内在逻辑一致的理论框架。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一个马克思的分析模型

马克思是较早将国家整合到制度变迁中去的经济学家。通过对蕴藏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著作的研读和挖掘,发现马克思不仅有自己的制度变迁模型,而且还将这一模型应用到对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分析,形成马克思的土地产权制度变迁模型。马克思模型重视非正式制度在农地产权制度中的地位,强调国家(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模型对于建国以来农地制度变迁无疑是最具有解释能力。     

试论中国建国以来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本文对中国建国以来改革前后,中国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国家作用进行了探析。指出中国的制度变迁是一种国家政治力量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模式决定了改革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了停滞,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必须进行体制改革,而其体制改革作为制度变迁的一种形式仍然属于国家政治力量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并且使体制改革呈现出渐进性和在一定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滞后性的两个特征。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在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及其作用方式将逐步转变,最终建立起具有内在制度创新机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度变迁转变为自发性制度变迁模式,促使经济可持续增长。     

诺思制度变迁理论述评

诺思认为,制度应当是“被人设计制定的”,把制度看成一种社会规则,即是人们较为普遍使用的关系制度的规定。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是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经历了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转变为演化经济学“共享心智模型”的过程。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揭示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这对于正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具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作用。     

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直过”问题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直过＂论在理论和实践中有十分巨大的影响,但缺少严格的经济分析。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过渡＂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必然受偏好、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官僚政治和社会科学知识局限的影响,从而导致了制度的低效、无效,甚至阻碍了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直接过渡＂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并不必然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绩效,其制度作用可能是不确定的。     

制度变迁与国家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考察

本文主要是对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与国家关系理论的一个回顾、整理、概括。本文的基本思想是:国家(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具有二重性,既是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绩效的保证,又往往是制度低效的根源。在这一逻辑下,本文主要探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制度变迁的两种形式以及国家在这两种形式中的不同作用,最后,提出制度变迁与国家关系理论对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     

中国制度因素对FDI的影响分析

在Helpman Elhanan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制度因素,将制度积累划分为强制型制度变迁积累与诱致型制度变迁积累两种机制。结合中国1997～2009年30个省份的多个制度因素指标及经济发展面板数据,通过引入一阶序列相关系统广义矩阵,对FDI流入的影响进行了估计分析。研究表明制度对FDI的流入具有正向效应,其中政府制度、市场制度、法律制度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在诱致型制度变迁模式下,有利于FDI的流入。     

基于技术进步的企业制度变迁

认识技术与企业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对于我们理解企业制度历史,清晰地把握未来的企业制度选择和制度安排具有主动性和先导性.突破新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视角的局限,通过分析技术进步带来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节约,以及新产品的出现,构建基于技术的企业制度变迁模型,我们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企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     

企业性质的综合分析框架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仅用交易成本概念来解释企业的性质及变迁的原因,存在着严重的逻辑和历史错误。新制度经济学将人假定为具有“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的“合同人”,脱离了人类的实践活动。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人应为现实的“实践人”。以此人类行为假定为基础,企业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应为生产力的发展,节约生产成本、节约交易成本以及文化、技术的变化是企业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另外,文化、技术是企业制度产生、变迁的内生变量。     

美国和德国金融制度变迁分析及其思考

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金融业的发展历程中主要有两种经营模式: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综合银行模式——两业始终融合在一起;一种是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混业-分业-混业经营模式。本文以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分业和混业经营制度为主线来阐述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制度变迁历程。分业或混业经营制度是一种具体的金融制度,如同其他制度一样,随着经济、政治、社会、技术、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变化对制度主体的影响,分业或混业金融制度也会沿着“制度均衡一制度非均衡一制度均衡一……”这一路径变迁。下面将具体对美国和德国这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金融制度变迁及银行、混业经营发展历程进行探讨,并对这一制度变迁进行新制度经学学思考。     

制度变迁视角的意识形态理论分析

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哈耶克的道德进化论,都研究道德和伦理。两者的区别在于:意识形态概念的个体性与群体性,基本假设的“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意识性和自发秩序,意识形态的作用权重,不同的基本方法论等。前者对后者有明显的借鉴,两者相似之处有:理论出发点上均重视“文化”和“学习”的作用,基本假设上对“有限理性”的认识趋同,具体方法论上都注意博弈论的运用,哲学基础均是自由主义的世界观,一致认为意识形态是影响制度系统稳定与变迁的重要因素,得出了正式制度变迁应在意识形态框架内进行的结论。本文认为两者有综合的可能,并对制度变迁视角下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做了进一步的思考。     

会计准则国际化: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指出会计准则是一种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会计准则国际化其实是一种国际间的制度变迁。文章认为美欧主导的会计准则国际化是近期的必然现象。     

运用熵增理论，构建民间金融制度的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对资金形成了极大的需求，而传统的金融机构安排由于制度缺陷不能为其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民间金融作为一种制度外金融安排对经济起到重要的拾遗补缺的作用。本文从熵增理论角度介绍了民间金融制度变迁的必要性，提出应该发挥政府在民间金融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从外界引入负熵流，积极引导民间金融的发展。     

非正式制度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关系分析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制度变迁有着深远的影响。从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看,其发展模式的形成,就与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拟以非正式制度理论为线索来探求西部地区的思想观念及其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关系。     

两种制度经济学范式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分歧与根源

作为制度经济学的两种范式,新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在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功能、意识形态的根源与变迁、意识形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整体来看,马克思的分析框架迄今仍是最有说服力的.这些分歧的根源是方法论: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制度个体主义和建构理性主义,马克思的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是制度整体主义与制度个体主义的统一、演进理性主义与建构理性主义的统一.     

两种制度经济学范式中的意识形态理论比较

作为制度经济学的两种范式的代表人物,诺思明显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两人的意识形态理论存在着多方面的共识.尽管如此,二者在意识形态的根源与变迁、意识形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意识形态的未来归宿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马克思"生产--产权--意识形态"的分析框架迄今仍是最有说服力的.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改革与重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     

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与企业的制度变迁

对两种观点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到的研究结论是: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交易成本”和“企业能力”发挥的作用不同。这一研究有利于企业领导者更深入地了解企业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从而为企业制度的改革提供理论借鉴。     

论制度变迁中的制度供给过剩问题

制度变迁是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相互作作用的过程。理论界对制度供给不足讨论得比较多,但往往忽视了制度供给过剩的问题。在一些集权和政府管制较多的国家,制度供给过剩是一种经常出现的现象。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或者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容易产生制度供给过剩问题。另一方面,制度供给过剩也管制需求密切相关。研究制度变迁中的制度供给过剩问题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失地农民问题与制度变迁

在制度演进论的框架下分析了农民失地的制度变迁过程,重新分析了被我国学者忽视的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作为行为主体参与博弈过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提到了要关注制度执行的效率与结果及失地农民补偿后会带来的社会问题。提出加强制度的执行监管,建立一种平衡机制,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     

路径依赖对财政政策变迁的规范作用

财政政策作为一种政府主导的制度安排,其变迁的方向不是随机的,而是存在着路径依赖。当财政政策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时,路径依赖就会对其产生规范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财政政策的恰当性会进一步加强路径依赖的这种规范性作用。研究路径依赖对财政政策变迁的规范作用,对于推动我国财政政策的良性循环与变迁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