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抑制企业的风险承担吗？

绿色信贷是桥接金融信用与环保的关键纽带和资源配置的重要抓手。基于2012年银监会颁布《绿色信贷指引》的外生冲击，使用双重差分(DID)探讨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首先，基准回归表明绿色信贷抑制了绿色信贷限制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但政策影响的时滞性和企业的策略性应对使得政策颁布两年后抑制作用才不断增强。其次，融资约束和投资惩罚的中介机制表明，融资约束和投资支出在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存在遮掩效应，进一步抑制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最后，信息效应和环境规制倒逼效应的调节机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影响存在非对称性。     

碳市场对审计定价的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渐进推进的碳市场试点作为外生事件，使用多期三重差分模型探讨碳市场对高碳企业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碳市场的建立会对审计定价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从审计定价的视角支持了波特假说；政策动态效应表明在排除政策预期效应后，碳市场当期就对审计定价产生影响且呈强化趋势。机制检验发现碳市场通过信号效应渠道和绿色转型渠道影响审计定价，市场化水平和地区环保意识可以进一步加强碳市场对审计定价的溢出效应，还排除了审计意见购买假说。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碳市场覆盖的不同行业和不同的碳市场试点区域存在差异性和非对称性影响。     

环境规制、内部控制质量、媒体关注度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

环境规制是推动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重要力量。文章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构建回归模型探究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和媒体关注度强化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投入进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处于成长期企业更为显著。     

绿色信贷政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股价崩盘风险

绿色信贷政策作为环境规制的市场化手段，对企业产生了多个方面的影响，但少有研究讨论其与企业股票市场表现的联动效应。以2008～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结果显示，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倒逼”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抑制了企业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研究表明，外部媒体监督较强、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公司，更易受绿色信贷政策的影响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将绿色信贷政策和股票市场相联系的研究，拓展了绿色信贷政策经济后果的研究范围，并对降低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缓解市场风险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深化绿色治理如何影响企业生产率?——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如何激励企业深化绿色治理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世界一流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测度了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建立绿色治理对企业效率的估计模型。研究发现,绿色治理显著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且表现出长期的促进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在非国有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中促进效应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深化绿色治理主要通过治理效应、创新效应以及融资效应三种渠道提升生产效率。上述研究从效率变革的视角解释了企业深化绿色治理的作用机理,为相关规制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些启示。     

公众环境关注度促进了绿色金融发展吗？——来自中国284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公众环境关注度对绿色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众环境关注度对绿色金融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传导机制检验表明,公众环境关注度促进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进而推动绿色金融发展。调节性效应检验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绿色创新水平能够正向调节公众环境关注度对绿色金融的正向影响。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较高、污染排放量较高、环境信息公开的地区,公众环境关注度对绿色金融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必须激发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完善公众参与机制,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     

绿色信息披露影响债券发行定价吗

随着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不断推进,绿色信息披露日益受到资本市场的关注和重视。本文拟从债券发行定价视角探讨债券绿色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以2015～2020年A股上市公司发行的非绿色信用债为研究对象,利用Python软件对其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绿色项目文本信息进行识别和分类,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绿色项目信息披露对债券发行定价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中,绿色“机会型”项目信息披露有助于降低债券发行定价,而绿色“监管型”项目信息披露将提高债券发行定价。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绿色“机会型”项目信息披露通过传递企业价值提升的积极信号降低了债券投资者要求的风险溢价,导致债券发行定价下降;绿色“监管型”项目信息披露则传递出企业违约风险增加的消极信号而导致债券投资者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进而提高债券发行定价。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机会型”和“监管型”项目信息披露对债券发行定价的影响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不同绿色创新能力以及是否属于重污染行业的企业中均存在异质性。     

环境规制与新建企业“污染避难所效应”研究

通过构建包含中央、地方政府与企业在内的三主体演化博弈模型,从多主体博弈的视角探讨行业维度新建企业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演化稳定机制,并以历年环保部出台的清洁生产标准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对相关命题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清洁生产标准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行业内企业新建概率和新建企业数量,证实了行业维度"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存在性,且中央与地方策略互动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一效应的发挥;新建企业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具有显著的污染密集型、企业效率以及所有制异质性特征,环境规制对低污染企业、低效率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污染避难所效应"更显著。未来,可以从推进工业环境治理从末端治理向过程管理转型,促进污染行业绿色转型升级;强化环境治理垂直监管,弱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不完全执行激励,保障地方环境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提高环境规制政策的行业和区域针对性,优化行业与区域资源配置效率;加快编制清洁生产规划,不断建立健全清洁生产工作机制等方面进行改进提升。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进步与中国低碳转型

严格把握环境规制政策导向，推动中国低碳转型，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深远。基于2010—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从绿色技术进步视角探究环境规制对中国低碳转型的影响，剖析环境规制对中国低碳转型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区域异质性特征。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中国低碳转型具有明显正向推动作用，绿色技术进步在环境规制推动中国低碳转型进程中发挥中介效应；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低碳转型的促进作用受环境规制强度门槛作用影响，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高，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低碳转型的推动作用明显增强。进一步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中国低碳转型的影响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特征，表现为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低碳转型具有推动作用，而对中部地区低碳转型发挥抑制作用。     

退坡政策下绿色信贷能否促进新能源车企创新

基于资源禀赋和创新补偿理论,分析绿色信贷对新能源车企创新效率的影响路径,并从技术门槛和补贴额度视角探析退坡政策对绿色信贷和创新效率关系的影响机制;以63家新能源汽车上市企业季度数据为样本,考虑产权与地区异质性,通过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绿色信贷与创新效率间的关系及退坡政策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对新能源车企创新效率具有提升作用;退坡政策下,绿色信贷对创新效率的积极影响得到加强;影响效果不受产权性质和地区差异的限制。研究为证明绿色信贷对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退坡政策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方面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推动企业实施绿色信贷、适应退坡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     

营商环境、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与发展潜力,从而推动企业绿色发展。基于企业外部制度环境的视角,采用2010～2021年省级层面营商环境指数与上市企业微观数据进行匹配,考察营商环境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使用地形起伏度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与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营商环境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会因绿色专利类别、企业产权、企业所属行业、企业所处地区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机制分析表明,营商环境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与策略性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此,各地区应着力于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降低制度性成本,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以缓解融资约束,制定绿色发展激励措施以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双碳背景下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数字经济助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同时,碳中和作为环境治理的目标被提上日程,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亟待探讨。选取2014—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环境规制的中介路径与绿色创新的调节效应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经济不同维度和碳排放强度、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之间的异质性关系。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降低碳排放强度;环境规制在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绿色创新在数字经济通过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强度的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不同绿色创新水平下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同;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产业化显著抑制碳排放强度,而产业数字化的抑制作用不显著;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正向促进作用呈“U”型变化。     

绿色信贷政策、产权异质性与企业投资效率

绿色信贷政策在发挥金融资源市场配置功能上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2007～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将2012年原银监会出台的《绿色信贷指引》作为一项外部冲击事件，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并且在国有上市公司中更显著；该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及通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长期的积极效应，并且该政策的实施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抑制作用要大于对投资不足的缓释作用，且在抑制新增投资的同时能够产生积极溢出效应，促进企业的创新绩效。     

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债务成本的影响——基于PSM-DID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07—2018年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为原始样本,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匹配出重污染企业的反事实参照组。将《绿色信贷指引》作为绿色信贷政策实施的起点,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别对全样本和匹配样本进行实证检验,探究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净影响效应,并进一步考察了产权性质不同下绿色信贷政策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效果。实证结果发现:(1)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以来,重污染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显著高于非重污染企业;(2)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受绿色信贷政策影响更明显。文章尝试运用PSM-DID方法检验政策效果,很好地解决了选择偏差和遗漏变量的问题,同时又避免了内生性问题,为绿色信贷政策的检验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客户关系变动提高了审计费用吗？

在全球供应链不断发展的形势下，稳定的供应链关系愈发重要。从审计师风险应对视角探讨客户关系变动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审计费用。实证结果表明，客户关系变动显著增加了审计费用。机制检验发现，客户关系变动使审计师加大审计投入并感知到更高的审计风险，进而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进一步探究客户关系变动的原因及其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后发现，客户自身面临财务困境时引发客户关系变动，提高了审计费用;但当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却降低了客户关系变动，从而降低审计费用。基于事务所层面和企业层面的异质性检验还发现，客户关系变动与审计费用的正向关系主要体现在高资质事务所、客户集中度较高和治理水平低的企业中。研究结论为探讨客户关系变动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证据和视角，对当下中国如何进行供应链风险管理具有启示意义。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促进了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吗？

以我国2014年实施的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简称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为准自然实验,深入考察审计试点实施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以及企业异质性和治理机制在其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显著提升了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水平,且该正向效应在国有企业、资源型和重污染型企业以及内部治理机制欠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有助于提升其长期绩效和价值。研究结论揭示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在环境治理中的积极效用,有助于丰富和拓展审计服务于国家治理等领域的交叉研究。     

企业ESG表现会影响审计意见吗?

ESG水平已成为新时期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之一,但是有关ESG表现的信息价值特征依然有待理论探索。据此,基于重要的信息中介,探索审计师如何依据企业ESG表现出具审计意见。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越好,审计师越倾向于发表标准审计意见。作用机制表明,ESG表现较好的公司经营风险和重大错报风险较低,审计师更可能出具标准审计意见。异质性检验显示,在环境规制力度较强的地区、内部控制质量较差、分析师关注较少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企业中,ESG表现对标准审计意见的正向影响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ESG表现越好,审计投入越少,审计师收取的审计费用越低。结论为ESG的财务信息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     

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治理效应：来自绿色创新的证据

在当前国家持续推进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构建和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大背景下，亲清政商关系是否能够发挥绿色治理效应从而促进企业绿色转型？这一问题尚待深究且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以2016～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10129个年度观察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城市的亲清政商关系水平越高，企业的绿色创新数量和质量越高，即亲清政商关系对企业绿色创新发挥了“增量提质”效应。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亲清政商关系通过强化高管环保意识和创新意识、增加政府补助和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的动机和能力，具有“意识效应”和“资源效应”。进一步，本文发现亲近和清白的政商关系均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且亲近政商关系的绿色创新效应更强。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亲清政商关系的绿色创新效应在地方政府环境注意力高和经济注意力低的地区、媒体关注度高的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行业中表现得更强。最后，绿色创新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绩效和财务绩效。总之，本文丰富了亲清政商关系微观经济后果和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等领域的研究文献，能够为我国“十四五”时期持续提高亲清...     

我国绿色信贷与绿色创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大量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表现，有利于企业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绿色转型。绿色信贷支持企业绿色创新，短期内即可创造显著的社会效益，并且从长期来看，也具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和发展空间。首先分析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并分别阐述我国绿色信贷和绿色创新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最后提出发挥绿色信贷对企业绿色创新作用的相关建议。     

环境规制与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

本文选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中的绿色产品创新为研究对象,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和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存在非线性影响。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挤出效应,而环境规制在适度区间内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且这种效应不会因为加入政府创新补贴而发生改变。因此,应在适度的环境规制区间内,优化政府补贴的方式,多采用其他方式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给予支持而非提供直接性资金补贴,从而加快企业绿色产品创新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