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金融化改变劳动收入份额了吗？

企业作为初次分配的微观主体,其经营决策直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因此企业金融化行为或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利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7-2021年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企业金融化对于劳动收入份额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该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属性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对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果不同。通过嵌入市场化程度和管理者能力的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市场化程度发挥了抑制调节效应,即削弱了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而管理者能力则发挥了催化调节效应,即强化了企业金融化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此,应全面、客观地认识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根据非金融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实际情况,引导企业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实现高质量发展。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基于融资约束视角

随着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推进,将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采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基于文本分析方法衡量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促进作用在高内部治理水平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中小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以劳动收入份额作为衡量企业收入分配的指标,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作用在非国企、服务业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产生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市场垄断效应以及内部控制强化效应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可见,企业数字化转型难以兼顾“效率”与“公平”,需优化再分配机制,避免因经济绩效的改善而导致收入分配恶化。     

集团共同审计能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吗？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企业集团的内部要素配置效率一直是理论与实务界的重要议题。基于外部信息治理视角,本文探析了共同审计对集团劳动要素分配的提升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集团上市公司共用会计师事务所能够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且在资本—劳动替代弹性更小、多元化程度更高以及共用会计师事务所为“四大”时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集团共同审计能够改善公司治理、优化投资效率并促进劳动力升级,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员工而非高管层面。本研究拓展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微观影响因素及共同审计师的“外溢效应”,以期为提升集团效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参考。     

融资约束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吗?——基于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考察了融资约束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首先基于文献提出了一个假说,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通过信贷获得流动资本的能力受到限制,它们倾向于减少劳动雇用或降低工资水平,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面影响。通过对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企业数据进行系统GMM估计和稳健性分析,我们找到了这一命题的支持性证据:私人企业的负债资产比(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负相关,而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则没有类似的结论。出现这一差异的关键原因是,在中国,只有私人企业面临着融资约束的困扰。     

政府间专项转移支付、劳动收入份额与共同富裕

作为再分配调节机制的主要手段之一,政府间转移支付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笔者利用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地市财政转移支付数据,系统性考察了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实证分析指出,专项转移支付占GDP之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平均下降0.747个百分点,政府转移支付规模扩大显著阻碍了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并且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中均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进一步得出,一方面,转移支付显著提高了资本要素的回报率,因此使得企业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更偏向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另一方面,转移支付也进一步削弱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最后,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发展当地消费服务业能够有效缓解这一影响。     

去杠杆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吗?

2016年,中国去杠杆政策实施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同时期发生,是巧合或是必然?造成劳动者福利损失了吗?本文将2016年去杠杆政策作为一次自然试验,基于2012—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去杠杆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去杠杆政策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检验表明,去杠杆产生的融资约束和偿债压力并没有带来企业降薪或裁员行为,相反,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更多表现在企业经营成本与财务成本降低、投资效率提高等方面,没有出现“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该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坏杠杆企业和过度投资企业中更加明显,一定程度抑制了资本过度投入和无序扩张的问题。本文研究为2016年以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再次下降的现象提供了微观解释,为明确我国去杠杆政策的积极意义提供了经验证据。     

客户集中度能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吗

客户是企业经济利益的主要来源,对企业的经济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企业内部资源配置视角,探究了客户集中度对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以2007-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研究表明,客户集中度主要通过抑制创新需求、增加债务融资成本以及提高真实盈余管理削弱了资源在劳动要素中的分配。进一步研究发现,客户对于企业劳动资源的侵占效应主要体现在员工层面,且当企业资本—劳动替代弹性越小、产品独特性越强以及企业经营效率越低时,客户集中度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越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一方面补充了客户集中度的经济后果及劳动收入份额的微观影响因素,另一方面也为提升企业效率,调整客户结构提供了一定参考。     

企业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本文从企业金融化的角度解释了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虽然基准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能够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但基于欧拉方程分解和中介变量法的验证发现,企业金融化一方面对工资水平产生正向溢出并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即表现出“盈利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企业金融化却会抑制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客观上造成劳动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上升进而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即表现出“技术抑制”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获益幅度小于普通员工(私营企业中更明显),说明经典的“委托-代理”框架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与此同时,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和金融市场收益率具有强相关性,表明企业金融化的动力来自金融市场的收益激励。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企业金融化是企业在金融市场超额收益时期的“理性选择”,伴随金融市场回归并运行在合理区间,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持续损害,借助趋利性的企业金融化来获得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无异于“饮鸩止渴”。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提供有益参考。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考察

本文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劳动收入份额视角,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是其主要作用机制;政策实施后,试点企业相应增加了员工雇佣人数并提高了平均薪酬;此外,政策效应对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为进一步释放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红利,建议扩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适用范围,提升政策覆盖面;进一步降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门槛;试行分类管理,进一步优化退税流程,更大程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分阶段推行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负面清单制度对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该制度通过优化企业要素组成和提高劳动要素分配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以及处于进入壁垒较低、营商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效应更为明显,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最终还有助于改善企业经营绩效和投资效率。本文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视角验证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政策效应,为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税制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研究

通常认为,劳动收入份额过低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而我国的税收制度及其结构是否有效影响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呢?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现行税制结构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的影响。其中,货劳税不利于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所得税中的个人所得税会降低劳动收入的份额,而企业所得税对其有正向影响;财产税和其他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有正向的影响。为此,我国需要优化货劳税制度,进一步降低货劳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比重;改革所得税制度,加快推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财产税制度和其他税收制度,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进而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测算与趋势分析

针对当前诸多学者关注的中国收入份额下降的问题,本文在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对数分解的基础上,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了测算。研究认为:当前我国收入劳动份额大约在0.5左右,从横向上比较,这一数值与发达国家的确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使用状态空间变量模型对1991-2010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进行估算发现,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呈现出一种倒"U"型形状,说明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波动性更符合"库兹涅茨事实"而不支持"卡尔多"事实,这与大多数学者结论基本一致。从趋势上看,我们认为现阶段我国已经过了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时间段,未来劳动收入份额可能还会继续下跌,劳动在产出中贡献有可能继续降低。     

教育人力资本、健康人力资本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实证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1997~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以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我国教育人力资本以及健康人力资本的存量和投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作用及地区差异。研究表明,人力资本存量和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显著。     

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劳动收入份额北大核心

利用2006-2019年沪深A股数据,本文考察了会计信息可比性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增强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表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有助于员工更好地分享企业的发展成果。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1)降低资本成本及增大自主研发强度是会计信息可比性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两大作用路径;(2)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增强主要提高了普通雇员的劳动收入份额,对高管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不显著;(3)会计信息可比性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一定异质性,当企业自身融资约束程度较高、信息透明度较低,或可比公司的会计盈余质量较强时,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正相关关系更强;(4)会计信息可比性通过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了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     

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基于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沪深港通交易机制开通,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期DID方法研究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资本市场开放会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更换变量衡量方式、更换样本选择区间以及PSM-DID等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制造业企业以及受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原因的研究述评

近年来,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不仅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公平,而且还制约着消费水平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基于此,本文主要从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与收入分配、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和矫正劳动收入占比的政策建议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综合性的述评,并从两个方面提出了今后研究的重点。     

企业并购的融资决策分析

合理而有效地筹措并购所需资金是企业并购成功的重要保证.本文分析了影响并购企业融资决策的有关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对融资的选择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结构调整抑或财政效应?

本文利用1993～2006年中国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对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财政收支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间接而持续的双重挤压作用;而整体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不具有显著的作用。这证实包含政府部门的内生增长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受到财政收入和支出行为的间接负面影响,财政收入的资本依赖和扩张性支出的资本偏向有利于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扩张产出规模,同时提高了资本的产出效率和回报份额,间接地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     

我国企业并购成本浅析

并购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的有效途径。企业在并购中要对并购所带来的成本和效益进行权衡,否则有可能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本文分析了我国企业并购在成本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