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贫困陷阱"与中国的经济发展

据中国1952—2005年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贫困陷阱",且外资在推动中国走出这一陷阱并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放宽索罗模型中人均资本边际产量递减这一假设条件,提出在存在人均资本边际产量递增阶段时可能出现人均资本的积累不足以抵消人口增长因素和折旧因素对它的稀释作用,从而导致经济系统内部人均资本无法自行增长,使经济陷入"贫困陷阱",而外资作为一种外来力量则可以有效地将该国经济推出这一陷阱。     

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功效和区域贫困化问题研究——基于中国1038个县（县级市）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2005年中国1038个县(县级市)统计数据,通过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模型进行了邹至庄检验。发现:影响县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固定资产投资,同时模型的结构是不稳定的,结构变化的拐点在人均GDP为11617元。也是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财政支出在经济水平较低的县,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不显著的。贫困陷阱地区的经济起飞存在一个明显的阈值,政府的财政推力只有超过这个阈值,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注入与漏出：典型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循环与增长——兼论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

西方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显然没有像指导发达国家那样成功,中等收入国家普遍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典型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腾飞阶段依靠外部注入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但由于未能培育出具备自生能力的国民企业体系和成熟的本土资本市场,其经济体构造先天性存在缺陷,进而使其国民经济循环存在三种经济漏出,即国际漏出、政府漏出和寡头（分利集团）漏出,而无论是外部注入和还是内部注入的作用都被这三种经济漏出抵消了,并导致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所提供的促进经济增长政策失效。堵塞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循环漏洞的关键是培育健康的国民企业和建设维护本土资本市场,进而构造健全的经济体。从长远角度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协调发展,流体力学和国民经济循环的“注入—漏出”机制也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公共资本对私人部门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29个省(市、区)1997年～201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就公共资本对私人部门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空间面板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即使考虑到邻近地区经济增长的外溢性,中国公共资本对私人部门的经济增长仍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果证实了中国公共资本对私人经济的“挤入效应”,也说明中国经济不存在“国进民退”问题.     

资本效率对我国财政政策选择影响分析

财政投资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后发优势作用下,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是不可分的,我国经济目前仍处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增并且大于劳动的边际收益阶段,财政投资对资本的投入应继续增加。为推动经济加快过渡到依靠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阶段,财政对资本的投入应集中于具有较强外部性的研发投资,提高对研发主体的投入,优化研发主体的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尽早进入到主要依靠技术进步的发展轨道上来。由于资本深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财政投资适当向劳动密集型行业倾斜,在经济效率和分配公平之间适当折中。     

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配置效率的实证分析

本在对经济增长中资本要素作用有关研究成果总结和批判的基础上，通过建立资本配置效率测算的计量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中国资本配置制度安排上的缺陷使资本配置效率低下。为了使中国资本配置合理化，必须创新和完善制度安排，使资本配置制度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     

税收超GDP增长的主导因素：征管效率还是存量资产？

针对中国长期持续的税收超GDP增长的原因,现有研究大多局限在税收和GDP的范畴之内,认为主要是经济因素和征管因素导致了中国的税收超GDP增长,忽视了存量资产的作用,也造成了征管因素贡献率被高估。基于资产因素和征管因素之间的混淆效应,利用对比检验和渠道识别检验验证近年来资产因素对中国税收超GDP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由于税收征管效率边际递减,征管因素对税收超GDP增长的贡献逐渐趋弱,资产因素开始在税收超GDP增长中占主导地位,即高位运行的资本形成率和资产交易率是近年来中国税收超GDP增长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税收超幅增长还将持续一段时期,国际经验数据也证明“存量资产论”具有普适性。     

论技术进步、资本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

通过分析改革开放 2 0年来中国经济的技术进步状况和资本生产率的变化趋势 ,发现中国经济的累积技术水平呈现强劲的增长势头 ,资本边际生产率虽然出现递减的趋势 ,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因此 ,中国经济增长并未表现出不可持续的特征 ,仍存在动态改进的机制。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兼论经济增长贫困陷阱

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不足会损害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使经济停滞不前,陷入"贫困陷阱".中国1978-2007年人力资本积累与物质资本的积累差别很大,相对于物质资本积累的迅速增长,中国人力资本积累严重不足,人力资本存量与物资资本存量的比率连年下降,这必然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必须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来提高人力资本积累,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中国省级包容性财富指数估算：2010—2020

采用教育成本法、永续盘存法、预期收益折算法等方法对2010—2020年历年分省份的人力资本、生产性资本、生产性自然资本和非生产性自然资本进行量化估算，测算并分析包容性财富及其结构。通过对包容性财富的分析发现：2010—2020年全国和各省份包容性财富和人均包容性财富都实现了增长，但各省份发展不均衡，各省份包容性财富和人均包容性财富差距仍比较大，且包容性财富差距仍在持续扩大，但人均包容性财富的差距却在缩小。通过包容性财富指数与国内生产总值比较分析发现：包容性财富和国内生产总值两个指标在计算总量和人均量上的排名相差不大，但在增长率方面存在很大差别。此外，国内生产总值对资源型国家或省份的财富统计存在一定的局限，而包容性财富指数可以从一个全新维度和视角来分析经济社会的发展演变，是国民账户核算体系经济分析的又一重要指标。通过对包容性财富结构分析发现：中国包容性财富结构中自然资本占比持续下降，人力资本和生产性资本已开始成为中国财富增长的主要力量，中国的经济增长已完成依靠自然资本发展的阶段，处于由依靠生产性资本向依靠人力资本转型的重要阶段，预计2027年人力资本占比将超过生产性资本占比。     

新疆经济增长中的金融因素分析

不同经济增长阶段资本积累和资本边际效益所起作用大小不同。文章在数理分析基础上得出金融发展通过增加资本积累和提高资本边际效益来推动经济增长的结论,用新疆有关数据对结论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基础上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新疆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金融发展必须与新疆经济特点相适应,应该重视更高投资效率而不是更大投资量。     

中国农业科研投资区域优化配置研究

中国农业科研投资有效的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和贫困减少,但中国的农业经济发展和贫困人口以及农业科研投资都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本文把中国分为八个农业生态区域,利用1990—200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比较了不同区域的农业科研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数学规划方法,研究了如何优化配置区域间的农业科研投资,从而更好的实现农业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目标。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科研投资的边际经济收益和边际减贫效果都较为显著,但区域间相差悬殊;优化农业科研投资区域分配可以较大幅度的提高农业经济增长率和减少贫困人口,但农业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目标之间有些冲突,需要综合权衡两个目标分配各个区域的农业科研投资。     

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本占用———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生态足迹分析

文章以生态足迹（ＥＦ）作为自然资本的测度,采用中国平均单位产量法测算并分析了中国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 ３０个省（市、区）的 ＥＦ值及其构成,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本占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在整个研究期内,中国各省份 ＥＦ持续增长,自然资本占用总体表现为资源消耗型向环境污染型转变的特征,自然资本效益趋于恶化;中国及东部地区存在“倒 Ｕ型”的自然资本库兹涅茨曲线（ＮＫＣ）,西部地区存在“正 Ｕ型”的 ＮＫＣ,中部地区不存在 ＮＫＣ,东部地区将比中西部地区更早达到 ＮＫＣ拐点。     

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本占用———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生态足迹分析

文章以生态足迹（ＥＦ）作为自然资本的测度,采用中国平均单位产量法测算并分析了中国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３０个省（市、区）的ＥＦ值及其构成,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本占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在整个研究期内,中国各省份ＥＦ持续增长,自然资本占用总体表现为资源消耗型向环境污染型转变的特征,自然资本效益趋于恶化;中国及东部地区存在“倒Ｕ型”的自然资本库兹涅茨曲线（ＮＫＣ）,西部地区存在“正Ｕ型”的ＮＫＣ,中部地区不存在ＮＫＣ,东部地区将比中西部地区更早达到ＮＫＣ拐点。     

资本深化、经济增长与中国区域经济差异

本文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纳入空间经济学分析框架,通过资本深化和经济一体化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形成机制.研究结论表明:人均资本深化源于资本创造;资本不能在区际自由流动时,贸易自由度逐渐提高不仅导致核心—边缘结构,而且区际人均实际收入差异将持续存在;资本可以在区际自由流动时,在任何贸易成本下都可能发生集聚,提高社会福利水平;降低贸易自由度不是经济一体化的全部,逐渐消除生产要素流动障碍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一体化.     

经济增长的引擎：从唯物质资本到泛资本范畴

准确把握经济增长理论的三个阶段即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可以有两个维度。第一,理解要素边际报酬不变、递减到递增的演进趋势。第二,理解对经济增长引擎的不同解释,即从唯物质资本、外生技术到包含知识在内的泛资本范畴的变化。经济增长理论的这种演化也是对马克思关于人是生产中最能动要素的复归和发展。     

家庭资本与社会阶层——基于CGSS2017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二代现象” “阶层固化”等社会现象的热议,家庭资本是否影响个体社会阶层的获得引起人们思考。本研究基于CGSS2017调查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从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三个方面考察其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经济资本对社会高阶层获得有显著促进作用;家庭文化资本中,母亲教育程度对子代社会阶层获得有积极作用,但随时间推移这一作用的显著性消失;家庭社会资本中,母亲的职务级别对于子代社会阶层获得具有积极作用,这一作用同样随时间推移不再具有显著性。     

企业成长过程中的文化资本研究

在当前知识经济繁荣发展的时代,以文化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正以一种主导范式的身份呈现。文化嵌入经济增长和企业的经营管理当中不仅是作为一种整合与制约的变量存在,而且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企业成长的一种资本。文化作为一种"生产性的资本"在促进企业成长过程中逐渐演化成三种不同的类型,即企业家个体性文化资本、组织性文化资本以及非家族社会性文化资本,这三种文化资本分别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     

培育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称的中国资本市场

中国的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增长背道而驰.培育和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建立与GDP相称的国际第二大资本市场,恢复资本市场正向“晴雨表”功能,不仅可以化解资本市场的消极影响,而且可以解决中国经济面临全球经济滞胀和出口增速下跌、房地产调控力度加大、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以及通胀压力持续等问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和抗通货膨胀能力,以消费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人民币国际化.这需要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将西方经济学和西方证券市场制度中国化,加强政府规制,以制度变革振兴中国资本市场.     

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CEPII-BACI-HS1992微观贸易数据库并运用修正的H-K分解方法,对1995年～2015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考察.结果表明:无论是从“一带一路”地区整体还是分产品、区域、国家来看,考察期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增长均主要依靠集约边际的带动实现.产品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扩展边际绝对水平基本处于高位且增幅非常有限;区域层面,除东南亚地区外,中国与其他子区域的出口扩展边际均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国家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出口二元边际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对半数国家的出口增长仍来自集约边际的带动.经济规模、固定贸易成本、可变贸易成本、多边阻力和生产率等是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出口二元边际的重要因素.我国应改变现行高度依赖集约边际带动的贸易发展模式,进一步提升扩展边际在出口增长中的贡献率,推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出口贸易的持续、健康和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