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贸易中间商发展的目标模式和培育政策

我国正处于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大力发展和培育贸易中间商有利于我国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优化,在低技术产品、中高技术产品和大宗商品等不同领域,应培育不同类型的贸易中间商,并制定差异化、针对性的培育政策。     

网络时代中间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首先从市场特征、产品特性、营销技术、营销控制、财务管理等方面论述了中间商存在的必然性,其次,说明了网络时代中间商不仅能完成传统商务中间商所有的功能,而且能大大提高交易效率,第三,阐述了中间商在信息流的沟通、产品促销、技术安全等方面面临的挑战,最后,就网络时代传统中间商如何进行自身完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网络时代传统中间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首先从市场特征,产品特性,营销技术,营销控制,财务管理等方面论述了中间商存在的必然性,其次,说明了网络时代中间商不仅能完成商务中间商所有的功能,而且能大大提高交易效率,第三,阐述了中间商在信息流的沟通,产品促销,技术安全等方面面临的挑战,最后,就网络时代传统中间商如何进行自身完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垄断厂商与中间商的分销价格博弈

完全信息条件下,在各自领域处于垄断地位的厂商和中间商就分销价格和促销费用博弈时会达到多个纳什均衡,即"高分销价格,低促销费用"或"低分销价格,高促销费用"。若从分销价格和促销费用服从连续分布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博弈双方会取得惟一的纳什均衡解。这一结果尽管是在假设条件下的静态均衡,但却同受到各种条件制约的现实博弈结果相类似。     

农民问题新说:“理性农民假说”与农民“命根子”真说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笔者认为,无论在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从理性农民假说和现代产权理论的观点看,这种说法都是不科学的。收入才是现代农民的“命根子”。因此,破解“三农”,我们必须冲破传统土地束缚,跳出土地,增加农民收入。     

古巴1990年以后的经济改革与新农民化

20世纪90年代早期，经济改革推动了古巴的社会变革，古巴进入了社会变革的新时期。社会变革的一些方面与传统的结构调整相似，而其他方面则与之有所不同。农业方面，国营农场被改造成为各种合作社，进一步细分了合作社的生产力，解放了农产品市场，以及把土地分割给小佃农。通过采访决策者和合作社的领导，并对古巴西部和东部进行调查，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的古巴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出现了“新农民化”现象；二是这两个地区的收入差距即使没有扩大，也依旧存在。然而，即使是在最贫穷的地区，小农户的收入还是比雇佣工人的平均收入要高一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是高出许多。总的来说，古巴的经济危机迫使古巴的农业政策朝着巩固小农户地位的方向调整。     

“公司＋农户”—引导农民走向市场的有效途径

在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如何尽快使广大农民的分散经营与国内外大市场连接起来,仍是当前亟需研究的重大课题。“公司+农户”的提出,为解决这个问题找到了一个有效的途径。近几年来,在建阳地委行署的引导下建阳市在全市范围内推行了“公司+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实践证明,这种经营方式能有效地引导农民走向市场,加快农民致富进程,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     

进镇农民:从边缘群体走向阶层化

通过对进镇落户农民与未落户农民问卷调查的比较分析,提出进镇农民内部业已发生结构分化和异质化,其中落户农民则开始走向阶层化。但落户农民要真正纳入到城镇居民的分层体系之中,仍然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     

政府主导型与农民自主型城市化模式比较

城市化是兼具生产功能与分配功能的统一体。当前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过度重视城市的生产功能与财富扩张,而排斥了农民的主动参与和对城市化成果的分享;农民自主的城市化则是农民主动参与城市化并分享其成果的一种尝试。对于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应强化其利益分享机制,而对于农民自主的城市化则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歧视。两种城市化模式的公平竞争,有助于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公司＋农户”流通模式的创新思路

加快农产品流通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农产品流通是包括市场体系、组织体系、管理制度、产权制度、技术手段等内容的一个系统工程。对于我国小规模生产、大规模市场需求的国情，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把农民的小规模生产组织起来进入市场，是加快农产品流通的根本问题。     

农业强国视角下“农民”向“职业农民”的角色转变与路径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农业长期向好发展为我国建设农业强国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但劳均产量和劳均产值相对较低导致我国农业在国际上缺乏竞争力。在跻身农业强国行列之前,仍需继续缩减农业劳动力数量、提升农业劳动力质量。从“农民”到“职业农民”的转变是我国建设农业强国和提高农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然而,面临城乡间户籍壁垒及隐性门槛、农民难以从乡土社会中剥离、职业农民发展环境尚不成熟、职业农民培育和保障体系不健全等障碍,未来还需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完善权益保障机制、创造优良成长环境和健全培育保障机制等方面继续着力。     

农民增收视角下的中国“三农”发展系统建设

"三农"发展中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重要制约因素。农民增收是"三农"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在科学发展观的和谐境域中,系统性、统筹性、协调可持续地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建设以农民增收为突破口,以农业发展机制、农村稳定机制和农民增收机制三位一体为核心要素的中国"三农"发展系统,从而实现农业增长、农村稳定、农民增收的中国"三农"发展系统诉求。     

“三位一体化”的产权交易模式研究

研究发现,协议转让、招投标和拍卖三种主要转让方式在我国国有产权交易实践中不是独立的、相互排斥的。相反,它们结合成具有前后继起性的“三位一体化”交易模式：三种转让本质上是一个交易的三个环节,具体推进到哪一步取决于交易的竞争程度。本文从产权供求双方的现实约束及相应的行为假定对该模式及其运作机理、特点作了解释,发现它是一个有效的交易模式,在此基础上,对由该模式下的非“价高者得”原则所推出的“国有资产流失论”进行分析,最后提出该模式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农民利益保护视角下的“农民上楼”现象解析

该文从简述"农民上楼"发展现状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入手,分析了"农民上楼"运动可能给农民带来的伤害,并从明晰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切实保护农民利益、推进"挂钩"政策健康运行的要件建设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结论认为"挂钩"政策本身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操作过程中的利益协调问题,尤其是农民利益的保护问题值得关注。在中央政府日益重视农民利益保护的背景下,"挂钩"政策试点要减少数量,放缓批准节奏,尽快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澳大利亚教育“去管制化”与“教育公共化”运动

本篇主旨为探讨澳大利亚的教育变革是在去管制化趋势下,朝向偏重资源运用的效率、市场竞争导向和消费者利益为考虑的变革,对教育本身产生价值冲击。去管制化政策保障新市场的运行,扩大既成市场利润,导致教育资源的垄断和财团化。这也意味着财团的权力扩大,社会冲突增加,公民权力受到限缩与压制。其结果）中击到澳大利亚人民一百多年来所建立的平等主义、进步主义和多元文化等人文社会价值,以及这些价值所体现的不分阶级、性别、种族和国籍的社会内容与教育哲学。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管理主义导向,这些传统价值逐渐流失。于是,澳大利亚教育工会和公共大学协会等公民组织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危害,他们经由倡议、论辩与活动,提出不同的观点与行动策略。本文旨在探讨澳大利亚公民社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如何对新自由主义去管制化政策进行批判,如何重新组织教育,如何经由论辫提出建设性的方案。     

“入世”与中国农民观念的转变

随着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协议的签署中国入世的步子越来越快了，各行业如何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占领市场一席之地是个严峻的课题，尤其是农业一这个还没有完全从自然经济中解脱出来的传统产业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在中美双边协议中，有这样的内容：对美农产品税项5年内减至15．4％－15％；开放农产品市场，对小麦、玉米、棉花实施‘’关税比例配额制”以开放市场；逐渐撤销由国家控制的豆油贸易。无疑，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产品市场开放及贸易的自由化，将使进口农产品在价格、质量和品种上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中国的农产品市场有被…     

“金融化悖论”:资本积累模式的变化及其后果

积累悖论在解释当今金融垄断资本时代一方面实体资本积累下滑,另一方面金融垄断资本超常规增长等现象显得力不从心。在金融垄断资本时代,资本积累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金融化积累模式成为资本积累的主导模式,金融化积累模式导致了金融化悖论。防止货币资本、虚拟资本形成过度是克服金融化困境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