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经济增长与劳动就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一般认为，经济增长能带动就业增长，就业增长反过来也能促进经济增长，而我国的统计数据则显示两者存在着明显的非一致性。通过对不同指标进行比较和实证研究，在分析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不一致性的原因基础上，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我国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表现出非一致性。在经济总量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就业形势却越来越严峻。在对我国1978年至2006年各项经济指标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运用Eviews5．0软件,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结论显示：我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促进效应并不明显,而就业人数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应调整产业结构,强化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机制,继续发展第三产业,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要大力发展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有效促进下岗再就业观念的转变,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实现就业与经济增长长期稳定的协调发展。     

劳动就业与经济增长问题刍议

本文就劳动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问题做了简要的分析,并提出了社会、企业、个人都应转变就业观念,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是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重要条件,而经济增长是解决就业的根本途径.     

关于就业和经济增长非一致性的思考

就业和经济增长一般是正相关的，而在我国却出现了悖论。通常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对就业的贡献是有限的。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就业结构不对称，隐性失业显形化都使我国的就业面临巨大的压力。如何缓解就业压力，实现高增长和高就业并存的局面，从根本上来说，仍然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采取更为积极的促进就业政策。     

工业与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增长优先”

陕西学者薛继亮、李录堂在2010年6期《南京社会科学》上发表《我国就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检验》一文,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     

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就业效应及税收政策选择

就业政策应该是最为优先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经济增长是实现有效就业的最重要途径，税收政策又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当前更要重视运用积极税收政策来刺激投资和消费，充分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的量化分析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未能促进高就业，这导致经济发展与就业和再就业的不协调发展等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因此，我国必须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积极引导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就业率的提高和就业弹性的不断攀升，扩大就业容量，促进三次产业的平衡与协调发展。     

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及其区域差异——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2000~2012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据样本,构建城镇化及其与就业、收入差距、投资、贸易等因素的交互项共同影响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模型,据此实证分析了中国及各地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城镇化成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从作用机理看,城镇化主要通过增加非农就业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外贸依存度的提高则抑制了经济增长。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呈现从东部到西部依次提高的梯度分布,东部地区的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突出。     

渐进改革中的中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作为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目标，是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发展的两个重要基石。通过回顾中国20年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得出的结论是：尽管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由于收入分配不公所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也在加剧。结合西方发展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从中国国情出发，批判了“增长主流论”的观点。并认为实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动态协调发展，在用财税手段对收入分配差距进行调整的同时，也必须对权力机构、垄断、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以寻求标本兼治之策。     

基于就业的经济适度增长探讨

我国经济增长对城乡总体就业增长的拉动作用是明显的,但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变动趋势并不一致。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以适度的经济增长实现就业的稳定与增长显得尤为重要。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周期变化特征,目前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为9．6％,有效促进就业增长的经济适度增长区间应为8．2％－11％。     

论社会分工水平对就业规模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举世公认的高速增长,但与之相悖的是我国的就业形势长期严峻,在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似乎呈现出某种非一致性关系。本文以马克思的社会分工制度理论为指导,首先回顾近年来就业问题研究的相关文献,然后,借鉴新兴古典经济学失业与分工关系的理论成果,运用数理分析和实证分析方法,论证就业与社会分工深化和社会分工广化的相关关系,着力揭示“中国就业之谜”的症结所在,得出了相关结论。在此基础上,运用全国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作进一步实证分析,证明了相关论断。     

中国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研究——"奥肯定律"在中国的验证

本文选用中国54年跨度(1952～2005)的样本数据,采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检验.其结论是:长期趋势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并未带来名义就业率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长不是名义就业率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即"奥肯定律"在中国出现悖论.因此,中国实现适度经济增长,体现科学发展观目标的关键在于提高就业质量和增加有效就业数量.     

基于就业结构演进视角的重庆经济增长研究

随着重庆市经济的发展,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优化,但是就业结构的变动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动,其非均衡性特征明显.重庆市第一产业就业人口的增加,不但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反而会导致经济的衰退;第二产业就业人口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作用;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显著.各级政府必须引起重视,在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和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加大就业与再就业的工作力度.     

旅游经济增长与旅游就业关系研究——以湘鄂渝黔边区为例

本文使用弹性和协整分析方法,研究了湘鄂渝黔边区旅游经济增长与旅游就业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边区旅游经济每增加1个百分点,能拉动边区旅游就业约0．52个百分点的增长,且存在从边区旅游经济增长到旅游就业之间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边区旅游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系数表明,旅游经济增长与旅游就业增长之间存在非一致性。提出从旅游经济总量增长,旅游产业结构调整,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旅游产业人力资本等角度。大力发展旅游产业,提高旅游就业率。     

经济增速减缓与大学生就业路径选择

近期欧美经济的衰退使我国经济增速减缓,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大学生应在国家就业政策指导下,从自身实际出发,做好充分的心理、技能准备,选好适当的就业路径。既要适应社会需求,提高职业技能,还要积极进取,努力自主创业,增加就业机会。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外贸和就业的冲击及纾困举措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外贸和就业产生何种冲击?本文认为,此次疫情已给我国外贸和就业以及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带来严重不利的冲击,需要保持中国出口增长,以支撑进口和就业增长,平稳产业链。此次疫情下我国的内外部经贸环境更加严峻,与2003年“非典”时有着很大的不同。稳就业是当务之急,而稳外贸、稳外资是稳就业的关键支撑力。此次疫情加剧了我国巨量高校毕业生叠加农村城镇化大量人口的就业压力。纾困举措:(1)稳定出口市场维护全球供应链,发挥市场机制的有效配置作用;(2)遏制住疫情,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对企业减税降费、增加市场流动性,降低成本和扩大消费;(3)帮助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提升营商环境,通过稳外贸和稳外资提升就业;(4)大力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公共产品服务来支持企业开拓市场;(5)教育部可根据高校实际招生能级,授权其适度增加研究生招生比重来缓解毕业生集中就业压力。     

经济增长与就业结构的变迁——对建国以来(1952～2004)中国GDP增长率与就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

对建国后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结构变迁的分析表明:以城乡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二元经济结构、巨大的人口基数以及制度设计的缺陷,是中国就业结构落后的原因。提高中国就业结构水平可以从“治标”及“治本”两方面入手。     

转型期奥肯定律的变异及我国治理失业的思考

奥肯定律是西方经济学中描述失业率和经济增长之间反向变动关系的定理。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人口大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瞩目的经济增长成就。然而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却伴随着失业率逐步上升，经济的增长并未带来就业的持续增加，二者呈现出非对称性，转型期的中国奥肯定律出现变异。基于此，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面临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矛盾同时并存的压力，对失业的治理和缓解突显。试图对目前失业状况的分析寻求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试论就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兼论促进就业的对策措施

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就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经济复苏和增长对就业有拉动作用,但未必会带来就业增长。由于就业增加必然增加居民收入和促进消费需求,因而可以通过促进就业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以保证经济可持续性发展。促进就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过程,不仅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上要坚持就业优先的原则,而且要形成全社会促进就业政策落实的合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