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冲突及模式选择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保障人权、实现程序正义、维护宪法权威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基本价值,在建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除应注重其基本价值外,更应该认识到其价值冲突,以便根据本国情况决定排除模式的选择.本文试从以上角度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理性的价值分析,从而为我国设置兼顾各种价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模式选择.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博弈

非法取得的证据,能否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提出,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是刑事诉讼中最易发生价值冲突的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采取与否,采取的程度如何是证据法学的关键问题之一,也是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间发生价值衡量时的重要体,因此,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选择进行分析博弈研究。     

中国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初探

笔者试图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需要,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国情及结合我国现有的侦查能力和侦查手段,从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设置、刑事非法证据的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及建立相应的司法救济机制出发,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裁判程序的构建

我国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震惊全国的冤假错案,多与刑讯逼供和相关的非法取证有关,通过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加以解决已经达成共识。我国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对非法证据排除已经有了一些相关的规定,但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裁判程序的缺失,不能达到排除非法证据的目的。本文通过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裁判程序缺失的现状和原因进行分析,提出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裁判程序的一些想法和建议。     

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批复》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促进了法律正义理念的树立，体现了我国开始强调程序公正的立法趋势，但是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只有综合考量整个诉讼机制，制定出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才能切实解决各种现实问题。     

税务行政程序证据规则研究

税务行政程序不应建立严格证据排除规则,以侵权或违背程序正义方式取得的非法证据应当排除。税务行政程序证明责任主要由税务机关承担,税务机关依职权调查案件事实和收集证据。行政相对人承担部分证明责任,有提供证据的权利和责任。税务行政程序应采用职能分离规则和案卷排他性原则。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评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其所体现的程序正义性价值已经得到各国的普遍认可。我国就这一规则虽然已经有了基本规定,但其在司法实践中却并未得到规范适用。本文试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与司法现状进行评析,指出其不足之处,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提供理论参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我见——兼论检察机关的适用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司法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近年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讨论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尽管我国目前已经初步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从实践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真正完善与实现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本文在阐明非法证据及规则概念、特点的基础上,从检察机关的角度阐述该规则的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注意的问题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已经初步确认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雏形,但是由于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缺乏全面的研究,也没有设立相应的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操作程序,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浅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应如何排除是刑事诉讼领域中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分析了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规则需要正视的现状和问题，进而探讨了在我国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确保的措施。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借鉴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20世纪初在美国产生后,迅速被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和联合机构所采纳。然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理论界却备受争议。批评者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后果是放纵了一些犯罪的人,这些犯罪的人因为警察的的错误逃避了处罚,从而逍遥法外。更多的人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持赞誉的态度,这一规则对于保护人权,维护法律的权威、阻止警察的违法行为,发扬执法道德有着积极的意义。本文试从非法证据的概念和排除规则入手,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在构建中的矛盾对立及其对我国刑事诉讼的借鉴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状况的实证研究——以557份律师调查问卷为样本

以557份律师调查问卷为样本,本文展示了2010年《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状况。在律师视角下的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刑讯逼供等方法"的界定较模糊,无论是暴力殴打型的肉刑,还是"冻、饿、晒、烤等"疲劳审讯"长时间保持某姿势等变相折磨"等变相刑讯,抑或"心理强制、引诱、欺骗"等方法获取的口供,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的空间都不大。"重复自白"的证据排除并无法律规范,实践中虽已有案例支持排除,但是,可能性也很小。从程序层面讲,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表现出"辩护方申请难"控诉方证明易"裁判者裁量权大"等特点。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与落实,不仅需要《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对该规则本身进行合理化,也需要宏观上对"控、辩、审"结构进行相应的调整。     

浅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

随着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对刑事司法领域的改革也在加紧进行。而证据规则的建立是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关键,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全部诉讼活动的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进行,但只仅仅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不够,还需要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配套机制,发展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毒树之果"理论对构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启示

本文以美国“毒树之果”理论为切入点,对域外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对“毒树之果”的情况作了简介,随后对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在列举我国立法司法现状、浅析构建理论依据的基础上,提出在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建议,并对“毒树之果”的运用进行了浅易的思考。     

浅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近几年,学术界和司法界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我国由于立法的模糊性及不易操作性,使得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事时有发生。本文简单指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在立法层面上进行完善。     

浅议公诉中非法证据之排除

证据是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的基础和核心，也是刑事诉讼实务中最根本的问题，因为刑事证据与刑事诉讼任务的落实紧密联系在一起，要实现刑事诉讼的任务，做到准确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不放纵犯罪，不冤枉好人，正确地执行刑事法律，首先要正确运用合法的证据，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我国法律明确禁止非法取证行为，但是对非法证据在审查起诉阶段是否应加以排除，刑事诉讼法并没有作出明确界定，只是在第43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作了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尤其是其中公诉部门，在某种程度对刑事案件具有终局性的决定权，应承担起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     

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统一——比较原心定罪与自由心证

本文通过比较原心定罪和自由心证制度,发现了两者的共同之处为审判者的内心确信在审判中的重要作用,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结合儒家礼仪审判的一种主观审判方法,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公平与正义,但是忽视了程序正义;而对于后者,通过心证公开的制约,使自由心证客观化从而实现了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兼顾。     

对律师回避制度的思考

回避制度源于＂自然正义＂法则中的＂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基本要求,具有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司法形象公正的多重公正价值。目前我国法律对律师执业回避的规定尚有不足之处,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相关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司法改革进程,提出我国应当重点落实法官回避制度,同时适度强调律师回避的职业操守,达到防治法官腐败、实现司法公正的效果。     

和谐司法视角下"赔偿从轻"

＂赔偿从轻＂是刑事和解制度的一种表现形式,既不与现代法治理念针锋相对,也无碍于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实现,相反是实践理性的选择。但因社会认可问题,容易引发人们对司法公正与道德的担忧,成为人们争论的动因。＂赔偿从轻＂若要发展,必须做到有章可循：即适用范围有限,不违反法定的量刑标准和幅度,应具备过程的正当性,同时监督机制不可缺位。     

传闻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例外规则研究

传闻证据因其证明力问题历来是备受争议的证据种类,在英美法系国家有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传闻证据一般不具有可采性,不提交法庭质证.我国刑事诉讼法却承认了传闻证据的可采性.我国有必要借鉴英美法系中的传闻证据规则,完善相关法律,在承认传闻证据证明力的基础上完善传闻证据例外规则,对可出庭但拒绝出庭的证人、鉴定人的证词及经过多重转述的证词排除,以实现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