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党建+合作治理”推动乡村振兴的探讨

<正>“乡村振兴战略”于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上被提出。在这一背景下，乡村公共事务作为乡村社区中反映公共利益、公共意志的事务，其治理效能如何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是现阶段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对此，笔者认为探索“党建+合作治理”，构建党领导下的乡村公共事务合作治理模式是一个有效的路径选择。构建党领导下的乡村公共事务合作治理模式的意义合作治理是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有别于以往基于行政层级的垂直治理模式，它提倡民众、政府和第三部门多方协作共治，是促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在党的领导下，构建由政府、村委会、村民、市场化主体多方共治的合作治理模式，对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意义重大。     

乡村治理中的政府"不宜"

政府规划一切、管理一切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了,一切以政府组织为中心的治理格局应该转变。走向多中心治理格局,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乡村治理要“有破有立”。破,就是破除政府运行体制中那些不合时宜的东西,特别是那些不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东西;立,就是培育确立那些有利于农民自主治理的东西。政府组织与公民组织、政府组织与私营部门、公民组织与公民组织之间的合作共治关系,将是乡村多中心治理的基本特征     

“失控”与“失语”:苏南乡村工业用地发展及其治理——基于土地发展权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自发农村工业化推动苏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但过度分散的乡村工业布局带来了较为严重的负外部性，甚至面临“失控”的风险。进入21世纪，苏南地方政府推行“三集中”的空间治理策略。其虽起到一定集聚成效，却削弱了乡村发展动力，致使乡村陷入“失语”困境。如何走出两难困境?研究刻画了“失控”与“失语”的特征，基于土地发展权宏观赋予与微观实践两个层次，剖析二者形成机理。发现在宏观层面土地发展权赋予与限权下，地方基层政府与乡村主体围绕着土地发展权及其增值收益展开激烈博弈，导致了两难困境。在国家还权赋能于民的当下，乡村规划应注重融入土地发展权的转移和交易机制，推动乡村工业用地治理。     

和美善治奏响上海大都市的村治乐章

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强调,“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探析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主要历史时期。变迁的轨迹实际上是多元社会组织参与共治、政府逐步下放权力的过程。现行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背景下,在公共组织之外出现了多中心社会力量的组合和分化,但分化和多元的社会组织并没有进入组织化程序,也没有获得整合而进入公共体系当中。这使得现行的"乡政村治"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乡村社会的发展变化,急需进行一次现代转型,建立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多元共治模式。     

美美与共打造黔中乡村治理的安顺样板

乡村振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确保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安定有序,有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激活多方共治力量 锻造“食安卫士”品牌

<正>厦门市始终把社会共治纳入食品安全战略全局来部署,作为完善食品安全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任务来落实,将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列入厦门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推动政府单一监管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构建“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食品安全共治新格局。     

让“红色力量”融入物业管理

<正>泸州以党建引领“红色物业”工程作为推动城市基层治理提档升级的“新引擎”,在规范物业服务企业行为的同时,形成社区多元共治合力,为基层治理趟出一条新路。在政府对物业管理行业期望越来越高,业主对美好居住环境向往越来越迫切之时,物业管理如何更好地有所担当、有所作为,是我在参加完“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共建美好家园”经验交流会后一直思考的问题。     

新时代乡村治理与法治、德治融合体系建设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提供了方向。乡村治理、法治、德治是我国传统社会、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至今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下,沿革下来的“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基石,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法治、德治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治理格局,极大促进了我国新时代乡村的发展步伐。基于此,本文首先针对新时代乡村治理、法治、德治融合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进行阐述,其次分析体系建设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根据问题提出针对性的策略,希望对促进我国新时代乡村发展治理、法治、德治融合体系建设有所借鉴。     

新时代民族地区乡村"三治"的法理学分析

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新时代,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回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重要举措。民族地区乡村因其特殊性导致了治理的复杂性,对民族地区乡村"三治"进行研究能对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提供合理化的解决方案,以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效果。文章立足于法理学的研究视角,从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的维度,试图架构研究民族地区乡村"三治"的初步逻辑框架。     

“三医”联动走向健康治理的实现机制——基于三明医改的纵向案例研究

回顾中国新医改历程,以福建省三明市“三医”联动改革最为典型。基于“要素-结构-功能”系统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分析三明医改的行动策略与治理过程,进而揭示“三医”联动走向健康治理的实现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需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树立政府元治理主体权威,通过健康治理引导下的目标转型推动三医统合型联动,以“法治-数治-群治”协同的行动策略促进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在此基础上,政府要切实承担并履行保护人民健康的责任,处理好“三医”联动的动态演进性和次序性,促成健康治理社会动员,构建健康治理合作网络。     

乡村观察手记(十二) 新农村建设呼唤新的治理

新农村建设正在蓬勃开展。中国农村的发展进入了一个令人鼓舞的黄金时期。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政策导向确立、政府投入大量增加的有利条件下,农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从不同角度看农村,可以有不同回答。本文以为,主要问题是“治理不善”。好的政策怎样获得好的执行,正在困扰着农村工作;政府如何管理乡村社会,仍然深陷传统体制的泥沼。新农村建设需要特别重视治理问题,需要更新治理理念,转换治理范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出现了空前严峻的“三农”问题。有基层干部将问题的表现概括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     

我国公共危机合作共治的途径浅析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及风险社会的到来,中国正面临着多元化公共危机的挑战,而单靠政府的有限力量已经难以处理公共危机爆发后的一系列问题。如何引导和利用社会的力量,与政府合作共治已成为公共危机治理中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分析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与社会、市场合作共治的可能性出发,探寻一条多中心治理、政府与社会合作共治的高效之路。     

打造美好生活共同体 为农村社区治理创新提供“平湖经验”

平湖地处东海之滨,位于浙江省东北部,北接上海市,南濒杭州湾,素有“鱼米之乡、文化之邦”之“金平湖”美誉。2017年平湖市被确定为全国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以来,确定了“以农村基层党建为统领,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农村社区治理体系”的实验主题,按照“同心党建、立体共治”的总体思路,深化“三社联动”,促进“三治融合”,打造“新乡邻”社区,探索和建立多方主体参与社区共治和村民自治相结合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实验区创建过程中,平湖市通过加强组织领导,构建“大治理”工作格局;通过培育多方主体,完善“共治理”社会体系;通过强化机制创新,营造“善治理”发展氛围。经过两年的打造,平湖市进一步拓展了社区协商渠道,培育发展了社区社会组织,有效引导村民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打造了一批乡邻服务点、乡村治理能手和特色治理项目,创建工作取得了明显实效。下一步,平湖市将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浙江省委十四届六次全会精神为指导,坚持党建引领,加强分类指导和示范引领,加强社区治理专业力量培养,建立健全社区治理机制,加快总结提炼社区治理品牌,努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创新模式。本期推出平湖市农村社区治理特色创建经验,以飨读者。     

传统农村基层社会洽理的历史变迁——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比较研究之一

我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村的稳定与发展始终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自秦朝到清末，历代统治者在国家治理中一直奉行“皇权不下县”的治理理念．县以上由国家委派官吏治理，乡以下则采取国家输出法律制度，依靠地方乡绅和宗族制度来管理。直到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专制统治体制的瓦解．传统的乡村治理体系受到严重的冲击．农村直接进入国家的视野．开始打破“政权不下县”的传统．将国家乡政权力体制下沉至传统的农村基层社会．历经清末、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等阶段乡村组织体系的改革发展。政府将农村社会纳入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基层农村社会处于国家权力支配之下。行政力量在农村发展中占据着主导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乡村开始探索走上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的道路．对基层社会管理实行“乡政村治”模式．在农村建立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从法律上明确了村民委员会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性质，维护了国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又保障了乡村社会的自主性．最大限度地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基层民主建设当中来，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成为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     

“块数据”在智慧城市建设及治理中的理论内涵、构建思路与应用机制

“块数据”是在智慧城市建设及治理中为了探索如何打破部门间的信息壁垒、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制度、特别是数字政府而构建的一种新的数据理论和应用机制,但现在还缺乏统一清晰的理论架构和应用推广机制。首先梳理了“块数据”相关的政策背景,介绍“块数据”的相关理论及其由来,归纳“块数据”在跨业务、跨时间、跨空间上实现信息共享和使用的特点,阐述其对数字化背景下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并通过对贵州省贵阳市、广东省深圳市、雄安新区“块数据”平台构建和应用为参考,在分析各地政府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块数据”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科技部刚开展的“块数据”社区试验试点,从：形成“条”数据、以业务需求为导向确定“块”单元、“块”单元内的数据拆解与融合、“块数据”编码管理、数据可视化及面向决策支持的应用支撑五个阶段总结构建思路与应用机制;最后,针对目前“块数据”的应用现状、存在问题,对如何健全“块数据”的应用机制提出政策建议。     

湖南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对策研究

通过“数字湖南”、乡村发展及新时代基层治理新特征对湖南省城乡基层治理等现状进行分析，认为当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基层治理数字化水平及基层治理标准化仍存在一定问题，主要包括基层治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窄化其余参与主体、科层制组织治理的弊端、基层治理数字化上下脱节、人才缺乏、基层治理标准化与实际脱节催生的形式主义等问题。通过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满足群众差异性需求构建大数据信息平台、标准化与法治及基层治理“三治融合”等手段健全湖南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审计监督体系与路径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最关键的小事”，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最基础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指出，审计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实现乡村善治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分析乡村治理现代化对国家审计的需求入手，结合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体系特征，构建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国家审计监督体系。针对乡村治理涉及的公共权力、公共政策、公共资金、公共项目，探索审计业务类型协同的实施路径，并提出相关建议。     

社会组织参与市场监管共治途径研究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治理不再是政府一家唱独角戏,而是将政府的"他治"、市场主体的"自治"、社会组织的"互治"结合起来,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共治的"善治"模式。当前,全国各地正在积极探索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如何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引导与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市场监管,推进市场监管社会化进程,实现管理主体从单一管制到多元参与、管理方式从自我封闭到开放互     

社会治理、企业参与与公共服务管理标准化

我们对于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如何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充分发挥保利服务的核心优势,以及央企参与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等相关的课题进行了多次专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