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财富与旅游消费——兼论高房价背景下提升新兴消费可行吗

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实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居民家庭以房产为主的财富分布严重不均衡和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已成为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矛盾,对此旅游消费等新兴消费也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相比以往研究,本文创新性地以旅游消费为代表的家庭新兴消费为对象,研究高房价背景下提升家庭新兴消费的可行性.采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住房财富增加显著地提升了家庭的旅游消费支出.在时间趋势上,家庭获得住房产权时间与旅游消费呈现“U”型关系;在微观机制上,住房财富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财富效应,而抵押负债效应(房奴效应)并不显著;家庭旅游消费扩张没有影响到家庭必需品和耐用品的消费,但却挤出了培训教育等其他新兴消费并会降低家庭新兴消费在总体支出中的比例.     

由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思考

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问题引发的次贷危机已经演化成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其贞面冲击已经远远超过1987年美国储贷危机、20世纪90年代北欧银行危机、20世纪90年代日本股市泡沫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发生在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地带,并向全球各个经济体广泛扩散,对房地产市场、信贷市场、金融部门乃至实体经济部门都造成严重的冲击.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大灾难,为了能尽量减少灾难中的损失,并从经历的灾难中获得启示,对正在经历的灾难有全面深刻的了解就显得非常重要.     

基业长青的七重修炼

美国的波士顿咨询研究显示：20世纪50年代《财富》杂志所列世界500强，近一半在90年代的名单中消失。70年代的《财富》500强企业到90年代也有近1／3退出了榜单。     

绿色消费动力及其构建

绿色消费日益受到社会各方面和消费者的重视.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全世界绿色消费总量达到2500亿美元,经济发达国家有超过50%的人喜欢购买绿色产品.在我国,绿色产品与绿色消费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末期,绿色产品贸易额达400亿人民币,绿色消费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对工业品价格走势的分析与预测

本轮工业品价格上涨到目前已延续了16个月。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第二轮工业品价格上涨。与上次维持了15个月的上涨相比,这次上涨的幅度明显高于上一次,上涨持续的时间也将超过上一次。与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价格共同上涨有所不同,本轮工业品价格     

日本股市“泡沫”与宽松货币政策的研究

在总结20世纪90年代日本股市"泡沫"的形成与破裂的原因时,很多学者往往把"泡沫"的形成归咎于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实证研究的结果却不支持这样的结论。从"泡沫"破裂前后日本股市走势来看,股市的涨跌并非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结果;从规范分析看,日元升值带来的风险资产组合估值水平的提高才是股市市值大幅上涨的原因,而股市的暴跌则是由于日本经济迟迟不能实现转型造成的。     

走向“更有意义”的品牌体验

从美国人近20年的品牌体验，我们清晰看到整个世界的趋势：在80年代，日益增长的消费使品牌和品牌推广同等重要。到了90年代，品牌成为一种体验，而不再是物品。今天，为了寻找新的人财富，人们将面临更进一步的挑战——要通过创造品牌体验来为生活增加价值与意义。     

住房资产多重属性对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分析

中国家庭住房自有率达90%,住房资产是中国家庭资产的主要形式,房价上涨,家庭财富增值,但住房资产对家庭消费的拉动作用非常小,只存在轻微的“资产效应”。住房资产有消费、投资、抵押等多重属性,住房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无房、一套房与多套房家庭之间具有显著异质性。无房家庭“为购房而储蓄”抑制了消费;一套房家庭住房表现为消费属性,变现可能性低,表现为未兑现的财富,对消费的影响非常有限;多套房家庭住房投资属性强,其对消费影响显著高于一套房家庭。房价上涨并不能刺激我国消费,而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是根本途径,在住房进入存量市场时代,应引导居民合理配置资产,稳定房地产市场,满足不同层次的家庭需要,推动金融市场创新,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的动态分析

本文利用状态空间方法建立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舍有税收影响的消费的季度可变参数模型和IS-LM季度可变参数模型,分别估计并计算得到动态的边际消费倾向、简单的政府支出乘数和包含挤出效应的财政政策乘数.通过比较分析,本文得出结论: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府支出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挤出部分占收入应增加部分的3.1%～17.6%,总的来说并不显著,近三年来扩大国债发行规模没有使挤出效应增加.     

美国外部失衡的消费风险分担考察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和国际资本净流入中心地位,即美国外部失衡模式。在分析国际消费风险分担机制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探讨美国在全球经济失衡中的消费风险分担利益,并利用美国与失衡伙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美国的跨国消费风险分担程度与其外部失衡相一致:在20世纪80年代的发达国家内部失衡格局中,美国从日本、德国等其他OECD国家获得了消费风险分担的好处;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本轮全球经济失衡中,中国等亚太地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成为美国消费风险的主要分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