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外溢与中国的区域差距——-基于产出核算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一般均衡的视角,采用产出核算法研究了中国的区域差距问题。研究发现：（１）与中国经济增长表现为资本驱动型的基本特征相吻合,人均物质资本差异对于地区产出差异的解释程度远远高于技术差距。（２）以某地与政治中心距离所表征的政治区位和以是否拥有海岸线表征的经济地理,对该地区的人均产出、人均资本和技术水平有重大的影响,从而意味着鼓励人口自由流动、减少政治外溢是缩小区域差距的有效方法。     

交通运输投资宏观经济效应分析——基于乘数模型的应用

文章基于乘数理论及投资乘数模型对交通运输投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分析,设置了边际交通消费倾向,并推导出交通最终消费需求模型;运用交通消费倾向,证明了交通运输发展对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和缩小地区差距的功能。     

社会地位、收入与多维贫困的动态演变——基于能力剥夺视角的分析

多维贫困、动态贫困成为贫困的时代特征,精准扶贫是新常态下扶贫开发的突破口。文章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2年成人面板数据,基于个人能力剥夺视角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依据贫困程度将我国城乡人口划分为长期贫困、暂时贫困和非贫困三个类型,探索贫困人口在多维贫困状态中转变的机理。研究发现:(1)能力剥夺是多维贫困的根源,也是构建精准扶贫机制的抓手,做好多维贫困识别与精准扶贫的有效衔接是减少多维贫困的关键。(2)社会地位每提高一个等级,3维、4维和5维贫困人口脱贫的可能性将分别增加3.8%、5.3%和5.6%。(3)绝对收入对多维贫困演变产生积极影响,而相对收入的作用不显著。(4)城镇人口3维和4维贫困脱贫概率比农村人口高17%,中西部地区人口比东部地区更易陷入多维贫困。构建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不能靠临时救济或提供简单工作,应强化贫困人口的当前基本可行能力,提升未来发展能力,即好工作胜过工作本身。     

绿色消费的核算与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本文运用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和投入产出分析的方法,对绿色消费与绿色生产核算的关系、绿色消费的界定和核算方法进行了讨论,并以北京市为例进行绿色消费的核算与分析,得出北京市绿色消费已达到较高水平,扩大绿色消费还具有一定潜力的结论.     

资源约束与中国主导产业的选择——基于垂直联系视角

利用社会核算矩阵乘数相关理论与方法,基于2007年中国社会核算矩阵,本文探讨了引入资源约束条件下中国主导产业的解构.基于垂直联系视角,本文考察了非熟练劳动力、熟练劳动力以及土地等资源约束对主导产业界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无资源供给约束的情形相比,存在资源供给约束时修正后的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均较小.换句话说,资源供给约束的存在削弱了不同部门间的关联性,从而减弱了无资源约束下主导产业对整体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同时,随着资源约束苛刻性的增加,主导产业的范围将呈逐渐减少的趋势.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不同类型的资源约束对各行业关联性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即资源约束的类型也会影响主导产业的选择.     

北京市属高校科研投入与产出效益评价——基于2000年以来的数据分析

高校科研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其投入与产出效率水平关系到创新型国家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本文着重探讨北京市属十所高校2000～2009年科研投入与成果产出的发展水平,为高校提高教育投资科研效率奠定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基础,为政府部门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科研管理政策提供参考。     

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各产业的影响——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的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以量化估算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各部门的影响.根据中国2005年投入产出表编制了中国2005年社会核算矩阵作为CGE模型的基础数据集.论文的主要结论:除服务业、建筑业外,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使大部分产业产出下降,升值的财富效应导致国内购买力增强,服务业、建筑业产出随之增加;升值使农业部门的农业劳动力需求减少,服务业、建筑业的劳动力需求增加,大部分非农行业的劳动力需求也都趋于减少.     

信息化阶段对企业产出绩效关系研究——基于福建制造企业的实证分析

利用福建省制造企业的数据研究了信息化阶段与企业产出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信息化对企业产出绩效影响有阶段性特征,并对企业产出绩效影响随着企业信息化阶段演进和应用程度的提高呈现阶段性变化.     

中国通胀与产出的动态关系研究 ——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分析

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问题的讨论,利用拓展后的卡尔曼滤波解决了状态空间模型的非线性问题,并以此对中国开放条件下的变系数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估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密,近年来中国经济减速主要是结构性的;中国的实际与潜在经济增速自2011年以来同步放缓,但实际增速始终低于潜在增速;危机过后通胀预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总需求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近年来政府对于通胀预期的引导更是成功避免了中国通缩的发生;国际价格波动对于中国内部通胀的影响有限。因此,处理好"稳通胀"与"保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加强对于通胀预期的引导是货币当局进行相应宏观调控的关键。     

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各产业的影响——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的分析

研究构建了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以量化估算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各部门的影响。根据最新的中国2005年投入产出表编制了中国2005年社会核算矩阵作为CGE模型的基础数据集。研究表明:除服务业、建筑业外,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使大部分产业产出下降,升值的财富效应导致国内购买力增强,服务业、建筑业产出随之增加;升值使农业部门的农业劳动力需求减少,服务业、建筑业的劳动力需求增加,大部分非农行业的劳动力需求也都趋于减少。     

政府科技资助与企业研发产出的实证分析——基于山东省的面板数据

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方政府科技投入也存在差异。以山东省为例,利用山东省政府科技资助数据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相关数据,通过构建企业研发投入产出函数,探讨山东省政府科技资助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与政府直接资助相比较,间接资助更能促进企业研发产出。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股东价值的保险效应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该文依托利益相关者理论,以中国资本市场为背景,对由西方学者基于发达市场经验提出的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表现对股东价值具有保险效应的观点给予了验证,结果表明,在转型期的中国资本市场中,同样也存在该种保险效应,并且只有针对次要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行为才能保护股东价值,而企业规模、企业所在行业的CSR关注度是该保险效应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     

基于TSA的旅游投入产出核算的生态农业旅游能值分析理论初探——以恭城为例

对旅游投入产出能值的核算是该旅游能值分析理论的重点与难点,运用TSA指导思想,以桂林恭城瑶族自治县为实例,对生态农业旅游投入产出进行了核算。     

对美出口贸易与产出的时变反应机制分析——基于中美“贸易战”视角

基于中美"贸易战"视角,构建包含实际产出同比增速、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同比增速和对美实际出口同比增速三变量的时变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TV-STVAR)模型,分析对美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时变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所选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动态关联机制。相对于在时间断点后而言在断点前对美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影响,并且对美出口贸易冲击的大小在断点前具有显著非对称性,而在断点后未表现出非对称性。因此,与断点之前相比,目前中美"贸易战"导致的对美出口贸易下降对我国经济增长并不会造成严重影响。     

国内城商行2013年核心经营指标（KPI）检视——基于样本与标杆城商行的对比分析

2013年国内经济整体增速放缓,经济风险、区域风险、行业风险加重,依赖以往顺周期形势下的规模扩张模式已难以为继,国内城商行2013年整体经营情况发生实质性转变。在与业内标杆城商行KPI的对比分析中,样本城商行无论在规模增速、净利增速,还是在盈利能力、资产质量管控方面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在利率市场化加速推进、融资脱媒深化的大背景下,样本城商行大力开拓中间业务,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比有所上升。未来样本城商行应提升传统业务管理水平,积极探索直接融资业务;全面强化风险管控机制,增强新形势下应对风险能力;不断强化流程创新,着力推动向＂流程银行＂转变。     

FDI流入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基于广东省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出口额都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态势,成为广东省经济增长的两大重要引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成为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对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广东省FDI流入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单向的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FDI增长对出口贸易有促进作用。对于投资推动型的广东省出口贸易,应以FDI带动出口贸易的发展,注重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的引进,最终促进本土企业的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吸收能力与地区创新产出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多变量门限回归分析

利用2003—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门限回归模型,从吸收能力视角实证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地区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产出的影响显著为正,东北部地区并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强度和资本密度2个吸收能力因素在对外直接投资对地区创新产出影响中存在双重门限效应,技术差距和市场化程度存在单一门限效应,且在研发投入强度、资本密度、市场化程度特征值跨越相应门限值,技术差距特征值低于相应门限值时,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效应明显加强。同时,各地区吸收能力因素特征值与相应门限值的距离存在显著差异,大部分地区的资本密度特征值已跨越了相应门限值、技术差距特征值也已低于相应门限值,但部分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研发投入强度及市场化程度特征值仍处于门限值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