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专业化对中美贸易顺差影响

本文以中美贸易、中国与东亚主要经济体贸易的发展现状为切入点,基于Hummels的垂直专业化分析框架,以中国、美国、东亚主要经济体作为贸易大三角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国、美国、东亚主要经济体之间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动态发展趋势。     

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不平衡分析

近年来,美国一些政府官员、议员及学者将矛头直指中国,将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归咎于中美贸易失衡,又将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归咎于人民币汇率。于是美国一方面实施新贸易保护主义,极力迫使人民币升值,另一方面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促使美元贬值。如何看待中美贸易失衡已成为当前中美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垂直专业化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

本文以中美贸易、中国与东亚主要经济体贸易的发展现状为切入点,基于Hummels的垂直专业化分析框架,以中国、美国、东亚主要经济体作为贸易大三角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国、美国、东亚主要经济体之间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动态发展趋势。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美进出口贸易商品结构的分析，在掌握中美贸易商品结构特点的基础上，引出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探讨，并最终确定导致中美两国本应和谐的互补贸易出现巨额逆差的主要原因便是美国的出口管制制度。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研究

近年来,中美双边贸易的平衡问题,特别是美国方面所说的对华贸易巨额逆差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已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焦点。本文分析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现状和原因,提出了改善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对策。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研究

近年来,中美双边贸易的平衡问题,特别是美国方面所说的对华贸易巨额逆差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已成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焦点.本文分析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现状和原因,提出了改善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对策.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与对策研究

中美两国建交以来,双边贸易发展迅速,经贸联系日益紧密。在两国贸易迅速增长的过程中,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不利影响也日益凸显。中美贸易存在不平衡,究其原因有来自统计方面的原因,有来自事实方面的原因。中美双方应该以平等的态度进行协商,采取有力措施来解决这一困扰双边正常贸易的难题。     

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探析

中美之间客观存在的贸易不平衡是当代国际产业分工和两国比较优势差异的结果,美国的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更加恶化了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但这并不意味着贸易利益自然地倾向于贸易顺差一方。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大量质优价廉商品使低储蓄率的美国获得了贸易利益,缓解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又使美国获得了不菲的铸币收入。     

贸易垂直专业化之研究综述

对贸易垂直专业化与国际分工的研究,使标准贸易理论的研究视野由产品问分工扩展到产品内分工。对该领域研究的内容、方法与结论做了归纳,就贸易垂直专业化的发展趋势、理论模型拓展以及经济效应分析三个方面的问题加以系统评述。     

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最新发展

当前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密切相关,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日益发展,体现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一体化与生产过程分散化的统一.本文对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的最新研究进行了梳理,对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内涵、衡量指标以及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阐明了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战略性利益.     

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影响分析

作者利用贸易特定化系数衡量了我国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的对外贸易结构，结果显示随着人民币汇率的爬行式缓慢升值，我国大部分资源密集型商品的净出口减少，劳动密集型商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的净出口增加，竞争力增强，进出口商品的贸易结构得到优化。因此，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推动人民币汇率稳步升值对我国进出口商品贸易结构是长期利好的。     

金融市场发展与全球失衡:基于创新与生产的垂直分工视角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新一轮全球失衡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成为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角。同时,大量FDI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进而形成了发达的全球生产体系。基于全球失衡的上述特点以及在Antràs和Caballero(2007)水平分工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个垂直分工模型,可以从国际分工视角为全球失衡问题提供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同时,模型把社会生产划分为创新和生产两个环节,并指出与生产活动相比,创新活动更加依赖外部融资,因此,金融发展程度更高的国家在创新活动上具有比较优势,而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则在生产活动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且,在进行国际交换时,创新成果和生产成果通常反映在国际收支账户中的不同项目上,因此,基于这种国际垂直分工的创新成果和生产成果的均衡交易将引起参与分工国家经常项目的失衡。     

中美贸易失衡与人民币汇率“操纵”——基于汇率与贸易收支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2年1月至2011年12月的月度数据,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模型,分别从总体和分行业的角度,探讨人民币兑美元实际汇率、汇率波动率与中美贸易收支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汇率波动率对中美两国之间总体和分行业贸易收支差额均不会产生显著影响。该结论意味着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中国政府都无法通过汇率操纵来达到扩大中美贸易收支顺差的目的。     

中国垂直专业化比重动态的实证研究

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短短十几年,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但是中国对主要贸易国家的垂直专业化比重也出现大幅度上升,并对中国国民经济的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以及国民经济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本文以Kai—Mu Yi的两国动态李嘉图垂直专业化模型所建立的垂直专业化与各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为基础,运用相对劳动成本,相对资本成本,关税和相对TFP四个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并以计量分析的结果为基础,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贸易收支与失业率——来自中美两国相关数据的分析

人民币升值是否能够改善美国贸易收支失衡?是否能够带来美国失业率的下降?以此争论为背景,本文采用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的中美相关数据作为分析依据,从马歇尔—勒纳条件及中美贸易产品的相似性两个假设出发,分析了后危机时代人民币汇率变动与美国贸易收支失衡及其失业率的关系,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中美两国之间贸易产品缺乏汇率—需求弹性,人民币汇率变动对美国进出口数量的影响微乎其微;(2)中美两国贸易产品具有较强的互补性,竞争性则较弱,贸易对就业具有促进作用;(3)人民币升值既不能改善美国的贸易收支失衡,也不能带来美国失业率的下降。     

进出口贸易增长、人民币汇率波动与贸易均衡汇率决定——基于两国模型的理论与政策分析

非市场化商品和劳务、技术进步与人口增长速度差异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准确计算人民币均衡汇率面临诸多困难;只有当两国的技术进步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和相等且两国的贸易量为零增长速度时,才会出现零波动幅度的贸易均衡汇率;在两国或者多国构成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存在贸易汇率波动均衡,但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应根据我国贸易汇率波动均衡特征制订和实施更具灵活性和弹性的贸易政策和汇率政策.     

汇率失调、汇率中性假定和策略汇率

在资本不完全流动的情形下,汇率不仅是体现一国内部经济均衡和外部经济均衡的政策目标,也是一国政府实现其他政治、经济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本文通过考察政府如何以汇率失调为代价,实现政治、经济等战略目标,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策略汇率的概念,以完善对汇率失调的理论描述和加深对汇率失调内在机制的理解。本文还建立了汇率博弈的政治经济学模型,运用博弈论阐明策略汇率是一个Nash均衡结果。     

分割生产、垂直型投资与产业内贸易

文章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的框架下,分析了在产品的生产环节可以任意分割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在国内外配置生产环节的决定因素,并分析了为分割生产而进行的垂直型投资对贸易和消费者福利产生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对垂直型投资的传统研究不同,为分割生产进行的垂直型投资和贸易的动态关系始终是替代关系,跨国公司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分割生产行为正好使消费者福利水平达到最大.     

固定汇率、浮动汇率下中国经济政策——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

在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不佳的情况下,中美两国就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争议不断。1994年以来中国实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在人民币持续升值情况下,并未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和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中央政府基于国家发展水平就未来货币政策的选择上处于两难境地,期望建立健全"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减轻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中国贸易条件机制研究

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中国贸易条件及其机制是一个需要将理论与实证结合起来研究的问题,因为其中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变化影响较大,衡量一国对外贸易中竞争能力的三类贸易条件均为反映资源配置效率及福利水平高低的指标。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的实证为例,分析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影响的内在机制,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影响显著,对收入贸易条件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