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新《环保法》的一项准自然实验

生态环境问题是中国政府和民众关心的重要话题。新《环保法》于2015年1月1日开始实行(1),根据2007-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样本,借助于“新《环保法》”这一准自然实验,将企业分为重污染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检验了“新环保法”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发现：“新环保法”能够提高重污染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且对国企和绿色专利影响更大,能够激励企业的创新发展,这为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及我国相关政策法规建设提供经验证据。     

环境规制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新《环保法》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新《环保法》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显著缓解了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截面异质性分析显示,新《环保法》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仅在小规模企业和银行业发展较好、污染程度较高、法律环境较差的地区显著;经济机制分析表明,新《环保法》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缓解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本文结论既拓展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影响的研究边界,也为“双碳”目标下中国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命令型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投资:激励还是抑制? ——基于新《环保法》的准自然实验

近年来,中国政府正采取日趋严格的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试图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但微观层面的经济主体对此如何响应?本文以新《环保法》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18年A股上市企业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1)新《环保法》的实施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投资规模,其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2)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国有企业、高研发强度和处于激烈市场竞争环境中的企业,新《环保法》对企业投资的抑制效果更为明显.因此,政府要进一步强化针对性的激励政策协同,为异质性重污染企业提供更公平的市场环境,进而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克服企业因经济动力不足造成对投资的抑制效应.本文不仅丰富了新《环保法》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和机制研究,更为完善环境立法体系建设提供了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调节下数字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重污染行业为例

“双碳”背景下,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发展的数字金融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重污染企业节能减排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1年沪深上市A股重污染行业面板数据,使用SBM-GML模型测算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在本文主效应中起着负向调节的作用;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来提升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更显著;相较于中部,数字金融对西部和东部的影响更大。基于此,本文建议加快金融智能化和数字资产化,并制定差异性环境政策帮助重污染行业绿色转型,助力高质量发展。     

绿色债券与企业金融化

利用2010—2022年中国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绿色债券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债券会显著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且影响效应具有产权和行业异质性,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行为更易受到绿色债券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绿色债券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是资金效应而非监督效应,绿色债券会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三方认证措施和“双碳”目标政策可以强化绿色债券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     

环境规制、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环保投资——来自2015年《环境保护法》实施的证据

环境问题的改善,不仅在于国家立法监管和政府严格执法,更依赖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实践、特别是预防性地承担环保责任的投资行为.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新《环保法》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以及不同薪酬激励模式导致的政策效应差异.研究发现:新《环保法》实施后,企业环保投资水平提升,对在高法治水平地区的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促进效应显著.高管薪酬粘性水平越高、或者股权激励程度越高的企业,环保投资提升幅度越大.在行政级别水平越高、或者政府补助水平越高的企业,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效应更强.本文旨在为企业实施可持续发展提供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的合理有效建议,也为监管部门提供政策思路.     

绿色信贷政策下重污染企业的战略回应——基于“战略背离”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发布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方法实证考察绿色金融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战略背离”(企业关键战略资源配置偏离行业平均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指引》对重污染企业的战略背离存在约束效应;绿色信贷提高重污染企业的转型意愿,但限制其转型能力;区域产业依存度及包括资产专用性和内部资源禀赋在内的企业自身特征均会发挥异质性作用。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在重污染企业转型能力受到制约的情况下,其生产效率会显著提高,实现其“效率变革”。     

权变抑或逐利:环境规制视角下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制度逻辑

立足环境规制日趋严苛和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现实背景,本文基于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尝试由环境规制入手阐释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制度逻辑.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具有强化效应;与低区域环境规制压力企业和弱污染企业相比,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强化效应在高区域环境规制压力企业和强污染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强化实体企业金融化,最终对企业主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拓展了环境规制经济后果相关研究,从环境规制角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制度动因进行扩展性探讨,对环境规制政策的调整优化以及企业金融化问题的治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绿色信贷政策的绿色效果及影响机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本文以2012年颁布的《绿色信贷指引》为例构造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绿色信贷指引》的实施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非重污染企业,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整体上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从政策的动态效应上看抑制作用逐渐减弱,该政策促进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转型.机制检验表明绿色信贷政...     

儒家文化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

绿色并购是重污染企业响应国家生态文明战略、实施绿色转型的重要方式.本文基于2010-2018年重污染企业的并购数据研究儒家文化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行为的影响,并考察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重污染企业受到儒家"天人合一""义利观"和"慎独内省"思想的影响越深,越倾向于进行绿色并购.机理检验发现,儒家文化潜移默化提高了重污染企业管理者的绿色发展意识、社会责任意识以及环境自律意识,从而推动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并购和转型发展.进一步检验表明,儒家文化驱动下的绿色并购兼具环保效益和经济效益.本文从传统文化的视角丰富了绿色并购驱动因素的相关研究,也为政府部门采取相应措施推进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决策参考.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2017年国务院批准试点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5-2018年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为样本,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能倒逼重污染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尤其是环境社会责任,且该影响主要集中在非国有、未持股金融机构、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立主要通过加强重污染企业的融资约束倒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且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能缓解融资约束。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与企业金融化——基于中国重污染企业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环境成本压力可能导致实体企业为逃离竞争而“脱实向虚”。本文基于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在2014与2015年公布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企业名单,以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重污染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其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对企业金融化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这种积极影响在非国有企业、行业竞争程度较大的企业以及环境规制力度较强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经过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果依旧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还有助于推动企业进行环境治理和绿色创新,引导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建议:政府部门应尽快构建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出台相关优惠以及激励政策,鼓励市场主体投保环责险,与各部门及企业协同进行环境治理;重污染企业应将环责险作为自身的环境风险管理工具,在保险公司等的帮助下积极进行环境治理,加大环保投资,进行技术创新,提升自身的行业竞争力,从根本上创造经济与环境效益双赢局面。     

成本冲击、利润率差距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外生冲击

本文以外生制度成本冲击——最低工资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选择2000-201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最低工资制度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最低工资制度显著促进实体企业金融化,且实体资产与金融资产间利润率差距越大以及劳动密集型程度越高,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效应越明显。平均最低工资标准自然对数每增加1个标准差,企业金融化水平约增加14.38%个标准差。进一步检验发现：企业平均工资水平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距越小、企业向市场成本转嫁难度越大以及《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最低工资制度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效应越强。进一步讨论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加剧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负面效应。以上研究结论对挖掘外生制度成本冲击下实体企业金融化背后所蕴涵的企业策略性动机,进而为破解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的制度诱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企业金融化损害商业信用了吗?——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供应商视角研究了企业金融化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从供应商处获取的商业信用越少,且相比于短期金融资产,企业配置长期金融资产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企业金融化会通过“财务风险机制”和“资源挤占机制”影响商业信用融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规模较大和市场地位较高的企业中,企业金融化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得到缓解。本文为全面评价中国企业金融化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并从企业投资行为角度,为商业信用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逻辑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金融化:金融工具还是管理工具?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会作为掩饰企业金融化的"金融工具",还是成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工具"?本文以2009-2016年在A股上市的非金融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金融化呈负相关关系,是抑制企业金融化的重要管理工具,而非金融工具;通过不同的分组回归发现,管理工具假说在高社会责任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应规披露的企业中表现明显。进一步,实证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能通过信号传递与融资渠道两种机制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企业金融化的内在逻辑,为监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与推动企业积极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高管激励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在遏制“脱实向虚”经济背景下,数字金融到底是促进还是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本文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高管激励方式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降低实体企业金融化,这种作用主要通过抑制代理问题实现。进一步的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可以通过提高代理成本,抑制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而高管股权激励可以通过减低代理成本,促进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此外,本文还检验了不同高管激励方式下,数字金融对企业金融化作用的渠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整体上可以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但需要警惕投机动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资管新规》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

厘清《资管新规》对中国的资产管理市场、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带来的影响，是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前提。将《资管新规》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利用2016—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半年度数据，分析了《资管新规》对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显示，《资管新规》显著抑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水平，并抑制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借助非金融企业实现“监管套利”的行为以及融资约束较弱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资管新规》对国有企业、金融套利企业、影子银行发展活跃地区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金融化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强。研究结论为未来进一步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协同有效的理财市场监管政策提供了事实依据。     

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机制探讨——兼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利用Python软件构建企业周边金融供给分布程度,探讨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集中的金融地理结构加剧了企业金融化,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新企业进入市场是内在影响机制。异质性检验表明,集中的金融地理结构对非国有企业、竞争度较高行业、制度环境较好及沿海地区企业金融化加剧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可知,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弱化了金融地理结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从企业金融化动机来看,出于“投资替代”动机,企业金融化对创新研发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供应商竞争与买方企业金融化

本文基于供应商竞争的“屈从效应”和“监督效应”,以2007—2021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供应商竞争对买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表明：供应商竞争显著抑制了买方企业金融化程度,金融监管和营商环境进一步强化了供应商竞争对买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商业信用低和产品市场竞争度高的企业中,供应商竞争对买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才得以发挥,并且供应商竞争通过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内部控制质量抑制了买方企业金融化程度。研究结论揭示了供应链体系中供应商竞争对买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拓展了现有相关研究。     

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 ——风险承担、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

本文基于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风险承担和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剧企业的金融化程度.进一步的机制性研究表明,环境不确定性会通过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加剧企业金融化.研究结论对于企业有效管理其金融化行为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政府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资本服务实体经济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