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税可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吗？——来自环境保护费改税的准实验证据

环境规制是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文章采用重污染行业2011—2021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探讨环境保护费改税能否激励企业绿色转型升级,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基准回归发现,环境保护费改税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机制检验发现,环境保护费改税通过激励企业研发创新活动、获得政府补助资金、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和增加环保投资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异质性检验发现,环境保护费改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于非国有、小规模、融资约束小、行业竞争小的企业和税收征管强度大地区的企业更显著。本研究为阐释环境保护税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机制提供了微观理论支持。     

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GTFP)是衡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能力的关键指标。因排污费存在执法刚性较弱、费率过低和激励不足等问题,2018年实施的《环境保护税法》对促进企业绿色生产方式转型、提高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5—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数据的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环境保护税显著促进源头管控绿色技术创新,对末端治理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不显著;环境保护税显著提升东部、中部地区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对西部地区企业的作用不显著。因此,为进一步提升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应提高环境保护税税率,完善环境保护税优惠政策,并与其他税种相互配合,协同激励企业进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     

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影响

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效率是实现其绿色转型的新渠道，以2016—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重污染企业数据为基础,分析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投资效率，内生性和稳健性结果表明以上结论仍然成立。从作用机制看，数字化转型会通过改善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成本、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提高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受到重点监控以及非国有、规模较大及反应型环境战略的重污染企业的绿色投资效率。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化转型与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效率的相关研究，也为如何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投资效率提供了新的方向。     

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分析

《环境保护税法》的实施能否引导企业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值得探讨。实证研究发现,排污费改环境保护税后,相对于税负平移省份的工业企业,税负提标省份工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显著提升,且研发投入发挥中介效应。其中,环境保护税的实施对绿色发明专利和绿色实用新型专利均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的作用较强。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中度污染行业和轻度污染行业的绿色发明与实用新型创新,而对于重度污染行业仅显著提升其绿色实用新型创新。为了更好地发挥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建议税负平移省份逐步提高环境保护税税额标准,并将引导企业绿色高质量创新作为环境保护税的实施目标之一,同时增加针对重污染行业的环境保护税调节。     

数字化转型能否改善企业漂绿行为

从数字赋能视角出发,分析数字化转型改善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并利用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改善企业漂绿行为,且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内部控制质量、缓解融资约束、驱动绿色转型路径改善企业漂绿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改善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重污染行业中更明显。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税收规避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重塑核心竞争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主板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税收规避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信息透明度,明显抑制税收规避行为;它对税收规避行为的抑制作用在不同代理成本和媒体关注度的企业中呈现明显的异质性,抑制税收规避行为显著提升了企业价值。本文的研究拓展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和税收规避的理论认识,也为政府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升税务监管能力提供了借鉴。     

环境规制与企业金融化——来自新《环保法》颁布的证据

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新《环保法》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路径。研究发现：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新《环保法》显著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机制检验表明,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提升企业财务困境风险来实现。此外,异质性检验进一步表明新《环保法》对重污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中小规模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拓展丰富了环境规制影响企业金融化的相关文献,对政府引导企业绿色转型、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扶持政策提供有益启示。     

客户数字化转型能否促进供应商绿色创新——基于供应链关联视角

从供应链关联视角,研究客户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客户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供应商绿色创新水平与绿色创新结构高级化;客户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迎合客户绿色转型需求、强化自身社会责任“信号”、绿色技术创新溢出三种渠道推动供应商绿色创新;环境规制在两者间起正向调节作用;该影响在市场地位较低企业、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以及高科技企业中更为明显。     

新发展理念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重污染企业的经验证据

在新发展理念以及数字经济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如何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文章采用双向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以A股上市公司中重污染企业10年相关数据为样本,对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考虑管理层持股的调节作用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绿色创新绩效,管理层持股比例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实证结论经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有效;异质性检验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自身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在政府环保补助较多、企业ESG评分较高以及产权性质为国有的企业中表现更加显著。研究结论证实了数字化转型具有激发微观市场主体绿色创新活力的战略优势,对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积极践行“双碳”目标,实现绿色转型升级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环保“费改税”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15～2022年沪深A股山东省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对环境保护税的实施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对山东省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实践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非国有企业,环境保护税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相比于中小型企业,环境保护税对大型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于高竞争市场中的企业,环境保护税对低竞争市场中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于山东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环境保护税对山东东部地区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更为显著。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通过对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进行研究,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新质生产力。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机制层面,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来提高新质生产力,一是从管理层面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二是从生产层面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效果在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非重污染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更加明显。研究结论对数字化转型与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研究起到了增量作用。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

文章以数字化发展为背景,就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进行机理分析,并通过我国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内生性问题和稳健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效应对于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提升风险管控能力、降低代理成本。因此,企业应深入将数字化转型应用于内部控制;政府需要制定和完善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同时,在推动国有企业、非制造业企业以及低融资约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时也要关注制度环境,多举措协调推进。     

未预期的政策受益:减税激励与企业污染治理北大核心

基于西部大开发减税的实践,采用三重差分模型识别了减税对企业污染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减税使西部符合条件企业的化学需氧量排放和工业废水排放量下降,从而证实减税具备显著的环境治理效应。机制分析显示,减税通过激励企业更新固定资产、增加研发投入等方式推动生产过程清洁化进而降低了污染物产生。异质性分析则发现,减税激励在环境合规成本较大的企业中更明显;相比清洁行业,减税对重污染行业的激励更显著;进一步的估算还发现,减税产生的环境收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策施行导致的税收损失。本文的研究表明,减税不仅能够提振市场活力,还能够提升经济转型发展的质量,这为更好地统筹环境保护和区域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环境保护税对钢铁企业的影响

自2014年首次提出"新常态"以来,钢铁行业积极寻求新的生产模式,希望通过新的生产模式,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与自主创新能力,从而提升自身经济效益.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各企业也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将环境保护视为企业不断发展的重点.钢铁企业的生产规模极其庞大,生产性质也比较特殊,其污染物的排放量也很大.虽然之前也对相关企业征收了排污费,但其执行力和影响力远远达不到应有的水平,其弊端也日益凸显出来.2018年1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征收环境保护税,该税种是对排污费的进一步完善,绝大部分的钢铁企业都将缴纳环境保护税,因此,环保税对钢铁行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以宝钢股份为例深入分析环境保护税对其自身的影响,并对企业自身的转型升级给出相应的意见.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

选取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股价同步性,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从作用机制检验看,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减少内部盈余管理和提高外部分析师关注度两条路径来降低股价同步性。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企业和处于较低不确定性环境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股价同步性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ESG绩效能促进重污染行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吗？——基于媒体监督的调节作用

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主体,企业如何兼顾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一直以来备受关注。文章选取2011-2020年我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绩效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重污染行业中,ESG绩效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媒体监督显著加强了ESG绩效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ESG绩效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作用,因产权性质和市场化进程的不同存在差异。文章有助于明确ESG对重污染行业企业高发展质量的影响,为企业重视和开展ESG活动、提高ESG绩效提供了经验数据,同时证实了微观企业主体促进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行性。     

重污染企业投资与地方官员晋升——基于地级市1999-2010年数据的经验证据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官员为追寻地方经济增长牺牲了环境,然而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都影响官员晋升。重污染企业投资能带动当地GDP增长,也会带来严重环境污染。本文以我国1999-2010年重污染行业(1)上市公司所在的191个地级市为样本,实证研究了重污染企业投资对地方官员晋升的影响。结果显示:重污染企业投资的增加对地方官员晋升概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环境绩效在官员晋升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官员晋升机制改革的政策起到了初步作用;并且这种负面影响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大城市和东部城市中更加明显。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以劳动收入份额作为衡量企业收入分配的指标，利用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作用在非国企、服务业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产生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效应、市场垄断效应以及内部控制强化效应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可见，企业数字化转型难以兼顾“效率”与“公平”，需优化再分配机制，避免因经济绩效的改善而导致收入分配恶化。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年报可读性：治理效应抑或噪音效应？

基于年报文本信息披露质量视角,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年报可读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改善了年报可读性。机制检验显示,提升公司内部治理水平和增强分析师对企业的监督力度是数字化转型提升年报可读性的主要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年报可读性的提升作用在国有属性、管制行业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低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本研究不仅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理论研究,也为改善企业文本信息披露质量提供了经验证据。     

水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的水生态环境保护效应研析——基于污水减排效应的分析

水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是保护水生态环境的重要税收举措。水资源税改革试点不仅抑制了污水排放总量,而且提高了污水减排效率;而环境保护税的污水减排效应不显著;但在水资源税改革试点与环境保护税同时实施的地区,污水减排效应显著,且其效应大于水资源税的污水减排效应。因此,应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范围,逐步提高水资源税税率和环境保护税应税水污染物税率,促进水生态环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