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数字经济税收挑战的国际方案比较

为在全球层面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挑战,世界各国与国际组织分别从单边、双边及多边层面出台了不同国际税制改革方案,推动了国际税收规则的演化和新的国际税收征管机制的形成。在全球税制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国应结合本国国情和数字经济发展现状,积极参与OECD主导的“双支柱”改革方案的谈判,反对单边措施的出台,在必要情况下利用双边税收协定辅助实现税收利益最大化,并及时完善国内数字经济相关税收法律制度。     

基于OECD双支柱框架的我国数字经济税收挑战与应对

经济数字化改变了跨国企业的商业模式,改变了传统国际税收征管规则,也对中国税收制度提出了迫切的完善要求.数字经济给税收制度管辖权确定、税基确定和扣缴方式等方面带来挑战.许多国家已经采取单边措施对数字经济征税,对原有国际税收秩序造成冲击.经合组织发布"双支柱"框架,对税收要素进行多方面创新,力求为数字经济领域国际税制改革提供相对一致的制度参考,以应对数字经济税收难题,维护国际税收秩序.在国内外数字企业正在蓬勃发展的情势下,中国可以参考双支柱框架,提升现有制度适应性,建立数字经济税收制度,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税收挑战.     

愿景与现实:OECD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的“统一方法”

经济的全面数字化快速演进,而现行国际税制体系下相应规则的缺位使得基于利己主义的单边征税措施加剧了对数字经济征税权的国际竞争。由二十国集团(G20)领导、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承担的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解决方案的制定工作在加速推进,这是现行国际税收规则近百年发展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实质性改革。OECD采用折衷妥协的态度,将各主要国家的建议集合成"统一方法",创设新联结度与新征税权、新利润分配方法,虽愿景美好但面临诸多必须解决的现实难题。解决这些难题需要坚持多边合作、技术协调和政治决断,同时要考虑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阶段和实际需要,更好维护我国税收利益。     

数字经济时代的税收遵从：挑战与应对

数字经济催生出各种新兴经济业态和商业模式,使涉税事项具有交易隐秘性、业务模糊性、高度流动性及数据依赖性,进而对税收遵从产生一定影响。本文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时代的税收遵从仍在价值追求、制度框架、技术运用和国际协作四个层面面临诸多挑战。同时,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税收遵从成本有效降低,纳税服务质量持续优化,税收管理效率逐步提升,税收遵从形态不断丰富,为我国税收遵从带来了新机遇。本文在梳理挑战与机遇的基础上,从明确税收遵从的价值追求、完善税收遵从的制度框架、优化税收遵从的技术运用和加强税收遵从的协同合作四个方面提出未来数字经济时代税收遵从的优化路径。     

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税收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信息技术革命掀起数字经济发展的浪潮,推动新的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有的全球税收秩序和格局被打破,现有的税收制度面临严峻挑战,引起各国高度关注,围绕数字经济展开的新一轮世界性税制改革正在酝酿之中。我国应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带来的冲击,积极应对数字经济对税收产生的挑战,并结合当前国际社会公认的解决方案,提出既适合我国国情又符合世界公认原则的应对策略。     

经济数字化下国际税收规则的变革：趋势、机制与影响

在应对经济数字化等国际税收挑战的背景下,国际税收规则进入快速变革期,单边、双边和多边改革方案先后出台。2021年联合国税收协定范本修订,G20/OECD包容性框架下的“双支柱”方案达成广泛共识,这标志着国际税收领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拉开序幕,对未来国际税收的治理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详细阐述经济数字化对国际税收规则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产生的深层次影响,分析国际税收规则发生变革的原因、机制和趋势,同时展望未来各国的政策选择。     

适应性治理视域下全球数字税制变革的再审视

为应对数字经济对全球税收治理带来的巨大挑战,国际社会形成了单边税收措施、双边税收协定和多边共识三类治理方案。三类治理方案间并非相互割裂分离,而是形成了相互影响、错综复杂、冲突与共识并存的“税收治理机制复合体”。适应性治理理论从演化、反思和程序三个视角为当下正在发生的全球数字税制变革提供了整体的解释框架。我国应在此复合系统中找准生态定位,尊重国际税收规则“博弈—演化”规律,不断运用“反思—调整”的方法推动这一复合体的平衡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国际税收治理和国内税收治理的良性互动。     

论我国经济数字化的税收应对——基于企业所得税视角

经济数字化改变了传统价值链管理模式,仅以物理存在为判定标准的国际税收规则已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需要。本文从企业所得税视角出发,分析经济数字化对跨境所得税管理带来的挑战,梳理了国际社会对经济数字化的主要应对措施,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应对经济数字化的税收举措。     

数字经济时代的区际税收挑战:成因与应对路径

数字经济对税收秩序的挑战不仅发生在主权国家之间,一国之内的区际税收秩序同样会受到数字经济的影响.随着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作为用户所在地的中西部省市面临着税基侵蚀的风险,税收天平逐渐向东部地区倾斜,地区间的财力差异也随之扩大.为了实现公平的税收分配和财力配置的目标,依据来源地原则,各个用户所在地的税务机关应当有权针对来源于其辖区范围内的收入公平行使征税权,同时针对其他地区创造的价值不应肆意征税.面对数字经济导致的利润征税地与价值创造地的错配以及地区间财力不均衡的问题,均衡性转移支付成为应对区际税收挑战的有效工具.鉴于数字经济导致用户所在地的税源流失,衡量这一财力损失并将其作为均衡性转移支付中的考虑因素,可以实现地区间财力均衡的目标.     

数字税2.0：展望元宇宙驱动的税收变革

以“双支柱”为核心的数字税收改革方案,虽然适应了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新业态的非物理移动性、多业态融合性以及跨国平台垄断性等特点,但并未消除数字经济对以物理存在、单独实体和独立交易为核心的传统国际税收规则带来的挑战。随着元宇宙的快速萌芽,其呈现的去中心化、匿名性、资产加密性以及虚实交互性等特点,在纳税主体界定、税收透明度以及税收管辖权判定等方面对现行数字税收规则体系带来了全新挑战。在上述双重挑战下,总结相关国际组织和部分国家采取的数字税收解决方案,并基于元宇宙发展的基本属性,从建立面向元宇宙的税收制度、加快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以及提前布局基于元宇宙发展特征的税收规划等方面提出建立数字税2.0的基本思路,能够实现提升数字经济税收治理效能、增强我国数字经济国际竞争力等多重效果。     

工业互联网税收治理的逻辑机制与中国方案

工业互联网变革了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和组织模式,在冲击现行税制体系的同时,也为解构和重塑供给端的税收治理框架提供了新契机。本文遵循工业互联网“价值创造特征—价值创造路径—价值创造治理”的价值创造线索,尝试以工业互联网的价值创造冲击我国税收制度作为主线,从理论出发,多维视角阐释工业互联网下税源变革、税收治理重点、税收结构性变化以及税收分享规则的调整。进一步地,厘清工业互联网多方联动、资源协同、结构优化、生态演进的价值创造路径,层层递进梳理出各环节税收治理的实践逻辑,并从重塑企业主体税收征管新模式、完善税收政策储备、健全税收激励机制、优化地区税收分享规则四个方面,提出工业互联网价值创造的税收治理方案,为工业互联网税收治理提供一定的借鉴。     

人工智能时代税收治理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北大核心CSSCI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在税务领域将拥有更广泛的应用前景。本文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对纳税人的影响入手,分析了人工智能背景下税务部门在技术能力、组织架构、权力合法性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面临的全新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税务部门要从法律体系建设、组织架构完善、征管流程和纳税服务优化、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制定应对措施,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在税收治理中的作用,防范和化解应用风险。     

国际数字税“双支柱”改革方案对跨国企业经营和未来全球化的影响及中国应对策略

以“双支柱”方案为标志的新一轮国际数字税改革方案确可有力打击以跨国数字服务企业为代表的跨国企业有害避税行为,但也将削弱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财税激励政策效果,加快全球价值链重构,让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引进—消化—吸收—创新”难度增加,陷入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风险进一步加剧。“双支柱”方案不会从根本上阻碍中国对外开放步伐,但可能对中国吸引高新技术产业外商投资财税政策的实施产生一定制约,成为中国向全球产业链高端攀升的障碍,本文据此提出中国的应对策略。     

数字经济国际税收规则变革趋势与中国应对举措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数字经济仍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活力.逆势上扬的数字经济对渐进式的国际税收规则改革提出了全方位的挑战.G20、OECD致力于制定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解决方案,提出了“统一方法”应对方案,而部分国家出于维护本国税收利益采取了单边行动,新一轮的国际税收改革博弈已开始.我国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第二大国,在遵循税收公平和税收中性原则的基础上,需尽快改革常设机构认定等数字经济税收规则,运用数字技术提高我国数字化税收征管水平,推动数字经济征税权分配的国际合作.     

2022年国际税收研究综述

2022年国际税收改革持续深化,对全球税收治理体系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也进一步推动了各国国内税制改革进程。2022年国内文献中关于国际税收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税收改革的理论基础与影响、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税制改革和税收征管改革的国际经验以及国际税收案例研究等重要领域,涌现了众多高质量成果,为国际税收改革的持续推进和我国税制的不断完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实践经验,进行了前瞻设计。     

数字服务税收法律制度研究

数字经济给现有税收制度和征税征管带来冲击,表现为专门数字服务税缺失、税收范围偏窄和税收征管难度增加等。域外关于数字服务税的立法,可以为我国创设数字服务税提供立法经验。鉴于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和新税种的国际争议,我国应当采用“近期—远期”两步走策略,逐步建立数字服务税。在税制要素上,应明确基本的纳税主体、征税范围和税率,同时提升配套的税收征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