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对就业增长影响比较研究--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比较为例

为了增加就业和降低失业率，必须保持快速和稳定的经济增长，而内需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之一。通过建立消费就业模型揭示内需和就业这两者内在关系，并比较分析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东部发达地区的消费就业弹性、城镇消费就业弹性和农村消费就业弹性的差异性。从消费结构层面上，提出增加就业的政策建议。     

房价增长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使用2006-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用系统GMM估计方法检验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房价增长率与居民整体储蓄率的关系。持续增长的房价可能对个人、家庭储蓄行为产生一定影响,但实证结果显示其对整个社会居民的总体储蓄率影响微弱且不显著。居民的本期储蓄决策会根据上期储蓄情况进行调整,如果上期储蓄率过高（低）,本期会适当降低（提高）储蓄率。此外,居民储蓄率对利率及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变化较为敏感。     

中国城镇居民的不确定性感受与消费行为

由于我国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制度的不确定性,城镇居民的消费决策背景充满了不确定性,居民对收入、物价、支出的不确定性感受对其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致使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而消费需求一直陷于低迷.不同群体的城镇居民的不确定性感受存在区别,其消费行为也各有特点.针对这一现状,我国应该采取积极的经济手段,大力推动城镇居民的消费.     

中国居民高储蓄率根源的实证分析

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早已引起各界的关注。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影响居民储蓄率的常规变量的回归分析得出结论: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是造成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根本原因。因此,应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加大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加大二次分配中居民福利的占比、降低基尼系数,启动消费,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应对金融危机背景下降低储蓄率之我见

按照经济学理论,应对经济衰退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提高消费、降低储蓄率。增加直接融资,疏通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增加政府和企业消费,寻机向境外转移资金、增加对外投资,加大理财产品的发行、把居民和企业的储蓄转化为投资资金,促进出口产品转内销,降低净出口等方式都在遵循这一原理。     

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家庭储蓄率吗？

目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偏高,不利于内需增长。数字金融的出现和发展为降低家庭储蓄率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但现有文献对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机制研究不足,相关经验证据也较为缺乏。本文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提供更多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为家庭承担风险和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多途径和便利,有助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且这种效应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家庭（如收入和社会资本较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的家庭）更为显著。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2017年数据和2012年、2014年、2016年城市层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析发现：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效应显著,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会降低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而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有较高的储蓄率,因而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的路径降低家庭储蓄率;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影响具有显著的家庭异质性,对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收入较低家庭、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边际影响更大,而对储蓄率很低家庭（储蓄率最低的20%样本家庭）的影响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做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拓展了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和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中国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提供了一种解释;二是采用多期家庭储蓄数据和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家庭储蓄率降低效应及其缓解流动性约束路径和家庭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储蓄率,释放家庭消费潜力,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多渠道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有效缓解收入较低、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弱势群体的消费增长。     

我国银行高储蓄率现象的经济分析

银行储蓄率居高不下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我国银行储蓄率持续走高主要原因是社会收入增加,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导致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金融市场本身特性,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家庭观念等因素.高储蓄率对我国经济、银行系统、资本市场三方面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应规范居民的储蓄行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储蓄欲望,积极改变观念提高消费水平,大力发展基金培育机构投资者.     

立足内需:大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导致国外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萎缩,迫使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以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的增长方式,把经济增长的重点转向内需.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其发展模式应遵循"大国模式",通过内需来驱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的关键是刺激居民的消费需求.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提高劳动在分配中的比例,提升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     

居民消费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增长是迅速的,但是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下降。真正转变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把依靠外需的经济增长转变为依靠内需,才能使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作用。利用江苏省1993-2012年的数据资料,从宏微观角度分析了收入增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劳动者报酬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正效应,其促进消费的长期影响明显高于短期影响;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对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城镇居民。     

对我国消费率和储蓄率变动趋势的分析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然而,居民整体的消费率却越来越低,储蓄率越来越高,并且这一现象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从世界范围看,目前我国最终消费率过低,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太高,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已经严重失衡,这成为制约我国宏观经济持续稳定运行的重要因素。     

济宁市扩内需瓶颈思考与路径探析

投资、消费、出口并称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最稳定推动力,在三大需求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调研,并结合翔实的统计数据,分析了济宁市近十年来内需结构变化,提出当前济宁市调整内需结构的重点是把扩大消费作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突破点,并寻求制约消费的瓶颈问题及解决办法,最终实现经济持续较快增长。     

我国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分析

在内需不振的情况下，为扩大内需，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过去的几年中取得了显成效。在2002和2003年仍应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以长期建设国债为主要措施来扩大内需；2．通过适当减低税费来扩大投资需求；3．通过加大公共支出和政府投资；促进经济长期增长；4．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消费需求；5．加大转移支付；6．调整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提高居民购买力的实现程度，保持消费需求稳定增长。     

1978～2006:消费率和消费结构变动趋势的实证分析

从宏观经济运行角度考虑,中国的消费率和消费结构有以下几个特征:资本形成率过高,最终消费率过低;政府消费率过高,居民消费率过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有所上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上升缓慢;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支出差距有所扩大;经济发达地区居民消费支出与欠发达地区居民消费支出的差距有所扩大。要调整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主导型和外贸主导型的增长模式向消费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化;政府要通过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来提高消费率;政府要扩大公共品支出,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消费水平。     

我国区域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评价及比较研究

中国区域经济金融发展总体呈现非平衡增长的典型特征,发达地区拥有更快的经济增速和更高的经济质量,东部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从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看,区域金融深化、产出弹性和资本配置效率呈现同步提高的特征,三者具有很好的统一性.从金融动员储蓄看,发达地区储蓄率高、储蓄-投资转化率低与欠发达地区储蓄率低、储蓄-投资转化率高形成鲜明对比,区域金融动员储蓄的能力和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都在不断提高.     

浅析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

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的长期存在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双顺差问题亟待解决。文章通过对双顺差现象分析发现:过高的储蓄率、出口鼓励政策、中国贸易中出口加工贸易的支配地位是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主要原因;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对于引资的不合理利用、全球过剩流动性的输入是中国资本项目顺差的主要原因。建议降低高储蓄,促进内需、调整出口导向战略、外汇储备"走出去"、健全利用外资和加工贸易的相关政策、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需求结构偏离系数的区域比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深层次背景是中国需求结构的变化。需求结构偏离稳态增长率的程度将对供给的调整产生重要影响。基于索洛模型的拓展,构建需求结构变动偏离系数,可利用中国大陆31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对需求结构变动偏离系数进行测度。结果表明：东部普遍存在较高的稳态增长率,而中、西部的稳态增长率相对比较低;经济发达的地区偏离程度小;经济不发达的地区需求结构偏离程度大,且偏离程度大的地区大多是出现在其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于投资需求的地区。此外,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会导致需求结构偏离系数增加;人均GDP增加则会降低需求结构偏离系数,人均GDP是否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对需求结构偏离系数没有影响;消费投资比越高,需求结构偏离系数则会越低。     

居民消费模式变化与资源性供给紧约束——以食品消费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城乡居民食品消费模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充分反映了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质量的大幅度提高,明显有利于我国农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但与此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环境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影响,土地、淡水、能源等资源性供给约束日益趋紧。通过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实现土地、淡水等资源的节约使用,对于改善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和方式,促进食品消费模式的科学化,实现食品消费与资源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均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济转轨期山西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定量分析

经济转轨时期 ,山西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之间不具有协整关系 ,收入水平越高 ,其边际消费倾向越低 ,而且低收入组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与高收入组居民差异悬殊。应该从发展非农产业、构建消费环境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入手 ,增加农民实际收入 ,改变消费预期 ,提高农民的消费倾向。     

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变化及其原因分析

本文测算了1952—2006年中国居民储蓄率并分析了其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及其原因。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高积累政策、居民的低收入水平与高人口负担决定了居民的储蓄能力有限,稳定的收支预期也使得居民储蓄倾向很低。改革开放后,居民个人储蓄率迅速上升,其原因除了收入增长的普遍作用外,可能是其它多种因素共同推动的,这些因素包括经济转型、人口转型、预防性储蓄、流动性约束、消费习惯等。     

关于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再认识——基于修订后的2000~2009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

在界定居民储蓄率概念的基础上,利用国家统计局2012年修订的2000~2009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数据,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居民储蓄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份额均呈现上升态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在此基础上,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对如何降低过高的居民储蓄率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