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基于社会资本与社会排斥分析的视角

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社会资本与社会排斥共同构成了其"驻"与"返"判断的两个重要因素。不同的社会资本类型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途径,为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相关组织系统之间建立信任关系,从而提高他们的活动效率。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面临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排斥"却制约了这种资本的效力,从而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要想留在城市完成继续社会化的过程,必须明确以下路径:从滞留(共栖),到城市适应,再到城市融入(竞争、合作、内化与认同等),最后实现融合(共生)。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育探析

企业社会责任作为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全社会共同培育。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可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的缺失,而造成这种缺失的原因主要来自于政府、社会、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等层面。因此,深入分析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原因,积极探寻企业社会责任培育的路径,努力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四位一体"的新格局,将有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育、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推进和新型城镇化目标的实现。     

近年来中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

20世纪80年代,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开始出现,90年代中后期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了与80年代初期进入城市的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特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与特点、社会融合、市民化进程、社会保障等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系统。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诉求及实现路径

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受教育水平较高,思想活跃开放,渴望融入城市,由此社会保障诉求的愿望更为强烈。面对日益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及其利益诉求,要求社会政策的变革必须与时俱进。要按照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逐步从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就业培训、人口城镇化等方面完善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政策,尽快将其纳入我国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服务中。     

电子网络: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新路径

电子网络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起着巨大作用,正成为农民工获取社会资本的一种新途径。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电子网络对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的过程,为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     

落地未“扎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崛起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愿意只做城市的"候鸟",而是通过这一独特的群体身份提出自身满意的利益新诉求——农民工市民化,文中笔者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潘篱分析,探寻加快市民化进程的对策,进而实现其"城市梦"的追求。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述评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回顾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文献,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核心问题以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述评,并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民工荒”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研究

持续不断加剧的＂民工荒＂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整体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他们仍然面临着就业技能缺乏、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就业制度化壁垒稳固、就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改变需要提升其就业技能、增加就业机会、消除就业壁垒、完善就业保障机制等,这就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共同的努力才能有效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选择动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在面对市民化选择时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以劳务输出地安徽省庐江县和劳务输入地上海为研究样本,通过调研数据分析发现：子女受教育、社会保障、城市认同以及迁移网络等因素都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选择产生重要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住房制度创新对策

居住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社会后,能够在城市长期稳定下来并融入城市社会,最终完成向市民转化的关键问题。目前,由于我国现行住房制度的束缚,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居住场所还面临许多制度性障碍。     

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研究

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推进欠发达地区城市规模扩张和城市化进程的需要,是提升欠发达地区市民整体素质的需要,是加快欠发达地区城镇化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不断健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培训体系,完善覆盖新生代农民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和土地权利保障机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加快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以融合居住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

住房问题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大障碍.人力资本积累与居住环境互动关联,异质群体的融合居住通过社会互动产生诱发性人力资本投资.破解农民工住房难题应在住房保障政策下实现人力资本价值与住房价值的交换.城市公共政策应着力于以融合居住与城市产业转型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价值创造力,构建城市产业政策、住房政策与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协同作用机制.     

中山市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的规划思考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其本质涵义就是让为城镇化发展作出贡献的人真正享受到城镇化的成果;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才是真实的城镇化程度。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2012年底我国的城镇化率达52.6%,广东约64%,珠三角超过80%,中山城市化率为87.9%。但与发达国家比较还存在较大差距,推进城镇化发展仍具有很大的空间。主城区首位度不高、粗放型传统发展、城市化根基不深等城市化问题依然存在。如何在新时期正确理解新型城镇化内涵,加快推进中山市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则成为当前推动城镇化建设的首要问题。     

“双创”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教育研究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牵引下,全国正蓬勃兴起创新创业风潮。在"双创"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创业教育培训,激发创业活力,挖掘创新潜力,成为助推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加速农业化和工业化进程的生力军以及国家创新创业发展的新型力量。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教育培训尚存在教学理念落后、师资水平不高、课程内容单一和保障体系欠完善等诸多矛盾。政府和各教育培训主体应因势利导、与时俱进,转变教学理念,创新教学形式,丰富授课内容,增加财政投入,加强师资建设,构建创新创业教育培训体系。     

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政策选择

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城镇化模式和区域规划的视角,将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放在区域发展的系统之中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主张解决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的渐进主义道路,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只有毫不动摇地奉行区域和谐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的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充分拓展区域管理创新空间,才能从根本上彻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     

以农民工市民化推进城镇化内敛式转型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研究认为,我国城镇化发展中出现“偏城镇化”现象, “十二五”目标达成需要城镇化发展方式从外延式向内敛式城镇化转型.城镇化转型核心是以农民工整体融入城镇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体系的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发挥动力机制、社会成本分担机制和土地权益分配机制的协同作用,通过战略性顶层设计发展多层次城镇化,实行农村职业义务教育,保障农民工市民权益,实现城镇化内敛式转型.     

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农民工市民化的战略选择

新型城镇化采用集约、智能、低碳的发展方式,这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系统工程,其中农民工实现市民化是完成这项工程建设的重要战略途径。在此背景下,建设新型城镇化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具有密不可分的战略关系。当前,为摆脱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困境,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需要在限制大城市、壮大中小城市,改革和创新城镇管理和治理模式,创新各种制度,提升资本以及筹措资金等方面构筑战略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的“差异化生存”与双向社会心态

新生代农民工数年的城-乡务工经历形成了明显不同于初代农民工的生活模式,"差异化生存"正成为这一群体的显著特征。这种差异化不仅体现在群体外部与城市居民生活条件的不同,同时在其群体内部也因职业、性别、技术、社会网等因素呈现出明显的分化。"差异化生存"主要表现为身体化的工作状态、固定化的居住条件与联网化的人际交往。其形成根源是职业的被动选择与网络技术的负作用,运作的线索是身体的实践,塑造的结果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双向社会心态,即产生在群体内部分化基础上的城市融入观与乡土回归观。     

重建农民工社会资本

冯周卓、陈福喜在《东南学术》2008年第4期撰文指出,社会资本是人们在社会互动中有目的地建立或由于其他活动而逐渐形成的社会资源存量,诸如人际网络、信誉、信任、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规范等。农民工经过从农村到城市的时空改变后就基本上失去了原来在     

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研究——基于东莞与昆山的调查

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实施效果离不开农民工的政策认知.本文通过对东莞与昆山两地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的日常认知度、习得型认知度、交往型认知度的平均分值较低,而权利主张型认知的平均分值位于中等偏上水平,政策认知度的综合评价得分位于中等偏下水平.新生代农民工对政策认知的当期效用评价低、对政策认知的机会成本高、负向同群效应以及组织化程度低是新生代农民工政策认知的主要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