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DNA证据

近年来，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尤其是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刑事诉讼提供了更为可靠的DNA证据。将对新生的“证据之王”——DNA证据进行学理方面的探讨。     

建设施工领域“潜在证据”的固定与保存探析

施工企业在施工过程中所留下的痕迹,经过档案管理人员归档后的资料称之为"档案"。施工企业一旦与外界出现纠纷,这些"档案"就成为潜在的证据。但是"档案"与"潜在的证据"的外延又不是完全重合,"档案"作为施工过程的记录,侧重于展现施工的事实;"潜在证据"经过法律顾问的整理,提升为所涉纠纷的证据,用于支持法律事实。施工企业在经营中,出现纠纷,发生诉讼在所难免,诉讼的根本在于证据,如果不重视"潜在证据的固定与保存",企业面临诉讼时,往往会因为证据缺乏或在举证期难以举证而陷入被动。固,施工企业在档案管理的同时,要有意识侧重于"潜在证据"的固定与保存。     

电子数据证据的内涵及法律归属研究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48条将"电子数据"首次纳入法定证据种类之一,与视听资料同列为第八种刑事诉讼证据,第一次在法律层面上赋予"电子数据"独立于传统证据之外的法律地位。至此,电子数据证据的法律地位从立法上得到确认。本文将以新刑事诉讼法证据规定修改为契机,深入探讨电子数据证据的内涵及特征,以期对我国未来的电子数据证据法律规范建构有所裨益。     

对电子商务秩序中电子证据的分析

电子证据是维护电子商务当事人合法利益、"定纷止争"的凭据。对于电子证据的归属,学理上先后出现了"视听资料说"、"书证说"、"物证说"、"独立证据说"、"四分法说"、"七分法说"等。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基本上是按照书证或视听资料来对待电子证据的,证据力偏低。电子证据具有与已有的七类证据所不同的特点,应当尽早明确其可采性和证明力,根据不同电子文件的载体、证明方式、对介质的依赖程度特别是其安全强度等进行具体分析,确定不同的认定标准,以维护电子商务秩序。     

刑事诉讼中瑕疵证据的概念界定与运用规则探析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合称"两个《证据规定》")中首次关于瑕疵证据的相关规定,填补了证据制度中合法证据和非法证据间的空白,使一些存在轻微程序瑕疵的证据材料能够在适当补正以后恢复其证据能力,助力于案件事实的认定,节约司法资源。虽然如此,司法实务中的瑕疵证据制度仍然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配套细则,从而导致一些实为非法证据的"瑕疵证据"在审判程序中变身为有证据能力的证据,而一些名副其实的瑕疵证据却被枉作非法证据。要解决这一司法困境,需要全面分析瑕疵证据的概念与特征,并就瑕疵证据的认定与补正制定操作性强的指导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探究

2016年6月15日,哈尔滨"1·2"特大火灾案在哈尔滨市道外区法院二次开庭审理,庭审中涉及多份有争议的证据被认定为非法证据。主审法官宣布:"排除非法证据,被告人的供述以开庭供述为准。"该案之所以受到社会高度关注的原因,除了造成5名消防战士牺牲、538户居民受灾的重大后果外,还因涉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文章从中美的历史发展区别寻找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共同之处,借助哈尔滨"1·2"特大火灾案分析了非刑讯逼供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在"毒树之果"情形下的司法适用。     

刑事诉讼证据展示制度研究

证据展示制度可以有效地解决刑事诉讼中的"阅卷难"问题。证据展示制度主要包括证据展示制度的适用范围、证据展示的时间和地点、证据展示的主体及展示内容、对违反法定义务的救济和制裁等。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探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上个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后,已经走过了将近一百年的历史。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为全文展开了前提和基础,主要界定了证据、非法证据的内涵,且分析了非法证据的形成原因。第二部分是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正当性认识发展为主线,探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根据。第三部分是从分析我国立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很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实施的根源着手,讨论了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面临的困难。     

电子证据、计算机证据、数字证据的概念辨析——从电子技术的发展看电子证据的概念

在电子证据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往往把电子证据、计算机证据和数字证据视为同一概念,实际上三者的区别很大,在这三个概念中,电子证据的概念内涵和外延都要大于其他两个概念,因而在网络技术日益发展,网络纠纷日渐增多的今天,只有"以电子形式存在的,用作证据使用的一切材料及其派生物"这一概念才能够涵盖所有以电子形式存在的这种新的证据形式。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执法和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排除是一个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非法证据实行排除,既是执法文明的需要,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一把"双刃剑"。因此,非法证据的排除必须在社会安全和个人权利保障相互冲突之间取得平衡。     

浅谈非法证据的价值

狭义上的非法证据,是指司法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方式而取得的证据,也可称为"非法取得证据"。非法取得的证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能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不同的国家与地区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选择。我国学者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试图通过剖析国外典型做法,结合本国特色,提出对非法证据采纳问题的适当做法。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机制——以立法进程为视角

为根治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等非法手段获取证据的顽疾,我国立法机关从司法解释、法律等层面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了规范,经过近几年的试运行,该规则的贯彻并不理想,尤其是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性问题,导致法院在非法证据排除的审理中缺乏正当性的规则指引,使得原本非法的证据变相地披上了合法"外衣"。鉴于此,本文将从法律视角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机制进行探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及于公诉案件中的辩方

根据2012年颁布的新《刑事诉讼法》第56条,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于自诉案件中的控辩双方,也就是说自诉案件中的辩方是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制的。那么公诉案件中的辩方采用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是否受到该排除规则的规制呢?根据2010年两高三部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公诉案件中辩方的证据同样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这一规定在新刑诉法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条文中"蒸发"。基于此,人们不禁要问,到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及于公诉案件中的辩方。     

“毒树之果”不可食

"毒树之果"制度最早出现在美国,在美国的诉讼制度中属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规则之一。毒树之果是否是有效证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学界趋向否定其证据能力。据此,认为在中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下,对于"毒树之果"应采取摒弃的态度。为此,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阐述了摒弃的理由。     

论侦查中的证据意识培养与提高

证据问题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一个需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而证据意识的有无对执法人员的工作成效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应树立"证据第一"的观念,并采取业务培训、规范勘查程序第一等一系列措施,以增强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提高办案质量。无论是侦查刑事案件还是受理行政案件等工作,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依靠客观充分的证据才能依法有效地追究违法人员和犯罪嫌疑人的法律责任,使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基于证据的视角

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一论点,是对现有诉讼制度进行深刻反思后总结出来的完善路径。诉讼制度的改革涉及到司法理念的变革,尤其是公检法三家机构之间职能之间的配合、衔接和监督,才能将刑事诉讼"不枉不纵"的理念贯彻到底。纵观整个行使诉讼的流程,证据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没有证据的支撑,公检不能逮捕,检察院不能起诉,法院更不能定罪量刑,可以说,证据是诉讼的灵魂。案件证据的收集涉及人权保障,对人权的重视是作为"小宪法"之称的刑事诉讼法应有之义,案件起诉涉及到证据开示制度,以此平衡控辩双方,案件的裁判涉及到直接言词原则和传闻证据规则,上述原则的贯彻执行,将促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     

审计职业怀疑的固有限制与合理性约束

审计职业怀疑是注册会计师对已有的结论、证据和证据来源等,在未形成职业判断结论前表现出的一种内心疑虑、暂不信任和搁置判断的一种状态。职业怀疑受制于注册会计师的技能、知识与经验,审计证据的质量,职业道德水准以及事务所的质量控制。为避免审计职业怀疑的合理性约束,应正确处理"自信不足"过度自信"经验错觉",充分重视审计证据的质量,妥善处理职业道德问题,实施有效的质量控制管理。     

测谎结论作为科技证据的适用问题

"科技证据"无论从含义到特征,还是到法律性质,都对传统的证据学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正确认识科技证据是研究测谎结论在我国法律上适用问题的必要前提和准备,但是对于测谎结论的法律地位问题理论界至今仍争论不已。本文主要从科技证据的含义、特性及适用问题方面展开论述,进而研究测谎结论能否作为证据在诉讼中使用的相关问题。     

论WTO争端解决中的证据披露

在WTO争端解决中,当事方在证据披露中负有合作义务,这是善意原则在WTO争端解决中的体现。专家组通常不允许当事方以机密信息为由拒绝证据披露,而只是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不过,专家组在符合条件时可能承认"内阁特免权"。当事方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拒绝证据披露,专家组可以进行不利推定。     

参数假设检验中的“逆向思维”

参数检验中的"逆向思维"是"常规思维"的延续。当研究者按照常规的思维方式进行参数假设检验,所得结论是"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时,可以按照逆向思维方式来检验"是否有充分的证据反对自己的观点"。把两种思维方式下的结论结合起来考虑,有助于研究者做出正确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