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之友"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合法性分析

本文依据DSU和<上诉机构工作程序>的相关规定,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两方面分析其接受法庭之友书状的合法性,从而得出结论,专家组接受法庭之友书状法源有力,而上诉机构接受法庭之友书状法源无力.     

WTO“法庭之友”产生的原因分析

在WTO当前的文本协议中并没有“法庭之友”明确规定,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一些争端案件中已经认可“法庭之友”。“法庭之友”之所以能够在WTO争端解决程序中出现并且逐步得到认可,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原因包括：全球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发展,WTO对公开、透明的价值追求,美国、欧盟等成员方的积极推动,与当前DSU规则的非冲突性以及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法庭之友”的肯定态度。     

《世贸组织协定》的解释制度评析（一）

任何国际经济条约在适用过程中都要解释，对于《世贸组织协定》来说，更是如此，由世贸组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所作的司法解释，虽无“遵循先例”的效力，但对后案通常具有说服力，则是不可否认的。无疑，在争端解决过程中，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需要援引其他法律渊源对《世贸组织协定》进行解释，但不得滥用这方面的解释权力，尤其是将外部条约规则引入世贸组织体制，一般应经由谈判的方式，方为正当。     

试论GALL第20条三项环境例外的规则

GATT第20条的三项具体环境例外允许世贸组织成员为重大的环保利益，尤其是保护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等目标，而采取必要的贸易限制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必须符合这三项例外所规定的规则。本文试图通过剖析有关案件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阐明第20条三项环境例外的简洁语言中所包含的复杂规则。     

析WT／DS379案中的“公共机构”之认定

2011年3月，WTO争端解决机构上诉机构对中国诉美国反倾销与反补贴措施案做出了最终裁决，上诉机构推翻了此前专家组对（SCM协定》第1．1（a）（1）条下的“公共机构”的认定，支持了中方的有关主张，认为“公共机构”的概念不应被简单概括为“由政府控制的任何实体”，应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分析。将以本案中“公共机构”的认定为切入点，对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裁决进行一定分析并做简要评析。     

论世贸组织反倾销争端法律解释的政策性倾向及我国对策

世贸组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反倾销案件的裁决往往以自由贸易政策为导向。本文先从世贸组织反倾销协定解释的方法论入手,指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滥用目的解释以达到其预设结果的危险性。然后通过三个典型的反倾销案例剖析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审理策略,最后对我国在新一轮世贸组织谈判中的应对之策提出建议。     

WTO“美国——双反措施案”中我国政策性贷款的法律专向性认定疑析

WTO“美国——双反措施案”专家组主要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为基础,认定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政策性贷款具有法律上的专向性。上诉机构竟然认为不确定专家组未明确做出上述裁定,从而草率地驳回了中国在这一点上的上诉请求。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裁决均有不当之处。未来中国应在争端解决过程中努力扭转这些不当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并且根据证据充足与否决定是否援引SCM协议第2．1条（b）项以作专向性抗辩;同时,也应适当调整政策性贷款计划,使之充分符合非专向性的要求,以从根本上解决其法律专向性问题。     

探析WTO争端解决机制"专家组程序"的若干问题

专家组在WTO 争端解决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遇到了不少问题。文章讨论了专家组的成立及其对争端案件的受理，专家组获取资料的权利，以及专家组与上诉机构的关系等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论DSB报告对我国立法和司法的影响

争端解决机制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简称 WTO)的基石,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重大成果。它的核心是争端解决机构(简称DSB)以采纳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的方式来解决成员方之间的相关争议。通过对《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书》(简称DSU)的条文分析以及对关贸总协定(简称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实践的研究,文章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DSB所采纳的报告是否具有国际法上的效力;第二,各成员方执行报告的情况如何;第三,DSB报告对中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台湾地区附带上诉制度基本理念分析

我国台湾地区存在附带上诉制度,但纵观学者对于台湾地区附带上诉制度的相关研究成果,多是对其程序层面、具体层面的研究。故笔者旨在从我国台湾地区的附带上诉制度的宏观理念层面略抒己见。     

WTO争端解决机制专家组职权范围实证研究

本文围绕WTO争端解决机制专家组管辖范围这一主题,就WTO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所适用和发展的相关规则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对大量关于DSB专家组程序相关案例的相似点和不同点进行比较,总结专家组在各类案件中针对相关规定理解和运用的不同标准,目的在于对成立专家组的请求的条件（主要体现在DSU第6.2条中）进行研究。之后通过对中国作为申诉方参与WTO争端解决活动的实践经验,分析中国的诉请因是否符合DSU第6.2条而成功或不成功的原因,进而较为准确地把握专家组对于申请列入其管辖范围的标准,在此基础上提出笔者关于中国参与WTO争端解决活动应该注意的问题的建议。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案例（DS122）及其启示

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DSB）成立以来，已经受理了228件争端案件，其中经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审理结案的已有近50起，本文介绍的是波兰诉泰国对进口H型钢征收反倾销税案（案件编号：WT/DS122），该案专家组报告所作结论对我们加深理解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的某些条文内容具有重要意义，接着，本文讨论了我国《反倾销条例》与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的差距，以及入世后可能出现的投诉与应诉问题。     

美国钢铁保障措施对我国钢铁企业的影响--以宝钢为个案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以宝钢为个案分析了美国钢铁保障措施对国内钢铁企业的影响,通过计量经济学模型,引入虚拟变量实证检验了此次钢铁保障措施案各阶段事件对宝钢股票报酬率影响的显著性,模型结果证明实施关税令对宝钢产生了明显的负效应,而有利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对宝钢的影响则是积极且显著的。     

浅析对审判结果有异议的具体办法

随着我国法治社会体制建设逐步的完善，大多数群众法律意识增加，告别从前的一些落后的、不合法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开始用法律这一有力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我国法律分为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两种，因此针对不同种类的审判结果，有异议上诉和申诉的方式是有所不同的，本文浅要分析对审判结果有异议的具体办法。     

业委会能否起诉业主

一起本属并不复杂的相邻关系纠纷,却引出了罕见的全新课题:业委会能否起诉或上诉业主?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功能

市场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健全的经济调节机制。WTO争端解决机构是世贸组织得以正常运作的一个重要机构，WTO争端解决机制是维护成员国权益的一种有效手段。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功能在强制管辖权、专家组程序、上诉程序、执行等方面得到了增强。但是，还不能说它就是完善而成熟的，它还存在不少的缺陷和不足，并且这些不足已经引起愈来愈多的法律人士的关注。     

论民事上诉中的"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

目前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由于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的缺失,使上诉人的上诉权不能得到很好的行使,违背了上诉制度设立的初衷．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和实践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建立和完善该项制度。     

试论遵循先例原则与WTO争端解决机制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常被视为是乌拉圭回合协议中最根本的变化和主要成就之一。在过去十几年的实践中,它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同时也暴露出了很多弊端。其中,关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是否具有先例的效果问题就存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悖论。本文通过考察WTO规定和实践,提出将遵循先例原则纳入WTO争端解决程序的合理性。     

建立有限刑事三审制度新探

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审级制度一直坚持的是单一的两审终审制。但随着我国社会生活的飞速发展，两审终审制在实践中已经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缺陷。因此，对我国的刑事审级制度有必要从理论上进行反思，进而用公认的价值标准和技术措施来对其进行改造，本文从上诉的角度着重分析并最终确立有限的三审终审和有条件的一审终审相结合的刑事审级制度。     

论反倾销中损害确定的随意性及其抑制

确定损害的存在是利用反倾销法制裁倾销行为所必须满足的三个条件之一。虽然反倾销协定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由于该问题的敏感性、在具体细化标准上缺乏明确规定以及主要贸易大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各国在损害确定的问题上仍然表现出相当大的随意性。本文通过对损害确定条款的分析,具体介绍了损害确定中随意性的若干主要表现,并结合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损害确定条款的解释,详细阐述了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损害确定随意性的抑制,同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法律解释对我国反倾销实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