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龄人口居住模式、收入结构与贫困脆弱性

当前中国农村地区老龄人口独居现象普遍,老年贫困问题突出。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中国城乡社区治理调查(CGGS)2013～2017年的数据,对农村老人居住模式变迁引起的老年贫困问题进行研究。本文选取贫困脆弱性指标来衡量个体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有利于对老年贫困问题进行前瞻性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居住模式显著影响农村老龄人口的贫困脆弱性,独居老人陷入贫困的概率远远高于合居老人。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1)相较于老年男性,独居对老年女性的致贫作用更明显;(2)相较于儿子,女儿在缓解老年父母贫困问题上发挥的作用更大;(3)同村有直系血缘亲属能够显著缓解独居老人的贫困。最后,本文从消费行为理论出发,探讨了居住模式影响农村老龄人口贫困脆弱性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居住模式的变迁显著改变了农村老年家庭的收入结构,独居会使家庭非农收入占比显著下降,从而引起消费倾向降低,进而导致以消费为基础的贫困脆弱性指标升高。对此,本文建议政府、社会和家庭三方从不同渠道增加对独居老人的转移支付,提升老人的消费倾向,彻底缓解农村老年贫困问题。     

家庭禀赋、社会福利与农村老年贫困研究

家庭资源禀赋差异与社会福利的发展向度是影响农村老年贫困发生的重要因素。本文将农村老年贫困分解为经济贫困、健康受损与精神孤独三个维度,利用2011年中国老龄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实证分析了家庭资源禀赋、社会福利制度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农村老人经济贫困、健康受损与精神孤独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家庭收入、子女的资源供给等家庭禀赋因素以及公共养老金、公共医疗服务可及性都会显著影响农村老年贫困的发生。并且,农村老人经济贫困、健康受损与精神孤独三个维度之间也存在很强的正向关系。提高家庭养老保障能力与社会福利项目的福利水平成为防止农村老人陷入贫困状态的政策选择。     

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动态研究

本文利用1993—2011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农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计算中国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并将总体贫困脆弱分解为慢性贫困脆弱和暂时性贫困脆弱,同时考察贫困脆弱动态与家庭特征和地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程度呈下降趋势;中国农村家庭更多表现为慢性贫困脆弱;慢性贫困脆弱比重与户主年龄和家庭规模呈U型关系,与教育程度和家庭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暂时性贫困脆弱比重则相反。     

金融普惠、风险应对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

贫困脆弱性研究关注农村家庭在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在贫困研究中具有前瞻性,贫困脆弱性指标也是衡量脱贫机制长效性的重要工具。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数据,研究金融普惠对中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首先,基于因子分析法,本文从金融服务的渗透度、使用度和满意度三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了村庄层面的金融普惠指数,发现金融普惠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改善金融普惠状况将有助于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其次,进一步通过区分金融普惠的不同维度发现,金融普惠的渗透度对降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有更大的作用,尤其是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的渗透度;在金融普惠的使用度上,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数字金融服务可以比传统金融服务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金融普惠通过提高农村家庭风险应对水平缓解风险性问题,进而对降低其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本文研究表明,以增加金融服务广度为目的的金融普惠发展,作为中国当下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工作,对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具有重要作用。     

收入流动性与贫困的动态发展:基于中国农村的经验分析

本文利用1988—2003年CHNS的5轮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发展进行了经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农村贫困的状态更多的是一种暂时性的贫困,而且中国农村存在着较高程度的脱离贫困与进入贫困并存的现象;不同收入阶层的贫困(或非贫困)家庭在脱离(或进入)贫困的可能性上存在明显的差别,同时绝大多数的贫困家庭在脱贫后都进入了较高的收入阶层,而大多数情况下非贫困家庭在进入贫困后都分布在离贫困线较近的收入阶层;贫困家庭在脱贫后并不具有较强的维持非贫困状态的能力,同时,刚进入贫困的家庭与之前一直处于贫困状态的家庭在脱贫的机会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     

贫困意味着什么:农村低保户家庭特征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

贫困的特征不仅是贫困研究的焦点,也是反贫困行动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文章基于反贫困的视角,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数据,通过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村低保户和非低保户在家庭发展能力维度上的差异,进而探讨农村低保户的家庭特征。研究发现,低保户家庭的财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较差,低保户的贫困不仅表现为家庭禀赋的不足,也体现为家庭功能缺损和家庭策略贫乏等。基于此,文章认为从家庭层面进行贫困识别与帮扶,实施家庭发展政策以提高贫困家庭禀赋,促进其家庭功能的健全和家庭策略的改善,可以推动农村贫困治理。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中国农村老人居住安排的纵向分析

本文利用安徽省农村老人生活福利状况调查数据,采用Multi-logistic回归模型,结合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从老人状况、子女数量及家庭代际支持三个层面,考察老人居住安排的纵向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因素制约了老人居住安排的变动;老人居住安排的性别偏好未能充分体现,女儿对老人居住安排的变动有显著影响;成年子女外出打工带来的代际支持的变化对老人居住安排的变动也有显著影响。     

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我国步入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与返贫问题亟待解决。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和2017年数据,从相对贫困角度研究我国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否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问题。研究发现,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农村地区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程度大于城镇地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仍具有稳健性。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家庭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的降低幅度显著高于东中部家庭,其中西部农村家庭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影响最强,各收入层级上农村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影响均强于城镇家庭,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达到大学及以上时参与劳动对脆弱性的影响最大,同时调节效应表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有“雪中送炭”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够通过提高家庭保险参与、促进家庭创业以及提升家庭储蓄率,改善家庭状况,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本文根据研究结论分别从短期和长期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因素——基于西南山区的调查数据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受交通不便等因素制约,中国西南山区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比其他经济较发达地区更加复杂和困难。除采取农村环境整治相关措施外,开展乡村旅游也可能激励农户积极参与当地人居环境整治。本文利用2013年和2015年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山区42个村611个农户的两轮调查面板数据,分析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因素,特别关注村级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措施和开展乡村旅游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西南山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仍面临一定挑战;村级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措施和开展乡村旅游显著促进了农户参与冲水式卫生厕所改造、减少生活污水和固体垃圾随处排放。此外,户主性别、户主的民族、家庭人口数、家庭财富、农户居住场所的海拔高度、村的交通状况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西南山区农户参与当地人居环境整治。     

2010—2018年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分布与特征

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的收关期,总结过去十年农村贫困的脱贫进程、成因变化与深浅分布,是后脱贫时代维持脱贫成效的首要工作。基于CFPS调查4390个持续追踪的农村家庭样本,本文采用A-F双界法,估测2010—2018年中国农村多维贫困指数。研究表明,第一,初始贫困水平更高的省份具有更大的脱贫幅度,有利于中国政府确保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同步完成脱贫目标;第二,农村家庭的能力匮乏点发生转变,儿童辍学、医疗保险与养老保险已不再是主要贡献因素,劳动能力、医疗负担与日常结余等抗风险能力与发展能力成为稳定脱贫成效的关键领域;第三,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的主要问题是贫困者受剥夺程度深,深度贫困者返贫阻碍了多维贫困的进一步下降。本文认为,中国农村的贫困特征已从生存困难向发展不足转变,针对性地解决深度剥夺维度、持续追踪深度贫困人群将有助于2020年后农村防贫困、农户促发展。     

医疗保障降低了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吗?

本文利用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测量了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并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实证检验了医疗保障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医疗保障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该效应对于不同禀赋以及不同区域的家庭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其中,暂时性贫困以及处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可以通过医疗保障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但是对于慢性贫困和不贫困家庭以及东部地区的农村家庭而言效果则并不显著。此外,医疗保障政策主要通过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等渠道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产生影响。以上研究发现在稳健性检验和采用其他回归方法后依然成立。据此,本文认为,医疗保障是降低我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贫困家庭医保投入力度和政策保障。     

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2012年、2014年和2016年21个省份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及相关统计数据,全面分析了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直接改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这一改善效应在处于不同贫困强度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之间存在差异:能够显著改善贫困强度较轻(处于一维贫困和二维贫困)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贫困状况,但对贫困强度较重(处于三维贫困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贫困状况没有显著影响;并且,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贫困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收入水平,间接改善他们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这一机制对不同维度贫困的改善效应也有差异:能显著改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在收入、教育和就业维度的贫困状况,不能显著改善他们在健康和保险维度的贫困状况。本文认为,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是实现中国农村地区脱贫攻坚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要进一步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增强其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引导农村普惠金融助力精准扶贫。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相对贫困长效治理——基于隔代照顾的视角

在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测度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基础上,本文使用双固定效应模型、离散选择模型、工具变量法、断点回归法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相对贫困的政策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显著降低了家庭相对贫困发生率,幅度约为2.38个百分点;从隔代照顾视角,老年人领取养老金能够增加家庭对儿童的健康和教育投资以及家庭劳动力供给,从而缓解家庭相对贫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领取时间越长,减贫效果越好,但囿于保障水平,对深度相对贫困的作用有限。     

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与农村减贫——来自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4年的数据,本文从贫困率、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三个角度测度了农村贫困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贫困发生与否、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从农户和社区两个层面实证分析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具有正向影响,尤其是农村自来水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结论在考虑多种情形的回归分析中均保持稳健。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农村如何进一步实施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我国农村家庭消费贫困动态性研究

基于2012-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FGT指数测度我国农村家庭消费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利用贫困转移矩阵分析我国农村家庭消费贫困状态持续与转变。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消费贫困程度增强,绝对贫困尚未缓解,相对贫困更加严重;农村家庭以暂时贫困为主,极少数农村家庭是慢性贫困;多数贫困家庭能快速退出贫困,少数非贫困家庭进入贫困。不同区域农村家庭消费贫困状况存在差异,东部地区贫困程度最轻,中部地区慢性贫困最严重,西部地区进入贫困概率最大。农村家庭消费贫困动态性分析可为我国消费贫困帮扶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     

基于分层Logistic回归模型的中国农村贫困识别研究

一直以来,我国农村贫困省区差异明显,西部地区农村贫困率明显高于中、东部地区,这就意味着农村贫困识别研究中需要考虑地区因素。本文首次使用分层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农村贫困识别研究,实证分析发现:层级变量农业人口比重对农户贫困有显著影响作用,且考虑与不考虑层级变量,各因素对农户贫困的影响程度差异明显。与普通Logistic回归模型相比,分层Logistic回归模型能够有效提高贫困农户的识别率,在最优分割点下,基于分层Logistic回归模型的农户贫困识别率能够达到75%。该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政府减贫政策应向农业人口比重大、少数民族人口多的地区倾斜,且应以提高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增加非农就业机会为主。     

中国农村青少年失学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2002年度全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经济计量模型对农村7～16岁学龄青少年失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研究发现,年龄、少数民族、身体存在残疾或智障、教育费用对失学概率有正面影响,户主配偶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净资产、教育供给水平对失学概率有负的影响,性别差异、户主受教育程度、年家庭纯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地区性因素对失学概率也有影响。     

农民合作社、贫困脆弱性与贫困阻断北大核心

全面脱贫后,防止返贫将成为我国下一阶段扶贫工作关注的重点。而农民合作社作为解决农村贫困的有效工具,科学评估其能否降低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从而有效阻断贫困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LDS)三期微观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及三重差分(DDD)的方法检验加入农民合作社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期测度其在未来阻断农村家庭贫困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加入农民合作社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有效阻断贫困;并且户主受教育时间越长以及农村距离市场越近,农民合作社降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应越大。此外,不同类型的合作社以及不同地区的合作社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应也具有异质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合作社通过增加农户收入、增加农户对社会的信任度以及提供隐性担保等方式来降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从而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     

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目的]研究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程度及影响因素,以期为现阶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返贫提供借鉴参考。[方法]文章基于新疆南疆三地州1 258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VEP方法对少数民族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脆弱性进行测度,并使用Tob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南疆三地州农户贫困脆弱性均值为0.331,贫困脆弱发生率为16.93%,且贫困脆弱性呈现出地区差异,由高到低依次为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克州地区。家庭能熟练说普通话人口占比、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参加农业保险情况、社会资本、是否收入多样化、所在村庄地形、是否通公交车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家庭规模、家庭负担比、健康冲击、自然灾害对农户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结论]据此提出加强国家通用语言和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促进农户积极投保农业保险、提高农村公共交通服务覆盖范围、重视农户健康贫困脆弱性等建议。     

城乡人口流动能否打破贫困代际传递?

我国流动人口子代能否摆脱贫困的桎梏,对于我国巩固脱贫成果与衔接乡村振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2015年以及2017年的跟踪数据,使用代际收入弹性模型进行测量,为了弥补已有研究仅仅关注到的父代和子代的影响因素,引入家庭整体的视角来探讨代际间贫困的传递,旨在探索贫困代际传递好转的具体实施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贫困代际传递程度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子代层与家庭层的影响因素共计对代际收入传递提供了16.79%的贡献率,其中最重要的传播路径为家庭层的发展享受型消费;家庭层的影响因素对男性的影响较大而对女性的影响较小;对城镇流动人口的影响相比农村流动人口更大。基于上述研究,应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家庭消费类型、家庭创业、家庭负债等方面的帮助和政策引导,以期实现长久的脱贫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