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内外需产品价格剪刀差与中国重工业化

本文在中国经济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下分析了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重工业化进程的影响。通过对比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重工业化成败的原因以及中国经济转型与主流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差异,我们认为对外开放在我国重工业化进程中的最重要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解决了重工业化对就业的排斥,二是加速重工业资本积累过程。对外开放促进资本积累的主要渠道并非通过吸引外资而是通过内外需产品剪刀差扭曲要素收入分配,使收入分配倾向于资本要素从而加速资本积累过程。     

新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60年变迁轨迹分析

制度变迁有其相应的路径约束。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变迁在不同阶段面临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路径约束。土改及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建立,既是农民在缺乏土地的替代性要素下对土地的依赖,也是我们党革命的政治目标。土地集体所有制及农业集体化生产模式的确立,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实现工业化战略目标。超越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体化生产模式,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框架内对集体化生产模式的制度创新,而城乡二元制度的制度约束,要求按农村家庭人口数量平均分配土地。     

为马克思利润率下降理论辩护

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理论的阐述以资本积累为背景,其核心是资本的构成。当快速的资本积累用尽劳动力的供给时,工资上涨会降低利润,减少资本积累;后者又导致失业增加,下降的工资再促使资本积累逐渐加速。19世纪英国商业周期的波动证实了它们的关系。资本积累的进一步机制是用机器代替工人。个别资本家节约成本的技术革新,不会必然地提高总资本积累的一般利润率,利润率的部门差异引致积累的资本在竞争中涌向不同的领域,最终过多的资本积累瓦解了资本积累的目的本身——利润的增加。依据马克思资本积累基本模型构建的动态模型,能够估算资本主义国家一般利润率的历史和未来演变。     

国家行为、组织性质与经济绩效:中国农业集体化的政治经济学

文章在"国家行为—组织性质—经济绩效"的理论范式下,通过一个国家行为模型探讨了中国农业集体化演进过程中的国家角色和制度逻辑。文章认为,农业集体化是国家为降低交易成本、最大限度汲取农业剩余以支持工业化而确立的农业产权制度安排。国家行为受到的竞争约束较小,使国家干预农民产权的权力增强,而农民谈判权力相对较弱,是导致农业集体化形成并得以长期维持的主要原因。文章的结论为当前政府在确定农业产权制度、提高农民收入方面如何发挥扶持之手的作用提供了参考。国家进一步放松对农民的产权限制,是未来中国农业经济绩效持续提高的动力源泉。     

村民自治下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

供给公共产品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以家庭承 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非集体化经济改革瓦解了原来的公共 产品供给体系,带来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无效。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中国在广大农村推行了村民自治制度。但研究表明,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非村民自治制度一体所能完成,而 必须以农村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的改革为前提,并且必须 妥善解决由于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所带来的农村社区权力体 系的新冲突才能达致。     

论我国欠发达地区加速资本积累的目标和策略

文章分析了欠发达地区资本积累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提出了目前加速欠发达地区资本积累的主要目标 ,并重点阐述了加速欠发达地区资本积累的策略。     

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

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直接推动力。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发生了哪些新变化，马克思揭示的资本积累规律是否还起作用，哪些新的因素影响了资本积累过程？这些问题是本文要着重讨论的。和古典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出现的许多新特点，大大加速了资本积累的进程，使发达国家社会资本的集中达到很高程度，彻底改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20世纪以来，积累过程中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出现了程度上的弱化和较长时期的间断，但它作为最重要的积累规律并未消失。资本积累的固有矛盾和内在规律仍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与波动。积累过程中的矛盾与波动既是资本主义制度历史局限性的一种主要表现，同时也是推动资本主义制度不断调整的基本力量。     

传统农区乡村再集体化的现实需要及其实现路径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集体化曾经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自觉的改造农村社会的尝试。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农村经济似乎有着再次走向集体化的倾向。针对这种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情况,该文从乡村再集体化的现实需要出发,从产权角度和组织角度分析了乡村再集体化过程中国家对集体土地权利的限制和集体对土地权利的争取与保护的博弈过程,以及土地以其价值和农民以其劳动参与的组织创新,最后提出了以土地股份合作制和农业园区作为乡村再集体化的实现路径,希望能够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理论支持。     

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建国初期，我国选择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为了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必然在制度安排上进行倾斜，既要求农业提供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又要减轻工业化过程中由于劳动力的转移而形成的城市化压力，由此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籍制度等在内的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体制。     

湖南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适应加速工业化的对策

加速工业化进程是当前湖南省委、省政府的重大战略决策。工业化对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既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劳动和社会保障必须适应加速工业化战略需要,在社会就业、职业培训、社会保障、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和信息化建设等方面采取积极的对策。     

China's Growth Slowdown: Labor Supply,Productivity, or What?

There has been much discussion of the sources of China’s growth slowdown but little formal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this question. Chen and Groenewold (2019) show that the slowdown was primarily supply-driven, but they stopped short of identifying specific supply variables. This paper extends their analysis and distinguishes several potential supply components: labor supply, productivity,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Our results confirm their main conclusion that supply dominates the explanation of the slowdown. A model with two supply factors (labor supply and productivity) reveals that both components contribute to the slowdown, although productivity makes the greater contribution. However, when capital stock is added to the model, the decline in the capital accumulation rate become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growth slowdown, to some extent replacing the effects of both labor supply and productivity.     

政府政策、人力资本与地区经济增长——以山东为例

笔者通过理论模型的建立以及实际数据的实证分析,对山东省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结论表明,现行的公共教育体制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物质资本和对外开放有利于人才的聚集和流动,促进了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财政分权有利于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积累;过度的财政负担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最后还从政府的角度给出了加快山东省人力资本积累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The dynamics of catch-up and skill and technology upgrading in China

This paper accounts for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ince 1980 in a unified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in which a sequencing of physical capital accumulatio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novation drives the rise in China’s aggregate income. The first stage is characterized by physical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 second stage includes both physical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 the final stage innovation is added to the mix. Model calibrations indicate that the growth model can generate a trajectory that accords well with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 China.     

劳动力规模、组织成本与农业生产合作组织演变——基于民国以来的历史分析

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的演变具有显著的周期性特征和地域性差异,但是已有研究只是选择性地关注短期内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的效率问题及其影响下的去集体化过程,或者只是简单地强调国家强制性制度安排下的合作化过程。本文认为,不同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劳动监督成本和协调成本差异决定组织成本差异,组织成本差异决定各种农业经济组织的相对效率结构,因而决定农业经济组织的周期性演变及其多样化特征。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战争、气候灾难等消极性因素和人口死亡率下降、人口寿命延长等积极性因素是劳动力规模及其劳动监督成本波动的诱因,因而是农业经济组织长期性演变的终极决定因素。利用1911-2011年中国省级、县级的各类人口和合作社数据,本文从宏观层面初步验证了这种观点。     

The effect of corruption on capital accumul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 of corruption i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in capital and labor markets, o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output in an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Corruption affects income redistribution,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on infrastructure, firms’ incentive to invest, and workers’ incentive to supply labor. An increase in corruption in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decreases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output if the decrease in the savings of ordinary workers is sufficiently large. An increase in corruption in the capital market decreases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output. An increase in corruption in labor market decreases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output when labor supply is completely inelastic. Simulation results based on plausible parameter values indicate that an increase in corrup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will also reduce labor supply,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output.      

西方金融资本主义下的寄生阶级、债务通缩与大萧条——兼评迈克尔·赫德森的金融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金融资本生成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垄断融合。在支配生产、流通和信用的基础上,金融资本通过定价权、金融投机、地租寻租、支配国债、滥用货币发行权等途径而建立一套寄生性的积累机制。随着金融资本对生产关系的全面支配,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也越来越系统化、自主化,造成的社会危机也越来越不容易从外部加以克服,但同时,金融资本内部自我否定的逻辑却表现得越来越强烈。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导致债务膨胀和产业萎缩相互加强的危机,即债务通缩危机。新自由主义量化宽松的反通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旧版大萧条,却导致了更难以解决的新版大萧条。美国学者赫德森把对金融资本寄生性积累的批判纳入到从古典政治经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中,从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探讨西方经济、政治危机的根源,虽然其金融资本批判理论还因缺乏辩证逻辑而有一定的缺点,但是该理论基本的理论方向是值得肯定的。     

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绩效分析与政策规范

农村非正规金融是由民间自发创造的、弥补体制内正规金融供给不足的一项诱致性制度变迁,它具有效率适应性,所以,从政策上应该赋于非正规金融合法发展的法律平台,构建非正规金融健康有序发展的制度体系,建立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合作互补的资金支持。     

制度变迁与新兴产业——理论分析与实证

新兴产业作为一种全新经济形态的产业群,具有独特的特征与发展规律,已有的研究较少关注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更未有对各要素尤其是制度迁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贡献度进行实证检验的文献.如Romer建立的“知识溢出”模型以及Lucas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尽管强调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但由于人力资本积累及其所导致的人力资本异质性最终是以技术进步为导向的,均属于技术决定论的范畴.任何产业都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而新兴产业作为一种处于萌芽期、成长期的产业,更是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制度伴随着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是决定其成长快慢的首要因素.     

创新型增长视角下的金融发展：综述及展望

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下,金融系统只影响资本形成,并不创造社会财富,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只有水平效应而没有增长效应。新增长理论,尤其是熊彼特增长理论．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技术进步的外生性假设,强调资本积累和创新是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这为研究金融体系对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供了全新视角。当前,中国金融发展现状与创新型增长要求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相容性,需要在制度、政策和监管体系上不断完善与变革,逐步实现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的良性互动。     

外部环境因素对房地产行业资本结构的影响

以资产负债率较高的房地产行业作为研究样本,深入探讨了房地产行业特征因素、行业环境因素和宏观经济环境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房地产行业的资本结构基本符合最优融资顺序理论,房地产行业的盈利水平可以解释资本结构的61．15％,但解释程度远低于工业行业。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由于房地产行业资产负债率比工业行业高,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更加敏感。实证结果表明,众多外部环境因素对房地产行业资本结构有重要影响,用行业利润和行业投资者行业特征指标、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和土地交易价格指数行业环境指标以及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贷款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宏观环境指标,共计7个指标,能解释房地产行业的资产负债率的9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