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社会责任履行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要兼顾社会责任履行才有可能获得持续竞争优势。文章以技术创新为切入点，考察了社会责任履行是否有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发现：社会责任履行有助于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即企业社会责任正向调节了“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水平越高，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不仅体现在技术创新的数量上，也体现在技术创新的质量上；在研发密集度较高的行业，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突出；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调节作用均存在。文章有助于全面认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也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否有益的研究争议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煤矿城市转型成本的支付

在借鉴国外煤矿城市转型成本支付的经验基础上,总结我国近年来对煤矿城市给予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的实践,在对煤矿城市转型成本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和解决煤矿城市转型成本的支付主体问题,指出国家、地方、企业、社会和个人在转型成本的支付上应当承担的责任。     

社会-技术变迁驱动能源转型研究框架与述评

在能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压力下,各国都在寻找能源转型的有效途径,但在如何有效指导能源转型实践方面还缺乏成熟的理论。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以社会-技术变迁理论为研究视角,将社会-技术变迁理论框架与能源转型实践活动相结合,提出社会-技术变迁驱动能源转型的“影响因素-动力机制-治理政策”研究框架,并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潜在问题进行分析,强调要识别社会-技术变迁促进能源转型的动力因子,确定中国能源转型的各级参与者,进而提出能源转型治理政策。     

关于如何解决转型期经济法中本土性问题分析研究

研究解决经济法中的本土性问题在于如何将经济法落实在实际当中。转型期间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有着区别于西方国家的特殊性。因此,这就需要经济法研究需要用嵌入型的思维来分析转型期间经济法具体应用的问题,并在制度层面上做出相应的对策。     

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2010—2020年黄河流域的37个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经济、社会、环境和科技创新四个维度，构建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时空演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局自相关空间分析方法进行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分析，并深刻分析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时序变化整体上以2013年为分水岭，前期保持平稳、后期不断上升。从空间格局演变角度看，总体上呈现出一个“中低质量转型城市分布零散，高质量转型城市片状分布”的空间布局。科技创新为当前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首要影响因素，因此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城市转型升级中的驱动作用，促进政府部门、企业、学术界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共同推动城市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非营利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分离式模式研究——以成都市L服务中心为例

部分非营利组织由于资金不足且来源单一、人才流失严重等问题难以维持生存,社会企业的出现缓解了非营利组织的困境,非营利组织通过向社会企业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针对非营利组织转型社会企业的分离式模式,以成都市L服务中心为例,深入探讨组织转型采用分离式模式的原因,研究转型的过程及转型前后组织发生的变化,剖析组织成功转型的经验,以期为之后组织的转型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企业数字化转型、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

以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社会责任—企业价值之间的链条传导关系,以及行业竞争程度和企业竞争地位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而提升企业价值。行业竞争度正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价值的中介效应,企业竞争地位负向调节企业社会责任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价值的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履行社会责任进而提升企业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末端治理”还是“源头控制”？

本文基于2006-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有显著负向影响,并实现了企业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的转变。实证结论在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能通过员工绿色行为、企业环境社会关注意愿及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调节效应发现,公司治理与融资成本能进一步调节数字化转型对两种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高环境规制及高学历高管在承担“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上有着更显著的影响。动机分析发现,企业之所以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的转变,其动机在于后者对企业价值有着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数字化转型在其中会进一步强化这一影响。     

动态能力与高管社会资本组态效应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例

随着数字经济逐步颠覆产业逻辑,越来越多的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以应对风险挑战。然而,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具有长期性和高风险性的战略行为,必须要以一定的资源和能力作保障。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以创业板235家企业为样本,细化动态能力和高管社会资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法探索企业数字化转型多重前因的复杂运行机理。研究揭示：(1)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多重并发”的特点,单一要素不会构成企业数字化转型高绩效的必要条件;(2)存在3类数字化转型高绩效关键路径：动态能力驱动型、社会资本拉动型和双重联动型;(3)动态能力中创新能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具有普适作用;(4)高管社会资本与动态能力之间存在的替代关系。研究从多维视角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机制,丰富了数字化相关研究,并为企业的数字化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国有商业银行战略转型的内部阻力分析

1.经营理念动因:思维阻力。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人们对经济与社会系统及其转变的相对无知,导致转型改革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以及人们对任何形式的大规模的制度改造运动具有强烈的反感和抵触情绪。因此,商业银行实施经营转型最大的障碍是思想上的障碍,人们对转型的认识不理解,对转型碰到的困难缺乏足够的估计。要舍弃这些思想上的束缚,可能要比舍弃一个网点难得多。由此可见,商业银行在转型期间首先要承受的内部阻力就是来自各级管理层及广大员工的思想障碍。商业银行实施经营转型,必须高度重视对广大干部、员工的“思想改造”。2.经营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