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国两制”到“六点意见”——30年来大陆对台政策回顾

“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提出和实践，标志着大陆对台政策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战略性调整——和平解放政策到和平统一政策的转变，两岸从此进入和平统一的新阶段。30年来，我党的对台政策不断向前发展：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奠定了新时期我党对台工作的理论基础；江泽民同志“八项主张”的提出，不断完善了我党对台的政策原则；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年之际，胡锦涛同志提出了旨在进一步发展两岸关系的政治主张——“六点意见”，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了新理念、创造了新契机，进而开创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香港回归后的两岸关系

香港回归祖国,“一国两制”的构想在香港顺利地实施,为实现两岸未来的统一展示了蓝图.如何抓住香港回归这个历史性契机,进一步加强海峡两岸的良性互动,推进两岸和平统一,乃中华民族之希望.     

内地与香港经济合作进人新时期——在“一国两制”(内地与香港)经济研讨会上的致辞

在香港回归祖国的第一个春天,各位专家、学者在粤东地区最高学府汕头大学欢聚一堂,从经济的角度研讨“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份.在“一国两制”构想指引下,香港的顺利回归,这是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一步.回归后的香港全面实践“一国两制”,这必将为祖国的完全统一,提供新鲜的经验.     

试论”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

1997年7月1日,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宣告成立,自此,“一国两制”从构想变为现实,这提高了我们对“一国两制”的认识.本文主要从经济领域,根据“一国两制”在香港一年来的具体实践,阐述以下几个问题.     

“一国两制”实践成功的基础——从香港说起

关于“一国两制”在香港的首先实践,我着重从概念方面提出来讨论.一、“一国两制”中的“两制”的不同“一国两制”也许只是权宜之计,是从现实出发提出的构想.50年不变,但总得有一个接轨形成.“两制”的不同原来是指在所有制上的区别,即一方是社会主义,另一方是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如果对经济制度作一个透视,那么首先要看到的因素是所有权问题.     

“一国两制”理论的探讨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邓小平在1982年谈到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时向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正式提出来的.在此之前的1981年,叶剑英在阐述关于大陆与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中实际上已包括一国两制的内容.由于台湾、香港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因而“一国两制”首先是在不改变两地现行制度的条件下实现统一的一种做法.从用和平的方式     

“一国两制”之“香港模式”、“澳门模式”异同刍议

举世瞩目的当代中国“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之旅的第一站目标—香港回归已经于1997年7月1日完成,第二站目标——澳门回归也将在1999年12月20日实现,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蒙受的殖民主义耻辱在本世纪内彻底洗刷,在外交领域的中国国土、国民分离的痛苦在本世纪内获全面终结.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作为中英两国之间、中葡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香港回归、澳门回归作为“一国两制”“率先垂范”的伟大实践,二者有共性处,也有不同点.本文拟对此一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一国两制”之“香港模式”、“澳门模式”的异同问题做一初步的比较研究,以见教于方家.     

“一国两制”与我国社会主义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是我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它对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已为人们所公认。而且,它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将产生的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正日益显示出来。而对后者,我们目前的探讨还不多且不够深入。本文旨在抛砖引玉,把它作为“香港学”的一个研究课题奉献给关心这些问题的同志。一、“一国两制”有利于我们发愤图强,在和平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后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四十年来,由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力量的彼消此长,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出现了相持的局面。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来看是腐朽的,但目前尚在发展,并没有进到消亡的阶段;而社会主义从本质上来看是优越的,但目前还不成熟,尚未发展到足以超过资本主义的经济水平。“一国两制”的提     

“一国两制”初步实践中的经济整合及其理论基础

“一国两制”的构想,最初是中国政府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来的,随后就扩大到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实际的发展是,这一构想首先在香港进行了初步实践.内地的社会主义经济与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一个国家内怎样发展,成为世人关注的问题.实践表明,内地和香港不同制度的经济决不是两种互不相干的经济,已经逐步整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具体模式.这一具体模式是怎样形成的,有何特征,如何从理论上给予解释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新问题.     

积极把握香港回归的历史性机遇

邓小平同志为维护祖国和全民族的根本利益,从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出发,以政治家、战略家的恢宏气度和超凡智慧,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香港回归祖国,正是这一伟大构想的成功实践。邓小平同志的“一国两制”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 “一国两制”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体现,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应当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     

江泽民主席在中英两国政府举行的香港交接仪式上的讲话(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已在香港庄严升起。此时此刻,世界各国人民都把目光投向香港。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政府如期举行了香港交接仪式,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 1997年7月1日这一天,将作为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日子载入史册。经历了百年沧桑的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香港同胞从此成为祖国这块土地上的真正主人,香港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历史将会记住提出“一国两制”创造性构想的邓小平先生。我们正是按照“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指明的方向,通过外交谈判成功地解决了香港问题,终于实现了香港回归祖国。 值此庄严的时刻,我向中英两国所有为解决香港问题作出贡献的人士,向世界上所有关心和支持香港回归的人们,表示感谢!     

邓小平“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的十大思想贡献

香港回归是当代中国和平统一工程的成功典范,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历史的杰出贡献。总结邓小平“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的思想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十个方面的问题上: 一、关于主权问题。邓小平指出:“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     

加深对"一国两制"统一祖国基本国策的认识--读《"九七"后香港经济社会研究》

香港回归祖国以后,中央对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是如何确保香港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发展的?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统一祖国基本国策在香港的伟大实践是如何维护和提高香港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原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法律学系教授端木正作序,中山大学郑佩玉和李开云两位教授主编的《“九七”香港经济社会研究》(最近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一书,正是深化对“一国两制”统一祖国基本国策成功经验的认识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香港回归给思想政治工作的启示

香港回归给思想政治工作的启示●李占国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香港顺利回归，是中华民族的百年盛事，是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胜利，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同时，从另一角度看，香港回归又是一场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思想政治工...     

香港构筑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天然“跳台”--访香港投资推广署华北投资推广总监胡盛龙

2012年7月1日，香港迎来回归祖国15周年。15年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得到全面贯彻落实，香港不仅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奇迹，也创造了成熟经济体持续平稳发展的经济奇迹。     

进一步做好新丰江水库环境保护的若干建议

被誉为政治水、经济水和生命水的东江,其流域每年创造了占全国15％的GDP,供给4000多万人(其中香港700多万人)的日常生活、生产用水,哺育了从河源、惠州、东莞、深圳到香港这片中国乃至世界最繁华的地区.东江水质的稳定良好,事关“一国两制”和粤港合作政治大局,备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2014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询问东江水质保护情况.张德江、汪洋、胡春华等领导人多次考察东江环境保护情况,并对水质保护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西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属性辨析与中国“终止论”的终结——四评“资本混合型企业”

一个国家既定经济制度下的不同经济组织形式都带有政治、社会和价值观属性,混合所有制经济也不例外.从宏观制度看,西方国家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不仅具有政治与社会属性,而且凝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国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双重价值观.从微观市场看,在企业资本组织形式上,西方国家一方面因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不在一个企业里搞“国有私有资本混合”,另一方面又在资本主义价值观支配下坚持企业的资本私有性质的完整性,甚至有时不惜“违背”市场经济规律.这表明,在政治、社会和价值观属性上,世界上没有所谓“纯粹”或制度“中性”的企业资本组织形式,也没有什么“纯粹”或制度“中性”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事与愿违:财政支出导向与政治信任

改革开放以来较为单一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以及经济高速增长而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使得我国面临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困境”.既存的有关中国政治信任的经验研究基本上是在个体的层面上探讨,本文则运用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主观”数据与相关地方财政收支的“客观”数据,在多层次上探讨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在个体层面上,我们的发现与既有文献基本一致,即城市居民、高收入群体、人际信任度更高、互联网使用更为频繁的公众会更加不信任政治机构,而自由民主价值观较弱的负作用与传统社会价值观较强的正效应并存于大陆公众之中.在跨省层次上,我们发现地方财政的再分配支出加强公众的政治信任度,而发展性支出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共的政治信任度.这一发现表明,经济发展本身非但不足以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甚至构成其“合法性困境”的来源之一;国家应通过提供更多的再分配公共物品和高质量的“政治公共物品”以提高公众政治信任.     

澳门回归后经济社会发展的定位与选择

回归后澳门发展的定位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关于澳门政治的特殊地位早在1987年4月13日签定的《中葡联合声明》和1993年3月30日颁布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已明确规定并获中、葡、澳三方所认同。即澳门在1999年12日20日回归祖国后成为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中国政府对其实施“一国两制”、“澳人治澳”,保持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50年不变”。因此本文探讨的重点放在澳门的经济角色的合理定位和发展的路径选择上。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全球体系与力量转换理论的探究

作为新兴的全球性经济和地缘政治大国,中国对于一些大国而言,不论是在全球体系上,还是在次全球体系（区域）上都是一个政策性的困难抉择。对于如何构建与这些在中国外交总架构中居于＂关键＂地位的全球性大国的关系,中国新一代政治领导人提出了无论是在国际关系理论上,还是在近现代国际关系实践上都具有创新内容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这一构想在很大程度上是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论断的逻辑性结果,也是在中国经济和地缘政治实力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作出的蕴含着中国古代哲学＂和而不同＂和战略智慧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性选择。这一构想有助于中国坚定和平发展的崛起新路径,同时也为其他新兴大国共同参与全球体系重塑和世界新秩序的构建打开了便捷之门。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有可能使美国在中国经济外交与外交攻势的双重作用下,接受中国的＂和平崛起＂的理念,弱化视中国为安全与战略＂威胁＂的观念,从而有利于世界力量的和平转移与全球体系的和平转型。在此层面上,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无疑有助于打破人类几千年历史上大国崛起与战争形影相随的宿命,对推动全球力量的和平转移有着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