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规则”与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伴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美国货币由“单一规则”转向“泰勒规则”，由货币总量调控转向利率调控；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确定为“两量”“两率”，还应随着国债市场的完善，把国债利率纳入其中。     

欧元区货币政策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强调了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而利率市场化正是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调控将逐渐从数量规则向利率规则过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货币一体化地区,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操作中以价格调控为主,利率政策是其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本文从长期的视角考察欧元区货币政策的制定及利率政策的实践,提出其政策操作中具有关注中期目标、政策透明度高、央行独立性强等特点,对于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模式的转变将具有借鉴意义。     

论金融创新浪潮中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

在金融创新活动中，各种新的金融产品对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的影响的不同的，使前者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品质在下降，我国宜在继续选择货币作为中介目标的同时，应逐步强化利率在货币政策中的地位，最终实现中介目标由货币供应量利率的转变。     

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

货币政策一般认为,作为金融数量指标的货币供应量在货币政策调控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排斥另一重要金融数量指标——信贷规模的作用。本研究试图利用我国自1998年以来的经济金融数据,通过计量方法,比较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作为核心金融指标的适用性,发现:(1)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各自在不同意义上都是最稳定的,并且,各自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一样规则而稳定,没有证据表明何者更具优势;(2)在同时引入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时,大大提高了对实体经济的解释能力;(3)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依存于信贷规模的变化,表明信贷规模在我国经济金融中占据一定地位。这些结论对于理解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有意义的,表明政策调控时,应同时关注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这两个指标。     

数量规则还是利率规则？——我国转型时期量价混合型货币规则的理论基础

本文对我国货币政策转型时期兼顾数量和价格的货币政策调控实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货币数量论和货币效用模型的基础上,从理论上阐明了货币数量规则与利率价格规则的等价关系,并构建了符合中国货币政策实践的数量与价格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这对于更好地理解我国货币政策转型时期的量价混合型货币政策操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相关推论表明,正是由于数量和价格混合型货币规则,在利率低于均衡水平的情形下,中国的货币增速并未引发恶性通胀;修正的物价稳定泰勒原理表明,利率调整幅度小于通胀变化仍能够实现物价稳定。对中国的经验分析支持了理论和推论结果。在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和流动性格局逆转的当下,货币政策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日益上升,转型的条件日趋成熟。     

数量规则还是利率规则？——我国转型时期量价混合型货币规则的理论基础

本文对我国货币政策转型时期兼顾数量和价格的货币政策调控实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货币数量论和货币效用模型的基础上,从理论上阐明了货币数量规则与利率价格规则的等价关系,并构建了符合中国货币政策实践的数量与价格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这对于更好地理解我国货币政策转型时期的量价混合型货币政策操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相关推论表明,正是由于数量和价格混合型货币规则,在利率低于均衡水平的情形下,中国的货币增速并未引发恶性通胀;修正的物价稳定泰勒原理表明,利率调整幅度小于通胀变化仍能够实现物价稳定。对中国的经验分析支持了理论和推论结果。在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和流动性格局逆转的当下,货币政策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日益上升,转型的条件日趋成熟。     

关于我国货币政策运行机制改革的思考

近几年来，我国货币政策运行机制的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1998年初，人民银行取消了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额管理，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90年代中期，人民银行正式公布货币供应量并将其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分层次对货币供应量进行监控，初步建立了以基础货币为操作目标，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1998年3月，人民银行对我国存款准备金进行了改革，将准备金存款帐户与备付金存款帐户合并，并两次下调了法定准备金率。在基础货币的调控上，初步实现了从主要依靠人民银行再贷款向主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的转化。人民银行还改革了贴现和再贴现利率的生成机制，扩大和改进了再贴现的业务，促进了我国票据市场的完善和发展。积极稳妥地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1996年人民银行首先放开了对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的管制，并相继放开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和票据贴现利率，扩大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在此基础上连续下调利率，较好地发挥了利率杠杆的调控作用。这一系列改革措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金融宏观调控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化，顾我国的货币政策运行机制，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创造了的条件。     

基础货币被动投放下和率与货币供应量的关系

货币供应量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影响货币供应量的一个关键变量是利率。一般来讲,利率与一国的货币供应量为反相关关系,但这一关系在我国基础货币被动投放的情况下需要重新考量。鉴于我国处在利率市场化的过渡时期,管制利率与正在培养中的市场基准利率Shibor并存,应该通过Shibor作为中间变量来分析央行调控管制利率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基础货币被动投放下利率与货币供应量的关系

货币供应量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影响货币供应量的一个关键变量是利率.一般来讲,利率与一国的货币供应量为反相关关系,但这一关系在我国基础货币被动投放的情况下需要重新考量.鉴于我国处在利率市场化的过渡时期,管制利率与正在培养中的市场基准利率Shibor并存,应该通过Shibor作为中间变量来分析央行调控管制利率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

在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的进程中，原有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都已表现出了不适应新的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弊端。在对货币供应量和利率进行比较之后，有必要以新的变量－利率取代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以更好地促进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进而推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货币供应量目前应继续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 ,货币供应量仍具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条件 ,应继续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一、西方国家放弃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5 0多年来 ,西方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及中介目标的变化大体经历了以下过程 :2 0世纪 5 0～ 6 0年代 ,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强调充分就业、经济增长 ,一般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 ;2 0世纪 70～80年代 ,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以稳定通货为主 ,中介目标是货币供应量 ;进入2 0世纪 90年代以后 ,某些西方国家实行以反通胀为惟一目标的货币政策 ,放弃了以货币供应量作为…     

试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意义

要实现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 ,必须通过中间性的变量来实施传导。一般来说 ,实施中间目标要通过金融变量 ,影响中间目标的金融变量有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在实际操作中 ,只能选择其中一个。笔者通过分析认为目前对我国来说选择利率作为中间目标的调控变量对正确有效地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泰勒规则的中国均衡实际利率估算

随着利率管制的基本取消,我国货币政策将由传统的数量调控向以利率为主的价格型调控方式转型。本文根据泰勒规则揭示的均衡实际利率理论关系,对中国隔夜均衡实际利率水平进行了估计。考虑货币、汇率等不同因素的货币反应函数估计结果表明,我国隔夜均衡实际利率水平大致在1.2%~4.4%之间,与我国资本回报率的典型性事实和经济高速增长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今后货币调控应以均衡实际利率为基础,根据产出和通胀缺口变化情况进行利率决策,以确保价格型货币调控转型的顺利完成和经济金融的平稳健康发展。     

金融技术发展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

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与电子金融技术的发展，金融领域变革与创新的加速，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越来越不适宜，中央银行对于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力度也越来越弱。本文通过对基础货币和货币供应量等金融变量本身的变化的分析，得出：中央银行可以将利率定为货 币政策中介目标和操作重点，通过调节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以达到调控宏观经济目的的结论。     

泰勒规则及其在中国货币政策中的适应性

本文介绍泰勒规则的基本模型及其理论扩展,对泰勒规则的理论与操作进行评述,并结合中国实际,展望泰勒规则在中国的应用前景.文章认为,泰勒规则反映了近年来西方国家货币政策实践的本质,能够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理论依据和参考基准.就中国而言,由于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滞后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低效性,泰勒规则的实施还有一定困难.不过,随着利率市场化机制的形成与利率弹性的增大,利率有可能比货币供应量更适宜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中国双轨经济体制下的货币政策规则

在双轨制下,社会资金也被一分为二,并通过两条不同的途径分别影响着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由于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对社会的两部分资金存在不同影响,因而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影响也存在着差异。因此,单独调节货币供应量、银行信贷或者利率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影响都不足,无法有效的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因此,要必须将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等多种政策变量进行搭配。     

FCI可以作为货币政策的良好指示器吗——基于信息预测检验与工具变量选择的分析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包含利率、汇率、房价、股价和货币供应量的五因素FCI,对其进行信息预测性检验,然后将FCI纳入工具变量信息集并对前瞻性泰勒规则进行估计。研究发现,五因素FCI能够较准确地预测未来通胀变化,而对GDP增速的预测效果稍显逊色。Hansen过度识别检验证实,FCI显著提高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且包含FCI的泰勒规则是经验合意的。本文建议货币当局构建一个可有效监测金融市场松紧程度的金融形势指数,同时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为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向价格型转型奠定基础。     

房地产价格波动与我国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选择——基于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以新凯恩斯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含有九种不同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重点研究了关注房地产价格波动下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选择问题。结果表明,在稳定产出、物价以及房价方面混合规则发挥的作用更大,我国更适合使用混合规则的货币政策工具规则。比较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规则反应类型可以发现,无论是利率规则、货币供应量规则,还是混合规则,前瞻型的货币政策工具规则都比当期型和后顾型的货币政策工具规则更适合我国的具体情况。     

互联网环境下对货币供应量的重新解读

我国中央银行选择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观测变量,国内金融学课程的框架则围绕货币供应量的计量、货币供应量的形成机制、货币供应量的调控机制这一逻辑主线搭建。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正在挑战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取向及有效性,也在悄然改变商业银行存款货币创造的垄断地位,同时也为金融学的教学提出了全新的课题。     

金融中介效率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

本文运用新凯恩斯框架下的DSGE模型研究金融中介效率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无论是利率规则还是数量规则,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都会弱化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和通货膨胀的影响;(2)在利率规则下,金融中介效率提高还会平滑劳动的波动,并最终减少社会福利损失,而在数量规则下,金融中介效率提高会放大货币政策冲击造成的劳动的波动,并最终放大社会福利损失。因此,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当由货币供应量向利率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