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长沙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基于索洛模型的实证分析

考虑FDI作为一种资本或投资形式,从而把FDI作为一种与国内资本、劳动力并列的要素,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研究FDI对引入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是外商直接投资对引入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本文首先回顾了发展中国家引进FDI的基本理论——"缺口理论"和新古典增长理论——索洛模型。然后基于索洛模型实证检验了FDI对长沙市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得出了有利结论。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

本文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运用计量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并在此差异的基础上,建立西部地区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分析得出西部地区国内投资与FDI不存在挤出效应,也不存在最低人力资本存量限制等结论,为加入WTO后,我国西部地区如何发展开放型经济提出政策建议。     

汇率、工资和经济增长对我国FDI流入的影响——基于全国与地区层面的实证检验

本文首先采用1983-2010年的全国总体数据,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研究汇率、工资和经济增长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影响的长期均衡与短期动态关系。从检验结果来看,人民币升值和工资上涨无论长短期内均会抑制FDI流入,而经济增长会促进FDI流入;汇率和经济增长为外商直接投资单向的Granger原因,而工资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同时,通过对1990-2010年各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对东北地区FDI流入的影响最小,其影响程度远小于平均水平;工资上涨对东部FDI流入的影响最小;经济增长对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FDI流入的影响程度均大于平均水平,而对东部FDI流入的影响程度小于平均水平。     

基于索洛模型实证分析FDI与上海地区经济增长

在经济全球化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进程中,上海接收外商直接投资数额连年增长。本文基于1981年至2008年上海市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建立索洛模型对上海FDI的引入量和地区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实证模型表明,FDI的引入可以促进上海地区的经济增长,最后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投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

采用 VEC 模型,考量投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国内投资和产业结构调整对中国经济增长有明显的影响,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结果证实产业结构调整是引起经济增长和国内投资增长的原因,国内投资的增长也是引起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因。     

FDI与经济增长:基于金融市场吸收能力的研究

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与其吸收能力相关,而金融市场是反映吸收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利用我国29个省份数据,实证检验了基于金融市场吸收能力,FDI是否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的直接效应,但借助金融市场功能却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间接的促进效应,且净效应为正;在加入国内投资变量后的检验结果也表明只有借助金融市场功能才能发挥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泛珠九省区宏观税负差异的比较和分析

本文通过对泛珠九省区宏观税负差异的比较，分析了影响税负差异的各种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经济结构、税收制度，并提出了促进九省区税负差异均衡化的对策建议。     

FDI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9~2010年的季度数据,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FDI与中国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但Granger检验表明经济增长与FDI之间存在由经济增长到FDI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向量误差纠正模型估计表明短期中经济增长具有向其长期均衡水平自我调整的机制,但较为微弱。     

我国经济增长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FDI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季度数据,运用协整分析经济增长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对我国FDI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发现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经济增长和汇率上升均会引起FDI的增加,且人民币汇率变动对FDI的影响大于经济增长对FDI的影响。     

FDI对我国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分析

对FDI的传统研究局限于其增长和溢出效应,忽略了它对东道国私人资本竞争效应的分析,而我国的开放政策也一直鼓励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文章认为FDI会通过竞争降低国内相同产业的利润率,并借助税收优惠挤出国内投资。利用1991年-2011年的数据,对FDI对国内私人投资的影响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FDI对私人投资存在挤出效应。     

资本市场融资、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利用扩展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我国金融深化的背景下,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不同渠道资本融资、经济增长以及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动态关系。文章利用29个省、市、自治区2006~201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结果发现: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但债券市场与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弱。总量促进经济增长的背后,不同的融资渠道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尽相同:银行信贷与债券对股票市场筹资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FDI对股票市场筹资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说明股票市场融资可以替代FDI在实体经济中的作用。随后对多层次资本市场与产业结构转型关系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股票融资、债券融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但FDI与结构转型负相关,银行信贷与经济转型的关系不显著。     

环境规制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变化——基于DEA多重分解的实证研究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国际投资环境不容乐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必要举措。本文探索环境规制下我国FDI变化的影响因素,通过FDI的子向量距离函数定义“环境规制生产技术”和“非环境规制生产技术”,以此构造环境规制的成本效应,测度中国30个省份1999-2015年的环境规制成本,并在此基础上对实际FDI的变化进行分解。本文的主要结论有:2001年后,中国各省份的环境规制成本呈现整体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效果最为明显;环境规制下,中国各省份的实际FDI增速先加快后减缓,2015年之前,第二产业对FDI的吸引力最强,2014年开始,第三产业对FDI的吸引显著增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显成效,促进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反事实检验显示导致各个时期FDI变化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全要素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对FDI分布的影响显著增强。     

FDI与公共支出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大部分研究认为FDI或公共支出分别独立的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很少将两个因素放在一起研究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含有FDI和公共支出的动态模型,其中把FDI作为技术进步的原因,利用我国1986-2003年的面板数据,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两个样本对公共支出和FDI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公共支出在两个样本中对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而FDI在中西部地区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平稳和快速增长,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就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而言,FDI与GDP的增长率高度吻合。FDI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多个变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FDI通过影响这些变量,进而增加了国民收入水平,促进了经济增长。     

FDI、金融结构与福利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古诺竞争的扩展模型,分析FDI对国内金融结构的反射作用机制,并运用动态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FDI作用于国内金融结构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金融结构存在弥补作用,但不存在优化作用;FDI作用于金融结构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此取决于国内金融融资和FDI两种手段的融资成本等多种外部因素。     

“丝路经济带”九省市经济金融竞争力评价

深入剖析丝绸之路沿线国内段九省市的综合发展实力,探索不同发展战略定位下省 区市竞合协同发展路径,对全面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经济发展竞争力、 环境设施与可持续发展竞争力、科技创新与财富竞争力、金融发展竞争力、对外开放竞争力五 个维度建立指标评价体系,运用分类主成分分析法全面衡量九个省市经济金融发展的分项和综 合竞争力,将九省市分为三个发展梯度,形成资源聚集与要素流动的直观剖析。在此基础上,利 用聚类分析法得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经济关联的着力点与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并最终得出处 于不同梯度省区市间开展基于优势竞争力的产业间合作的三大有效路径。     

外商直接投资、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政策

外商直接投资与人民币汇率、国内外经济增长、劳动成本、资本市场收益率当中某一个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受制于其它变量。与国内因素相比较,国际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长期趋势的影响更大。与人民币汇率的短期变动相比较,外商更加重视人民币汇率的长期趋势。另外,只有当经济系统失衡较小时,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才会在短期内对系统失衡做出显著反应。所以,宏观调控政策必须把握时机,尽量避免经济系统出现较大偏差。     

疫情改变了我国FDI流入的影响因素吗?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的统计数据,疫情对FDI的影响程度已经远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探讨疫情对中国FDI流入的影响、疫情是否改变了我国FDI流入的影响因素和疫情常态化下我国FDI流入恢复的支撑因素等。断点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新冠疫情对各样本省市FDI流入的影响属于中短期效应,疫情并没有导致影响样本省市FDI流入的因素发生本质变化,且各样本省市FDI流入受疫情影响不同、恢复快慢也不同。进一步的统计分析和实证检验显示,FDI流入在样本省市均具有较强的惯性,中部地区的湖北和江西FDI流入受经济变量的影响比较显著,而东部地区的广东、江苏和上海FDI流入的影响因素应更多地考虑营商环境、产业结构特征和人力资本等,此外基础设施对样本省市FDI流入的影响并不显著。     

金融发展、FDI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门槛模型分析

本文从金融发展的视角分析FDI技术溢出对我国自主创新的影响,运用1998-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发现,FDI对我国自主创新还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FDI对我国自主创新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金融发展程度的双门槛效应。截止2007年,仅北京、浙江、上海三个省份的金融发展程度跨越了更高的门槛值。     

Does FDI Increase Industrial Energy Consumption of China?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Provinces Industrial Panel Data

The article builds the simultaneous equations model of the total effect of FDI influencing China’s industrial energy consumption, Chinese provinces industrial panel data as the study sample, uses 2SLS and GMM methods to empirically estimate the equations model, and elastic analysis to calculate the magnitude and direction of the different effects at the path of FDI.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otal effect of FDI influencing China’s industrial energy consumption is negative, the entry of foreign capital increases by 1%, the total effect is to make China’s industrial energy consumption increase by 0.19%, the negative FDI scale effect (0.15%) and FDI composition effect (0.21%) overwhelm the positive FDI technique effect (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