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性失业的根源分析

从2008年开始，中国又一次面临比较沉重的就业压力，这次的就业压力具有其突出的特点，是在劳动力供给数量并未出现大幅度增长情况下的二元性失业。从表面上看，沉重的就业压力是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起点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结果，但其深层次原因却在于分工受阻导致的劳动力吸收能力下降，因此，为分工扩张创造更大的空间，采取以深化分工为导向的政策措施，提升分工水平是解决当前二元性失业问题的基本途径。     

产品内分工

当代经济全球化在国际分工层面展现出一个引人瞩目的特征。就是很多产品生产过程所包含的不同工序和区段，被拆散分布到不同国家进行，形成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分工体系。本提出产品内分工概念，刻画和分析当代国际分工基本层面从产品深入到工序的特点。为此。本考察有关这类分工现象的现有研究成果及其局限性，比较产品内分工与其他常用分工概念的联系和区别，分析产品内分工的发生基础和决定因素，讨论产品内分工概念分析框架的认识价值。     

经济一体化、产业分工与失业

本文建立了产业分工架构,分析工业国家非技术劳工工资与失业问题。产业分工程度内生决定于经济一体化(即市场扩大)型态:在一体化市场内,若技术劳动成长率大于非技术劳动增幅,制造业产业分工程度将加深;反之,产业分工程度降低。产业分工程度加深促使非技术劳工工资上升、失业率下降,并未如预期会威胁工业国家非技术劳工。值得注意的是,既使产业分工程度加深、非技术劳工失业率下降,亦可能出现非技术劳工失业量上升现象。     

产品内贸易、技术创新与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

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共同作用下，特别是随着FDI的增长和跨国公司的全球布点，传统意义上的以商品贸易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正在被打破，国际分工逐步深入到企业内部，分工方式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部产品分工和要素分工延伸。本文以当前新贸易现象为实践基础，以贸易分工理论为理论基础，初步构建产品内贸易的理论模型及其利益分配机制，从产品内分工视角分析产品内贸易模式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影响，并认为中国企业应该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上进行攀升，进行技术创新，提升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化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产品内分工

当代经济全球化在国际分工层面展现出一个引人瞩目的特征,就是很多产品生产过程所包含的不同工序和区段,被拆散分布到不同国家进行,形成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分工体系.该文提出产品内分工概念,刻画和分析当代国际分工基本层面从产品深入到工序的特点.为此,该文考察有关这类分工现象的现有研究成果及其局限性,比较产品内分工与其他常用分工概念的联系和区别,分析产品内分工的发生基础和决定因素,讨论产品内分工概念分析框架的认识价值.     

产品内分工

当代经济全球化在国际分工层面展现出一个引人瞩目的特征,就是很多产品生产过程所包含的不同工序和区段,被拆散分布到不同国家进行,形成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分工体系。本文提出产品内分工概念,刻画和分析当代国际分工基本层面从产品深入到工序的特点。为此,本文考察有关这类分工现象的现有研究成果及其局限性,比较产品内分工与其他常用分工概念的联系和区别,分析产品内分工的发生基础和决定因素,讨论产品内分工概念分析框架的认识价值。     

企业分工的度量与模拟研究

分工理论曾经一度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原因之一在于分工形式化和分工度量研究的困难。本文对于其中的分工度量问题进行了探索性讨论,同时引入了模拟方法进入分工研究。     

马克思分工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种范式

本文认为，应以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为分析范式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的分工理论是包括分工不同形式、分工形成与发展以及不同分工形式问关系等内容的一个完整体系。在分工的形成和发展中包含了社会经济制度的演进逻辑，以及不同经济体制建立的根据，同时通过分工的发展和分工间的相互关系．还可以解析马克思的企业理论。     

分工理论：从古希腊思想到新国际体系的研究述评

分工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古典经济学时期亚当.斯密第一次从经济学意义上对分工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的马歇尔用规模经济概念替代了专业化经济概念,同时期的马克思对分工与协作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研究。自19世纪末马歇尔对资源配置问题重视以来,分工问题就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所忽视,经济学的研究重心转向资源配置问题。随后,杨格（1928）指出马歇尔的替代是个错误,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产业组织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经济学家们才再次认识到分工的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家,用现代分析方法分析了分工问题。进入20世纪90年代,针对新的分工及贸易现实,一些学者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理论（垂直解体）进行了深入探讨。     

马克思、列宁的分工理论与斯密定理

斯密定理不但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而且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不论马克思的分工理论，还是列宁的分工理论，实际上都是对斯密定理的继承和发展。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科学内容有相近或者一致的理论，如分工理论、资源配置理论、经济发展理论等；在意识形态层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对立的。     

当今国际劳工迁移现状、特点和政策趋向

国际劳工迁移是国际政治经济和人口发展不平衡的结果，由于劳动力的相对短缺，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积极从国外引进本国所需要的劳动力。本文在对主要地区和国家的国际劳工迁移的现状分析后，发现当今国际劳工迁移呈现出众多特点。为避免国际劳工迁移给本国社会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一些国家对国际移民政策进行了调整，并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对策和措施：大力开发国内劳动力市场，积极采用新技术，将劳动密集性产业和低附加值的产品布置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邻国，大力引进高技术人才等。     

工会主席身份是否影响员工留职意愿—基于2016年广东南海"雇主-雇员"匹配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16年广东南海"雇主-雇员"匹配数据,着重考察工会主席身份对员工留职意愿影响的作用机制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工会主席身份对员工留职意愿有显著影响.工会主席越是来自基层管理者的企业,其员工留职意愿越强,且该结论不受员工特征、工会主席特征和企业(主)特征的影响.来自基层的工会主席主要通过谈判、协商等方式,促使企业增加薪资、改善福利、按标准发放加班工资,促使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延长劳动合同期限以及提升员工安全感,以此来影响员工的留职意愿.这一研究发现可为新时期企业如何有效留住员工提供新的思路和政策洞见.     

新《劳动合同法》改善了上市公司的创新活动吗*

本文以2008年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为切入点,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劳动保护法律的变化对上市公司创新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以后,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创新产出显著增加,在排除了企业上市、股权分置改革等可能原因之后,上述结果依然存在。这表明2008年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明显改善了上市公司的创新投资,而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效果与企业所有制性质、企业劳动密集程度和所处地区市场化环境密切相关。     

国外农村劳动力迁移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根据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不同解释,把国外有关劳动力迁移的主要文献分为三类:传统的劳动力迁移理论(包括刘易斯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托达罗模型)、人力资本劳动力迁移理论和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目前国内研究劳动力迁移的文献主要以传统劳动力迁移理论和人力资本劳动力迁移理论为研究基础,而对新劳动力迁移理论的借鉴和应用还比较罕见,因此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化——基于城市特征与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在理论分析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城市化影响的基础上，利用2015年240个城市特征数据与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户籍管制抑制了流动人口迁移的稳定性与完整性，是城市选择性吸纳高禀赋人口的重要制度工具。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有助于促进流动人口自身稳定与家庭完整迁移，但基本公共服务的正向作用不足以抵消户籍管制的负向影响。研究结果还发现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与完整性的影响存在个体差异。户籍管制制约了新生代流动人口迁移的稳定性与完整性，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则有利于新生代流动人口与高禀赋人口的稳定与完整迁移。     

The 2009 Recovery Act: Stimulus at the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labor margin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stimulus spending on a novel aspect of the labor market: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spending on the total wage bill versus employment. We analyze the 2009 Recovery Act via instrumental variables using a new instrument, the spending done by federal agencies that were not instructed to target funds towards harder hit regions. We find a moderate positive effect on jobs created/saved (i.e., the “extensive margin”) and also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wage payments to workers whose job status was safe without Recovery Act funds (i.e., the “intensive margin”). Our point estimates imply that roughly one-half of the wage payments resulting from the act were paid at the intensive margin.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 for the estimates, we build a micro-founded dynamic model in which a firm meets new government demand with a combination of new hiring and increasing existing workers׳ average hours. Faced with hiring costs and an overtime premium, the firm responds by increasing hours along both margins. Our model analysis also provides insight into how government spending policy should be structured to lower the cost of generating new jobs. Finally, we catalogue survey evidence from Recovery Act fund recipients that reinforc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tensive labor margin.     

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

什么是新型网络社会中的劳工问题？作为研究者，我们应当如何对其进行观察、分析与思考？本文聚焦网络社会，尤其是新型媒体产业的运作，以初步说明哪些传统劳工问题仍在延续，哪些又是新现象、新问题。文章首先回顾文献，介绍自我程控劳工、原始劳工、非物质劳工等重要概念和国外研究流派。而后，本文一方面进行全景式综述，对电子制造业、信息服务业、Web2．0“参与式”网络媒体中的各种劳工现象，包括“玩工”进行讨论，同时结合笔者的实地调研，提出“网络劳工”概念及其涉及的问题。文章最后在总结现实情形的基础上展望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及其未来研究方向，以达抛砖引玉之效。     

劳动新论

劳动的内涵深奥、复杂,外延很宽泛。笔者首创出三组概念：外化劳动与内化劳动、场内劳动与场外劳动、订制劳动与自主劳动。对劳动过程（价值形成过程）与生产过程、劳动与劳动力,以及工资与利润的性质做了新的阐释,并就劳动（价值）计量问题发表了独特看法。     

Flexibility at the Margin and Labor Market Volatility in OECD Countries*

We study the business‐cycle behavior of segmented labor markets with flexibility at the margin (e.g., just affecting fixed‐term contracts). We present a matching model with temporary and permanent jobs (i) where there is a gap in the firing costs associated with these types of jobs and (ii) where there are restrictions in the creation and duration of fixed‐term contracts. We show that a labor market with ``flexibility at the margin'' increases the unemployment volatility with respect to one that is fully regulated. This analysis yields new insights in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cent volatility changes witnessed in the OECD area.     

论比较优势的成本基础——从生产成本向“全成本”的拓展

贸易理论的历史演进表明,比较优势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本动因。古典、新古典和新贸易理论分别从劳动生产率、要素禀赋、生产规模等不同视角论证了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进而可表达为"相对生产成本不等式"。随着制度、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等要素在国际贸易中日趋重要,使用制度要素所形成的交易成本、使用生态环境要素所形成的环境成本、耗费"可持续性"要素所形成的代际成本也逐步成为比较优势的成本基础。于是,可将使用或耗费广义要素的代价理解为"全成本",它构成了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