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儒学》序

儒学不能仅仅存在于大学讲坛和书斋之上,不能止于“作为哲学的儒学”,而必须结合社会生活的实践,同时发展“作为文化的儒学”的方面,使儒学深入国民教育和人生践履。这其实是一切关心儒学及其现代命运的人士的共识。     

心性儒学还是政治儒学？新邦旧命还是旧邦新命？——关于儒学复兴的几点思考

20世纪新儒家在复兴儒学上专注于心性儒学有两个问题。第一,他们保守得太多,在多元社会中试图保守一元价值。第二,他们又退让得太多,在器物和制度层面全盘接受西方之科学与民主。作者认为,保守、发展儒学应着重于政治层面。但是蒋庆所做的政治儒学,因其认可心性哲学的先天普适性,故也保守过多。其政治建构,是将儒家的一个情境化表达（汉代公羊学）当成儒家的神圣教条。他和其他一些人的努力,是建筑在中国文化特殊性的基础上,也失去了儒家政治思考的普适向度。作者指出,我们所应回到的,是儒家之精神,并由新情势演绎出一套适应当代情境的、面对全球问题的儒学政治建构,以达成阐旧邦以赋新命之目的,而不是将“旧命”强加在新邦之上。     

儒学基本理念研究初探

“儒学”指自孔子创立儒家学派起传承至今的儒家学说。儒学中的“儒”是指从事礼仪教化的士大夫阶层。“仁爱”思想、“和”的思想、“义”的思想分别是儒学基本理念的核心思想、精髓思想和基础思想。通过对儒学基本理念的演变进程进行梳理,可以看出近代儒学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儒学的消亡。在当今社会,儒学的合理内核体现在儒学基本理念的社会意涵之中。     

德国传教士安保罗的儒学观

西方传教士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具备条件对中西文化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的群体。为了宣教的需要，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儒学进行了深入的探究。这种非儒家文化圈的知识分子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思考，作为一种来自异域文化的比较审视、旁观照察，对我们体认儒学历史文化的价值是有重要借鉴作用。     

重建儒学: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重建儒学有助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民众的道德水平;儒学的重建已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但是,重建还需要依靠儒学自身的与时俱进和各方面的有力支持.     

期货市场中的制度因素

一、制度与传统在中国历史中,儒学大部分时间占据着主导地位。长时间儒学思想的浸淫,“礼、仪、仁”、“忍让、谦和、融合”等其主导思想成为道德规范,长期约束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中国又经历过漫长的封建君主制度,其政体中的高度集权、专制、唯我独尊、人治而非法治的统治体系与儒学思想相互配合,形成了中国经济社会和行为中的处世原则和方式的非制度化和非法制化。“调解、谦让、模棱两可”为正常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经济行为的原则。20世纪90年代左右,风靡西方的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列为除资本、资源、科技之外另一重要的影响生产力…     

内圣外王之道的重构与儒家的现代转型

本文认为,儒家的现代转型的关键在于重塑内圣外王之道,这意味着要重新安排儒家与学、政、教三者的关系。在这一思路下,传统儒家的三大构成部分均将发生深刻的变革,士大夫儒学将分解为儒家哲学和儒家经学以与现代学术体制相适应;制度儒学将转变为现代民主制度思想以实现儒家所梦寐以求的民本理想;教化儒学将代之以建制化儒教以承担传播儒教道统和安身立命之功效。内圣外王之道的重构也意味着儒家体用关系的重新组合,建制化儒教将成为儒家的内圣之体,其功能在于安顿国人的终极关怀;现代民主制度将作为外王之体,解决儒家探索了二千多年的政道与治道问题。通过体用关系的重构将儒家道统与现代民主制度有机融合在一起,也使得古老的儒家在公民社会中获得新生。     

吁求普世儒学——现代性儒学普世论立场的建构

儒学就其原生结构来讲,是一个普世主义的体系。但近代以来儒学的普世论立场逐渐丧失,形成了儒学特殊主义的论述。特殊主义的儒学受到两种力量的直接推动,一是中国处于国际竞争的弱势状态,儒学要为这一处境脱困;二是西学对儒学所处的观念优势,使得儒学陷入观念自辩的窘境。加上儒学中人以抵抗现代西学为职志,西方学者以理解的心态为儒学做特殊主义的解释,使儒学的特殊主义逐渐定型并被人们普遍接受。但特殊主义儒学对于儒学的现代转进发挥着消极影响。普世主义的儒学保持自己古典形态的儒学特质,它是一种完备性的道德—哲学体系,但这一体系在理论上与其他完备的宗教、道德与哲学学说和平地进行理论竞争与平等对话;在实践上支持自身蕴含的民权理念的自我实现,维护现代基本政体,从而促成儒学支持而不是反对中国的现代转型。     

重读《社会主义的企业家》

以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转型为主题，作者完成了“转型三部曲”：《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企业家》和《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在本文中，以评述《社会主义的企业家》一书为重点，作者详细回顾了写作“转型三部曲”的思想历程，同时也对“三部曲”的核心理念进行了反思性地梳理和冷静地重估。最后，作者认为，“三部曲”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大转型亦密切关联，并期待它们能在中国的语境中得到进一步地阐释。     

费孝通、儒家文化和文化自觉

费孝通与早期儒家发现并要回答的社会根本问题有许多共同点,在思路上有许多一致之处,包括回答问题的方案,务实和超越。差别在于,就共同关心传统农耕社会的秩序这一点而言,早期儒学试图以规范信条回应农耕社会的基本问题,费孝通不仅以现代的经验表达解说和正当化了当年早期儒学的解释和回应方案,而且在新的时代提出了新的回应方案。而要论证这一点,首先必须越出对儒家文本、概念和命题甚或狭义中国文化(典籍制度)自身的分析,必须重构阅读传统儒家思想的社会语境,实现满足时代所需的新的文化自觉。     

法国：弱势群体的“天堂”

法国左派政府曾考虑将强征“空置房”给无房的人住，同时也传出或将“空置”期限进一步缩短的消息。尽管法国是一个地道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但在保护弱势群体方面，却做得相当的“社会主义”。     

论我国传统农业生产对价值取向的影响

文章讨论了我国传统农业生产影响下形成的三种主导价值取向:重视稳定恒久、重视内敛谦退和重视外在权威,并认为这三种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我国传统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儒学之中。     

儒学第三期的三十年

2007年10月29日,由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主办、本刊和《中国哲学史》编辑部协办的“儒学第三期的三十年”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儒学第三期”是指儒学继先秦、宋明的发展之后,在近代迎来了西学的挑战。而“三十年”指的是1977年至今,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新儒学自海外传入后被关注、讨论、质疑以及日益引发共鸣的三十年。“儒学第三期的三十年”学术座谈,旨在回顾儒学在近三十年来的发展轨迹,检讨儒学在时下面临的课题,并展望其前号。作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兴起“中国文化热”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的李泽厚先生、朱维铮先生、黄万盛先生的莅会,以及未名湖畔的深秋物象,都为这个略具苍茫然而色彩恢宏的议题提供了难得的生动背景。参加座谈会的学者还有：陈来（北京大学哲学系）、牟钟鉴（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颜炳罡（山东大学哲学系）、陈启智（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儒学所）、张再林（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陈祖为（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江宜桦（台湾大学历史系）、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王中江（清华大学哲学系）、陈少明（中山大学哲学系）、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郭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李翔海（南开大学哲学系）、陈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宋志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张志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胡治洪（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为保持“现场”氛围,以下内容依照录音整理,并按发言次序编排,个别略有调整。由于篇幅所限,只能刊载部分参会者的发言。欲了解全部发言内容,请登陆本刊网站：www．opentimes．cn。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略论儒学的群体意识和道德理想主义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 ,在中国几千年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极其显赫的地位。它所具有的群体意识和道德理想主义的特征长期以来被人们奉为圭臬 ,殊不知 ,群体意识却成为专制主义的温床 ,道德理想主义则阻碍中国向法治社会的迈进。因此 ,我们在强调儒学在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思想价值的同时 ,必须注意它的一些思想原则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     

向水学习

当今世界，“国学”之热高涨，其中儒学、道学、佛学尤甚，显然“悟道”又占上风。就道路而言，要想问路，首先问“道”；就道理而言，要想论理，首先论“道”；就道德而言，要想厚德，首先修“道”；就道术而言，术道兼修，以“道”为根。道之哲理，可谓至渊至博、至精至湛、至微至妙、至神至奇。如何“得道”，可以说是众望所盼、众目以待。[第一段]     

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传统道德不能简单地搬到现实生活中来,但在传统道德中有许多好东西,有诸多优秀的,仍具有生命力的成分或因素。只要从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就会使传统的东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放异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积极作用。一、“诚实守信”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古代“诚”指诚实无欺、真实无妄;“信”指     

卡拉OK与儒家经典——中国儒学复兴的圈内人观点

贝淡宁的学风是绝对的反传统，但他同时又声称自己是个儒家。他一方面希望能寓教于乐。另一方面，他不想冒犯但仍想谴责西方的学术和文化偏见。因为他认为这是儒学教育家的本分。“具有道德责任感的个人有义务抗拒主流风尚的极度膨胀。以维持平衡。”所以，那些坚信学术应该“客观”的人。那些拥抱诸如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民主选举、劳工的合同保障、卖淫的罪恶等现代性观念的人应该做好遭遇矫正的准备。     

重建斯文,拒绝“死亡之吻”——彭国翔《重建斯文:儒学与当今世界》析要

"五四"以来,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下,反传统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中国文化面临着整体性危机。进入21世纪,伴随着"大国崛起"的时代呼声,"国学"、"儒学"也摆脱了接二连三的灭顶厄运,呈现出"一阳来复"的发展契机。但正如彭国翔先生所指出的,"国学热"和"儒学热"目前尽管已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但其中存在的诸如狭隘的民族主义、商业化等倾向却相当严重,对这些问题如不加以警觉和克服,未尝不会成为儒学复兴的"死亡之吻",使文化重建的"契机"转换为更大的"危机"。彭国翔先生新近出版的《重建斯文》一书,直面儒学发展的当代困局,对当今中国应如何重建斯文,儒学复兴如何才能有效地拒绝"死亡之吻"等重要问题作了深入探讨,不少论点深刻有力而发人深省。     

儒学的传播与汉代巴蜀地方教育

汉代儒学在巴蜀的传播是随着汉中央王朝对巴蜀地方统治的深入而展开的。伴随着儒学的传播,巴蜀地区的教育体系也逐渐完善,形成了三种主要教育活动,即地方官学教育、私学教育、游学。这三种教育活动互为补充,共同促进了巴蜀地方教育的发展繁荣。儒学的传播,带来了巴蜀地区教育的发展兴盛;教育的发展,为儒学在巴蜀地区的传播提供了制度化的保障与基础。它们二者紧密联系,互为因果,共同发展。     

论当代社会主义和现代市场经济的结合

论当代社会主义和现代市场经济的结合刘祖护在当前我国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人们普遍持否定态度的一个问题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和传统的计划经济。但各方面论者对“传统社会主义”之所指以及对“计划经济”的评价并不完全相同。另外，人们存在疑虑比较多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