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协整分析

本文从目前中国货币需求现状出发，修正了1978年以来中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并运用协整分析对相关变量的年度数据（1978-2004）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在长期内，实际M1余额、实际GDP、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和货币化进程指数间存在协整关系；实际M2余额、实际GDP、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和货币化指数间存在协整关系。在短期货币函数中对货币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实际GDP和货币化进程．实际M1向均衡水平调整的速度要大于实际M2的调整速度，另外，短期货币需求函数不稳定。     

中国货币需求的实证研究

货币需求对货币政策的具体实施至关重要.用协整检验方法对中国1979～2003年间的长期货币需求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说明M1实际余额与实际GDP和1年期存款利率存在同积关系,M2与实际GDP和1年期存款利率以及通货膨胀率存在同积关系,这表明实际货币余额与实际GDP,利率或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用误差纠正模型对M1和M2的短期货币需求函数进行估计,表明在短期狭义货币的变化对收入的短期波动、上期通货膨胀率、上期货币需求的短期波动和ECM敏感,而广义货币需求的波动在短期仅受收入的短期波动和通货膨胀率的影响.     

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需求的非对称特征

本文使用1994-2010年的非平稳季度数据,应用门限调整方法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需求,发现货币需求与收入、汇率、利率及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协整关系,M1和M2短期需求函数存在门限调整。门限误差修正模型表明,M1、M2短期需求函数在长期均衡偏离低于门限值时能回复到长期均衡,在长期均衡偏离高于门限值时不稳定;收入、通货膨胀及汇率影响M1和M2的短期需求函数,但利率只影响M1的短期需求函数,不影响M2的短期需求函数。大多数时候货币需求能自我修正,但目前货币需求处于门限以上,限制了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调控效果。     

中国的货币流动性分析

货币流动性(M1/M2)测度了货币供应内部的活跃程度,是宏观经济分析中普遍关注的重要变量之一。本文着重对中国货币流动性相对稳定期间(1997～2010年)的情形进行分析,探寻货币流动性的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内涵。文章发现,近年来工业增加值的增加和股指的高企引发了货币活化程度的提高。实际利率对货币活化水平有短期负向作用,但其影响系数和显著性有限,这可能与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有关。实际利率与货币活化却存在长期正向关系,这很可能与"金融深化"有关,即长期内实际利率的提升有助于解除资金价格扭曲和金融抑制,增加货币活化程度。随着中国经济金融的不断发展,影响货币活化的因素必将不断演变,时常考察其决定因素,有助于为宏观分析提供有价值的经济信息,并为前瞻性的宏观金融调控提供决策支持。     

转型时期我国货币需求的协整分析

本文以经济转型和金融改革为背景,从传统货币需求函数分析出发,运用协整检验和 ECM模型对我国 1994-2005年阶段性货币需求的稳定性问题展开研究.分析结果显示,货币需求、国民收入、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由于不完全利率市场化和金融管制的存在,货币需求函数表现出高收入弹性和低利率弹性.而短期货币需求函数并不稳定,根据短期货币需求函数很难准确预测货币增长率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增加了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和风险.基于 ECM模型的短期 Granger因果检验,支持利率和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短期均衡关系的存在.     

美国货币市场基金发展及商业银行应对的经验和启示

美国货币市场基金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成为利率市场化的助推器。本文回顾了美国利率市场化完成阶段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过程和商业银行的应对措施,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对货币市场基金和商业银行的影响,吸取其经验和教训,对我国适时适度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防范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有效加强货币市场基金监管和促进商业银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与弗里德曼货币需求理论的比较分析

在不同假设条件下,费里德曼与凯恩斯分别建立了货币需求理论。本文在对这两种货币需求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这两种理论对利率影响货币需求的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凯恩斯认为利率是货币需求的重要决定因素,但是弗里德曼认为利率变动对货币需求几乎没有影响。     

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与弗里德曼货币需求理论的比较分析

在不同假设条件下,费里德曼与凯恩斯分别建立了货币需求理论。本文在对这两种货币需求理论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这两种理论对利率影响货币需求的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凯恩斯认为利率是货币需求的重要决定因素,但是弗里德曼认为利率变动对货币需求几乎没有影响。     

股票市场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实证分析

该文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通过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和建立VECM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的分析,研究了我国股票市场对货币需求的影响.结果表明:货币余额M1和M2同股票市场变量问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短期内两者问的相互影响不明显,我国的货币需求主要取决于名义收入和利率.     

局部调整模型在货币需求分析中的运用--对1994-2003年我国货币需求调整的新考察

1994年之后,我们对金融体制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本文采用局部调整机制模型,对1994—2003这一新时期的货币需求及均衡调整状况进行了考察。通过计量结果分析得出结论：中国的货币需求由非均衡到均衡调整的滞后期大约为4—6个季度,并且狭义货币M的调整速度快于广义货币M2;从调整形式米看,货币需求的动态调整形式更接近于名义调整形式,利率的影响效果仍不显著。     

我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中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构建研究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以及货币政策框架由数量型向价格数量型并重转型,当前我国急需尽快培育有效的基准利率,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果。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我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中构建的基准利率,必须是个包含长短期利率的组合基准利率体系;我国货币市场利率虽然还不完全具备基准利率的要素,但是在基准利率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当前我们可以7天回购作为政策利率、以shibor作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同时,应加快完善市场和政策环境以培育shibor的基准性。     

票据市场:利率市场化的最佳途径

现阶段 ,票据市场作为货币市场的枢纽和与资本市场对接的桥梁 ,能够克服其它货币子市场在实现利率市场化方面的诸多缺陷 ,并且从利率的决定机制、传导机制及调整机制来看 ,票据市场都是利率市场化最有效的突破口。     

基准利率和基准收益率曲线的内涵及关系探讨

我国相继推出基准利率SHIBOR和银行间国债收益率曲线、央行票据收益率曲线与政策性金融债收益率曲线等三条基准收益率曲线,备受瞩目。那么,基准利率和基准收益率曲线的内涵有什么不同?二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搞清楚这些问题,对引导我国基准利率的选择和培育及完善基准收益率曲线的构建,提高货币当局宏观调控效率和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金融开放条件下利率改革和汇率改革的协同效应分析

在金融开放条件下,汇率、利率与套利资本流动存在着内在联系,我国在进行汇率制度改革、货币政策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时,应注意三者协调发展和整体平衡,寻求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的最佳政策组合,发挥利率改革和汇率改革的协同效应。为发挥金融改革协同效应,必须注重货币政策工具改革之间协调与配合,增强利率汇率的联动机制,积极推进与利率市场化相协调的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从而推动货币内外均衡进程。     

利率市场化改革与货币政策银行利率传导

现代货币政策框架的内涵之一是畅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货币政策对银行利率的传导中,政策利率尤其是再融资工具利率能够通过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和存款利率顺畅传导。本文构造了一个多部门局部均衡模型,刻画利率市场化程度的时变特征,从理论上讨论利率市场化程度与货币政策银行利率传导之间的内生关系,两者共同决定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成效。基于时变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模型,本文进一步验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研究发现:(1)利率市场化改革具有阶段性波动特征,利率市场化程度不是一直上升的,改革可能会曲折迂回。(2)利率市场化改革具有动态政策效应,多种改革政策共同推动渐进的利率市场化,但从货币政策银行利率传导的有效性进行考察,利率市场化改革仍然存在进一步推进的空间。因此,有必要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形成、传导与调控机制,理顺不同利率之间的联动关系,疏通货币政策对银行利率的传导,充分发挥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潜力。     

中国自然利率之谜与债券市场定价——基于宏观金融模型视角

关于发达国家的研究普遍存在使用标准金融模型估计的自然利率与宏观方法估计的自然利率不相符的“自然利率之谜”现象。本文分别使用金融模型和宏观半结构模型估计中国的自然利率,发现同样存在“自然利率之谜”现象。我们通过构建一致性的宏观金融模型,采用宏观经济变量和收益率曲线信息共同估计自然利率来解决这一问题。此外,寻找债券收益率的影响因子是债券定价研究的重要方面,宏观与金融模型的结合是债券定价研究的重要趋势。宏观金融理论表明,趋势通货膨胀和自然利率是收益率曲线的基本决定因素,在宏观金融框架下,我们进一步研究了自然利率对债券收益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宏观金融模型能很好地解决中国“自然利率之谜”问题,宏观金融模型估计得到的自然利率略低于宏观半结构模型的结果。(2)自然利率对债券收益率有显著影响,模型中增加自然利率信息能够提高对不同期限国债收益率的拟合优度。本文对进一步加强自然利率影响因素研究,运用一致性宏观金融模型得到的自然利率信息优化货币政策效果提供了参考。     

中国的利率体系与利率市场化改革

利率对宏观经济均衡和资源配置有重要导向意义。央行确定政策利率要符合经济规律、宏观调控和跨周期设计需要。目前,中国的真实利率略低于经济增速,处于较为合理水平。中国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市场化利率体系,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释放政策利率调控信号,在利率走廊的辅助下,引导市场基准利率以政策利率为中枢运行,并通过银行体系传导至贷款利率,调节和优化资源配置,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中国具备继续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条件,将尽可能地延长正常货币政策的时间,目前不需要实施资产购买操作。在市场化利率体系中,收益率曲线非常重要,它反映利率由短及长的期限结构,可为各类金融产品和市场主体提供定价参考。收益率曲线的短端为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直接受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影响;长端则为国债收益率,主要反映市场对未来宏观经济走势的预期。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应用日益广泛,整体趋于成熟,而在市场基础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开放经济下的“双支柱”调控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研究了管理浮动汇率制下我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的调控稳定效应。首先,本文从实证层面考察了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对央行货币政策的非对称影响。接着,本文构建了包含银行部门与货币错配的开放宏观经济模型,重点分析了在面对美联储加息、人民币贬值压力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包括对汇率的反应)和宏观审慎政策(对外债的逆周期调节)的配合如何影响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结论表明,如果缺少宏观审慎政策的配合,货币政策对汇率的反应将导致产出、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等经济金融变量的波动增大。在存在宏观审慎政策的前提下,相对于完全浮动汇率制,管理浮动汇率制从中长期看能进一步促进产出和外债等核心变量的稳定。     

中国化泰勒规则的构建与规则利率的估算——基于考虑金融周期信息的潜在产出与自然利率的再估算

我国货币政策正在向价格型调控方式转型,有必要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泰勒规则以确定政策利率目标水平,而如何科学合理地估算潜在产出和自然利率是关键。本文对构建多目标下的中国化泰勒规则时应考虑的因素作了深入探讨,并将金融周期信息纳入我国潜在产出的测算,同时采用基于潜在产出的方法对自然利率进行估算,进而分不同情形尝试估算我国的规则利率水平。结果表明,考虑金融周期信息后的潜在产出在金融扩张期将低于传统方法的估计结果,可为政策制定者有效应对经济运行的过热现象或泡沫化状态提供参考;无论是基于何种潜在产出和自然利率的测算组合,将国内外利差、房价涨幅偏离经济增长程度纳入中国化泰勒规则的构建均是合理的;不同情形下估算的规则利率走势,自2004年以来与货币市场利率走势均较为相近,且2013年后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快速推进,差距呈明显缩小态势,但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期间,受国际宏观形势和国内因素影响,估算的规则利率均快速上扬,与货币市场利率走低形成反差。     

中国化泰勒规则的构建与规则利率的估算——基于考虑金融周期信息的潜在产出与自然利率的再估算

我国货币政策正在向价格型调控方式转型,有必要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泰勒规则以确定政策利率目标水平,而如何科学合理地估算潜在产出和自然利率是关键。本文对构建多目标下的中国化泰勒规则时应考虑的因素作了深入探讨,并将金融周期信息纳入我国潜在产出的测算,同时采用基于潜在产出的方法对自然利率进行估算,进而分不同情形尝试估算我国的规则利率水平。结果表明,考虑金融周期信息后的潜在产出在金融扩张期将低于传统方法的估计结果,可为政策制定者有效应对经济运行的过热现象或泡沫化状态提供参考;无论是基于何种潜在产出和自然利率的测算组合,将国内外利差、房价涨幅偏离经济增长程度纳入中国化泰勒规则的构建均是合理的;不同情形下估算的规则利率走势,自2004年以来与货币市场利率走势均较为相近,且2013年后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快速推进,差距呈明显缩小态势,但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期间,受国际宏观形势和国内因素影响,估算的规则利率均快速上扬,与货币市场利率走低形成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