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水利风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分析及水利旅游空间体系构建

选取陕西省为研究区域,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和空间计量地理方法,对区域水利风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结构性、均衡性和组合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陕西省水利旅游空间结构体系。结果表明:水利风景区呈弱凝聚分布态势;空间分布均衡性差,主要分布于关中和陕南,集中在宝鸡、西安、商洛等市;空间分布高密度区域为关中渭河流域,低密度地区为陕北风沙草滩区;空间上呈现两大两小"带状"分布特征;空间体系构成要素包括87处潜力型景区、9处增长型景区、四大水利旅游发展板块、三级水利旅游发展节点和轴线。     

基于网络关注度的湖南省居民旅游需求时空特征

收集2014年湖南省3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等有关数据,利用季节强度指数、旅游需求偏好指数,揭示湖南省居民旅游需求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分析影响其时空变化的主要因素,结果发现:年内居民对景区旅游总需求呈山岭型变化,对单个景区的旅游需求存在单峰、双峰、多峰3种类型;居民对景区旅游需求的年内时间变化主要受到景区资源特性、气候舒适度、节假日、景区景观季节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单峰型景区旅游需求的季节性差异相对较大,双峰型和多峰型景区相对较小;全省居民对景区的旅游需求在空间上呈"多中心"分布,其中最主要的3个中心为以凤凰古城为主的湘西景区群、以衡山为主的景区群和以长沙世界之窗等为主的长株潭景区群;居民对景区旅游需求空间分布主要受到景区级别、经济发展水平、景区类型、空间距离、可进入性等因素影响。     

河南省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利用地统计分析方法和GIS空间分析工具,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探讨了河南省175个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结构,分析了河南省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①河南省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类型属于凝聚型,区域分布均衡性很低,区域间差异较大,高密度区域为开封、洛阳地区;②河南省A级旅游景区分布呈现空间不平衡的特征,符合河南省旅游资源“弓箭式”的战略发展布局;③河南省A级旅游景区分布受其地理位置、交通条件、景区地域组合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分布格局及空间相关性分析

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从类型、密度、关联及均衡性等方面对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①湖南省A级旅游景区在空间上为典型的集聚型分布,分布密度总体呈现"东北多,西南少"的半包圆型分布格局,主要集中于长沙、株洲、湘潭3市周边。②A级旅游景区具有明显分形特征,且分形结构复杂,在自组织演化过程中围绕交通、城市等地理要素展开,京港澳、长张、杭瑞、沪昆等主要交通干线及城市周边是A级景区的主要聚集区,且具有明显的等级性。③A级旅游景区发展较为活跃,热点区和冷点区空间差异明显,在省域层面表现出显著的"块状"分布特征。④随着景区级别由高往低,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呈现由东北向西南转移的趋势,展现为由点状到带状再到点面结合的空间分布规律。⑤旅游资源禀赋、地形地貌、湖泊水系等是影响A级旅游景区分布的内在因素,而社会经济水平、交通条件、人口分布等是重要的外在推手,对其空间分布影响较为显著。     

京津冀城市群高等级景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京津冀城市群3A级及以上的高等级景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方法和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分析京津冀城市群高等级景区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京津冀城市群高等级景区的整体空间分布类型为凝聚型;②北京市(38.31%)、天津市(16.28%)两市的高等级景区数量超过总数的50%,高等级景区在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分布呈现明显不均衡特征;③从京津冀城市群高等级景区丰裕度来看,北京市和天津市属于高度优质率城市,秦皇岛市和廊坊市是中度优质率城市,其他城市属于低度优质率城市,城市群高等级景区数量和质量状况相差较大。其次,利用地理探测器,从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市场条件和旅游政策环境三个因素对京津冀城市群景区空间分布的决定力进行分析,分析发现:旅游资源禀赋和旅游市场条件中的GDP、人均GDP、第三产业比重对京津冀高等级景区空间分布决定力强,而旅游市场中的旅游交通条件和旅游政策环境的决定力较强。修正引力模型的计算结果显示:京津冀城市群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对其景区空间分布也有一定的影响。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果,从协同发展视角提出京津冀城市群高等级景区空间分布优化的建议。     

基于分形理论的区域旅游景区系统空间结构演化模式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由于旅游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交通可达性以及旅游发展政策等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性,区域旅游景区系统空间结构在不同发展阶段和空间尺度具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其空间结构具有等级性、层次性、多样性以及复杂性.本文运用分形理论,结合区域旅游空间格局演变过程,构建区域旅游景区系统空间结构演化模式,将区域旅游景区系统空间结构演化模式分为点状发展模式、集聚发展模式、多中心发展模式和一体化发展模式4种类型,并以武汉市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武汉市旅游景区系统空间结构是分形的,多分形特征明显,且处于多中心发展模式的初级阶段.最后提出了武汉市旅游景区系统空间结构的优化方向和途径.     

旅游经济园区的建设及空间模式

旅游经济园区兼具旅游功能与园区集聚功能,表现出"一体二翼"和"S曲线效应"的发展特征,成为当前景区发展的重要形式。按照空间关系,旅游经济园区可分为景区包容型、景区外扩型、景区交错型、产业区包容型四种模式。旅游经济园区建设必须遵循国家、地方土地利用法令、法规,坚持景区近邻性原则和地域性原则,以资源禀赋特点为基础,走产业多样化道路,促进旅游经济与区域产业经济良性互动,并以浙江天目山国家自然保护区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     

基于Shift-Share方法的城市旅游产业结构分析——以厦门市为例

运用区域发展差异Shift-Share方法的基本原理与数学模型,将其引入到城市旅游产业实际分析应用中,以厦门市为研究对象,分析由旅行社业、旅游住宿业、旅游景区业等三个子产业构成的厦门旅游产业结构特点及其相对优劣势,并对厦门市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提出建议。同时证明将Shift-Share方法应用于城市旅游产业分析上是十分可行有效的。     

旅游景区(点)产品营销组合与经营方略

旅游景区(点)产品营销组合由景区吸引物、景区活动项目、景区管理与服务以及景区可进入性四个因素组成。旅游景区(点)目标市场以地域划分，重点在中心城市。可采用攀附定位、心理逆向定位、狭缝市场定位和交换市场定位策略。通过内涵型发展模式和外廷型发展模式壮大企业经营规模。     

黄河流域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决策,迫切要求开展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的整体研究。以GIS10.3作为主要分析工具,系统梳理了黄河流域内1 010个3A级以上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整体呈"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状态,三大自然区划内景区分布悬殊,东部季风区数量最多、密度最大;②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类型以凝聚型为主,在流域中下游的西安、济南等沿黄城市附近形成大的凝聚中心;③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核密度分布空间差异显著,整体呈倒"入"字形结构,不同级别景区之间存在密度差异;④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之间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空间关联类型以正相关为主,且集聚特征明显;⑤自然地理环境、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区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对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影响,且对不同类型不同级别景区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最后,文章针对黄河流域景区空间格局优化及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建议。     

中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关注度分布格局及驱动机制

以全国300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间相互搜索的百度指数为数据源,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讨中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关注度分布格局及其动力机制。研究发现:(1)中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网络关注强度由2012年的21 286上升到2019年的65 271,从强度位序来看,琼、吉、新等经济欠发达地区位序变化较大。(2)网络关注度层级结构由"四极六核心,多点带动"向"四极五核心,多点联动"演变。其中,京、黑为稳定核心,具有极强的主导力和控制力,苏、浙、豫、川、皖为次稳定核心。(3)网络关注度形成了环渤海─华东─华南─川渝子群(Ⅲ)、湘鄂子群(Ⅱ)、西部─黑吉─豫皖子群(Ⅰ)3个凝聚子群,各子群内红色旅游景区网络关注度具有显著集聚特征。(4)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关注度分布格局受到地区经济基础、信息技术、资源禀赋、学历水平、交通条件和地理距离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     

泰山旅游需求时空分布规律及旅游者行为特征的初步研究

泰山旅游需求存在着明显的时空分布规律．调查显示．游人数量的日变化、周变化和年内变化十分显著；客源地主要分布于山东及其周边省市；旅游区内部以泰山中路和岱顶的需求强度最大。最后对旅游交通方式、旅游消费、旅客职业构成双重游率等旅游者行为特征进行了分析。     

南京地铁与旅游景区（点）的空间关联分析

运用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中的威尔逊模型,对南京地铁1号和2号线的总共55个站点与南京所有的3A级以上的旅游景区（点）进行了旅游空间关联度计算,并在综合考虑旅游景区（点）的知名度后,确定了南京地铁自助游的网络中心点。结果表明,大行宫、西安门、新街口、鼓楼、珠江路等10个地铁站点的旅游关联度较强,大行宫、三山街、新街口、西安门、张府园可以成为网络中心点。     

高铁开通与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引擎”还是“过道”?

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旅游生活需求之重要前提。我国高铁快速发展,高铁开通是成为推动区域旅游发展的“引擎”,还是仅起到交通“过道”的作用,这需要通过有效的方法予以甄别。本文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渐进型双重差分法评估了高铁开通对站点城市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年份、城市和剔除其他因素影响后,整体上,高铁开通对站点城市国内游客人数和游客总人数的增长具有正向的影响但并不显著,甚至有较弱的证据显示高铁开通平均降低站点城市大约5%的国内旅游收入和总收入,这一结果提示,对大多数站点城市而言,高铁仅作为城市的“过道”,没能成为拉动旅游业发展的“引擎”。对不同城市的异质性分析表明,高铁的旅游效应仅在五线城市表现显著,高铁开通可平均增加五线城市14 82%的国内游客人数。机制分析显示,高铁开通对影响旅游业发展的城市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都并非是简单的正向传导路径,而是表现为正、负向影响并存的传导模式,从而导致了高铁开通的旅游效应不显著。     

重庆市璧山县游憩地空间结构演变及发展模式

以重庆市璧山县为研究对象,采用会议、观察法和无结构访谈法,运用网络连接度指数、网络通达度指数以及游憩感知距离等计量方法,分析游憩地空间结构演变及其统计特征。研究发现重庆市璧山县游憩地空间结构演变经历了从双核到单核的地理集中过程;新生景区呈现沿重要交通干线发展的趋势,并且联系更加紧密;与一般旅游地相比,交通条件的影响感知最强,其次是景区质量和实际距离,而对旅行花费的感知偏弱。最后提出游憩地发展的若干模式。     

旅游交通方式比例结构跃迁现象与跃迁带模型——以国内旅游为例

选择北京、武汉、西安3个城市为案例客源地,基于大样本问卷调查数据,研究客源地居民访问不同距离国内目标景区时采用自驾车、火车、飞机三种交通方式的比例结构及其变化规律。研究发现:①随着客源地与目的地距离的增加,采用自驾车、火车、飞机三种主要交通方式到访目标景区的旅游者比例结构发生了有规律的变化,产生了旅游交通方式跃迁现象,在客源城市周围形成了多个旅游交通方式跃迁带,可分为主交通方式跃迁带、次交通方式跃迁带与波动带三种类型。②在客源城市周围由近及远依次产生旅游主交通方式由自驾车向火车转变和由火车向飞机转变两个主跃迁带,有的客源城市在此之外还会出现主交通方式由飞机向火车转变的第三主跃迁带。据此构建旅游交通方式跃迁带模型,通过对比旅游交通方式主跃迁带在案例城市的现实表现,初步发现了国内旅游交通方式跃迁带位置的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为研究旅游交通方式跃迁现象提供了认知框架,为目的地根据旅游主交通方式细分市场、更有针对性地提供旅游交通服务和开展市场营销工作提供了参考依据。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网络关注度与游客量的错位特征及机理

利用百度指数构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关注度网络,揭示网络结构特征,进一步分析网络关注度与现实游客量之间"错位"特征及其影响机理。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关注度网络具有菱形结构特征,菱形的四个顶点分别位于北京、广东、四川、上海,网络结构特征受现实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总体上"名不副实"类占到大多数,人口分界线西北侧景点大部分"名不副实";"名小于实"与"名副其实"的地区主要交错分布在人口分界线东南部。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游客量的影响机制相对复杂,网络关注度只是其中的一个影响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这也是导致其"错位现象"的主要原因。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现实游客量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网络关注度只是在中西部地区作为交互主导因子之一。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考核评价机制",针对不同类别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营销。     

民族旅游开发的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少数民族55个，而每个少数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如何开发利用好这些民族文化资源来发展旅游活动，是关系是我国（特别是西部地区）旅游业有地吸引力、有无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重要问题。本文对影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这些因素是民族特色与民族知名度、交通条件、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客源市场、旅游地民族感知形象、有无著名风景点或风景区、空间集聚与竞争、决策者行为、当地居民态度。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的世界遗产项目开发保护与国际经验借鉴

风景名胜区和世界遗产都属于公共性旅游资源,具有稀缺性和垄断性特征.其中,风景名胜区具有较强的旅游产品属性,而世界遗产具有较强的公益性,这就决定了世界遗产项目应有更高的开发保护要求.目前我国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有18个世界遗产项目,在对它们进行开发利用的同时,必须坚持保护其真实性和完整性这两个原则.文章在分析该类项目现状并与国外类似项目进行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了值得借鉴的国际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