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人大中的地域代表现象探析——基于五省市人大代表建议的内容分析

本文试图探析在中国地方人大中是否存在地域性代表及其相关因素。通过收集和分析2017年国内五省市人大收到的近四千条代表建议,发现在地方人大代表的履职行为中,一定范围内存在从整体资源中为选区争取利益的现象。进一步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来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的代表,更倾向于提出地域性建议;由代表联名提出的建议更可能是地域性建议;担任地方党政领导职务的省市人大代表,在提出建议时更倾向于提出地域性建议。上述实证发现对中国地方人大地域性代表的实现机制提供了初步启发性证据,也有助于丰富我们对非竞选体制下的政治代表性和回应性机制的理解。     

政府财政行为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基于2004—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广义矩估计法(GMM)并利用2004—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中国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及其他相关因素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并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与劳动收入占比的关系曲线呈显著的倒U型,在样本观察期内两者正相关,引入时间虚拟变量后政策效果更加明显;政府的财政收入行为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为负;第三产业占比、资本深化、劳动保护等因素对劳动收入占比具有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对外贸易等因素对劳动收入占比具有负向作用。     

民营企业发展中的政府管理模式研究——基于“行为集合”分配的博弈分析

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和博弈状况是研究民营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作者通过对民营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行为集合"分配的博弈分析,证明了三种均衡状态的存在,并分别对应着地方政府对当地民营企业的三种管理模式.基于均衡状态的演进和经济效率增进的目标,这里从宏观经济条件、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发展的思路空间以及行为偏好等方面,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分配扭曲、阶层分化和集体行为——对中国社会危机窗口的估计

收入分配不公所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在中国已经日益严重,然而其最终的影响还远未体现。文章通过构建收入分配的两阶层和三阶层模型,提出并回答了三个问题:1)为什么中国社会会进入不稳定期?2)为什么在目前社会还能维持基本的稳定?3)如果不改变当前的这种趋势,导致社会结构不可持续的总危机会在何时爆发?根据对数据的分析,文章认为,如果不改变当前的分配趋势,最危险的状态是这一危机点很可能在此后10~15年间到来。     

中国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一种“政治献金”吗?——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

本文以2006—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地方政府换届(市委书记更替)这一独特视角,实证检验了该因素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新任官员来源和地区市场化程度三个维度对这一影响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多角度研究。结果发现,地方政府换届后,企业慈善捐赠的倾向和规模都会显著增加。样本分组检验的结果表明,非国有产权性质、外地调任市委书记和地区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三大因素,都会显著增强地方政府换届对企业捐赠规模和倾向的正向效应。进一步的考察还发现,政府换届之后的慈善捐赠确实能为民营企业带来融资便利、政府补助、投资机会等多方面的经济实惠。由此,本文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为建立政治关系而付出的"政治献金"。本文不仅丰富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政治动因研究,而且为深入剖析中国企业家究竟如何应对因政府换届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风险,提供了全新的认知。     

经济波动中的收入分配与有效需求——基于1990-2007年中国数据的再检验

从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均衡的角度,本文分析了在经济波动的过程中,功能性收入分配比例的变化将会对有效需求结构产生影响,这是构成中国经济波动的内在机制.并通过实证分析,提出政府在调节经济的同时,应特别注意到有效需求问题,保持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之间的适当比例关系,并调整收入分配.这对实现国民经济平稳、快速的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微观流通与利益分配视角看我国粮食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对吉林、山东和陕西玉米市场流通的比较分析

文章通过对吉林、山东和陕西三省玉米市场的深入调查和比较分析,以玉米市场为例分析了目前我国粮食市场的主要流通方式、参与主体及其利益分配状况。研究表明,粮食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催生了众多的粮食经销企业和商贩;流通主体的多元化活跃了粮食市场,促进了市场竞争和运行效率的大幅提高;粮食市场中各流通环节的市场主体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而所得的利润微薄;粮食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农民在市场竞争中获利。文章建议,政府应继续鼓励私有部门参与粮食市场流通,促进粮食市场流通多元化,减少对粮食市场和流通的干预。     

中国产业层次对地区初次分配福利水平的提升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3-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地区初次分配福利系数和产业层次系数,通过实证方法研究产业层次对地区初次分配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层次与地区初次分配福利水平正相关,产业层次越高,初次分配福利水平越高,产业层次对初次分配福利水平具有提升作用。产业层次系数增长率与地区初次分配福利系数增长率呈现先降后升的U型规律。这种U型变化具有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区域性特点。产业层次的进一步提升对西部和中部福利水平的改进更明显,现代服务业产值结构提升的福利效应将在东部和东北地区体现得更明显。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2-2011年省级Panel Data的分析

城乡收入差距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最突出矛盾之一。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通过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理论分析认为,国家层面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地方层面经济增长至上的单向思维、体制层面的"中心—边缘"二元格局,是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内在机理;Panel Data实证模型估计结果进一步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受到来自经济发展、政策偏向、金融发展、经济干预以及其他控制性因素的多维影响,其中,城镇化建设、经济开放度、人力资本培育度、农业经济发展程度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助于总体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科教文卫和公共服务的城市偏向、金融发展规模以及非国有化则都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为此,城乡差距问题的消解,应立足于"乡村本位"的价值思考,通过加强农村职业教育、推动城镇化建设、建立城乡"包容性政策体系"等举措,真正达成城市与乡村社会的衔接。     

财富与收入分配的理论与政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7届高层论坛”综述

正2013年12月22日,由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理事会、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研究会联合主办的财富与收入分配的理论与政策: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7届高层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原副院长刘国光,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程恩富,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北京大     

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基于2011-2017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微观数据

选取2011-2017年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混合OLS、固定效应模型及GMM模型分析政府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研发活动的促进作用。结果发现：政府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研发具有促进作用,但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高新技术企业,政府补贴力度不尽相同;对于不同地区来说,政府补贴对一线城市扶持力度较大,对其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激励作用比较显著,对于二、三线城市的扶持力度不够,对其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激励作用相对较弱;对于不同行业来说,政府会有针对性地加大对某一行业制造业财政补贴力度,如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它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最后,针对上述问题,进一步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少子老龄化”对中国房价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1999-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的VAR动态分析

本文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采用1999-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少子老龄化背景下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与房价变化的动态关系.研究表明:少子老龄化现象所导致的房价波动滞后于少子老龄化进程;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和家庭结构微型化是推动我国房价持续上涨的重要人口结构因子;但从人口结构层面看,未来我国房价并不具备快速上涨的基础,恐面临较强持续性的下行压力.     

“奶业企业+奶农”模式下的利益分配及其对契约的影响——基于动态议价模型的理论解释

"奶业企业+奶农"模式下的契约联接由于产品的专用性而具有稳定性,但是从双方利益分配的角度出发,运用动态议价模型的分析表明,由于企业在议价方面具有"先发优势"以及较大的贴现因子,因此在双方的议价过程中,企业会产生"敲竹杠"行为,最终获得较大的利益。这种不合理的利益分配会使双方之间的契约的稳定性下降。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基于江苏省2004-200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几年来,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在各省陆续实施,其主要目的在于克服既有的市管县体制存在的各种弊端。可以预期,这项改革措施有减少行政管理成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促进县域经济增长等多种潜在作用。但可能存在的问题是,该财政体制如何促进经济增长?文章利用江苏省51个县(市)2004-2009年的空间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省直管县财政体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县(市)扩权而产生的政府竞争效应实现的。     

“权力精英”五十年：缘起、争论及再出发——兼论“权力精英”的中国叙事

与美国大体是在一个相对民主的环境中逐步由各利益集团相互竞争的社会变异为一个权力小集团主导国家政策的“权力精英社会”不同,正在中国发生的这场社会转型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在不撼动执政党在整个权力结构中的领导地位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中国的精英现状时,除了具备动态的视角和历史的眼光之外,还必须具备转型的思维,米尔斯的权力精英理论也因此有了进一步完善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