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人大中的地域代表现象探析——基于五省市人大代表建议的内容分析

本文试图探析在中国地方人大中是否存在地域性代表及其相关因素。通过收集和分析2017年国内五省市人大收到的近四千条代表建议,发现在地方人大代表的履职行为中,一定范围内存在从整体资源中为选区争取利益的现象。进一步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来自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的代表,更倾向于提出地域性建议;由代表联名提出的建议更可能是地域性建议;担任地方党政领导职务的省市人大代表,在提出建议时更倾向于提出地域性建议。上述实证发现对中国地方人大地域性代表的实现机制提供了初步启发性证据,也有助于丰富我们对非竞选体制下的政治代表性和回应性机制的理解。     

从财政体制改革角度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以来是中国最为复杂的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关系,而财政体制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获取与分配,从而影响着各级政府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分配。财政分配集中体现各种政治力量利益、矛盾与冲突。财政体制是经济利益转化为政治利益的“转换器”。每一次的财政制度变更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都是一次调整。     

民营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政治激励——兼论第三次分配的机制设计

慈善捐赠是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内容,民营企业是慈善捐赠的重要力量。文章基于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凡进必评”政策这一重要制度创新,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民营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政治激励效果进行经验评估。研究结果显示,“凡进必评”政策的实施强化了民营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的政治激励,工商联会员企业显著增加了慈善捐赠的参与概率和投入金额。同时,民营企业现有的政治关联并未削弱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凡进必评”政策对那些更有能力参与慈善捐赠的民营企业产生更大的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民营企业家更容易被吸纳进地方政治系统,慈善捐赠投入显著提升了民营企业家获选地方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概率。文章揭示了通过机制设计来推动民营企业参与公益慈善的理论逻辑,为党和政府如何引导市场力量积极参与第三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实证依据。     

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背景下的企业政治战略——基于合法性视角的分析

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特征便是地方政府与以前相比获得了更多的权力.这一现象虽然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带来的一个问题便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经常出现由于利益不同导致的博弈.在这种经济环境仍旧处于制度相对不稳定的状况下,企业实施适当的政治策略,能够影响政府法律法规的制定,形成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文章从制度基础观的合法性角度分析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博弈这种不稳定环境中,企业应如何实施政治战略,以建立竞争优势,实现长远发展.     

发展经济: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与企业的博弈

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在于理顺了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以及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在稳定子博彝完美均衡的委托代理框架下,抓住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特征,考察了中央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博彝行动,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行为模型化.地方经济发展本身面临不确定性,其发展绩效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发展收益在政府和企业间的分配取决于地方官员的清廉程度,而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和清廉程度均取决于中央提供委托代理合约的具体特征.研究发现,中央能够对地方官员设置合理的政治激励与经济报酬激励,以获得高政治支持,进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经济收益的合理分配,增进经济增长与和谐共融.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利益分配的失衡格局

正一、利益分配在主体间的不均衡。各利益主体从平台投融资中得到的利益是不均衡的,政府得到了经济和政治利益,金融机构和平台获得了利润,民众获得了公共产品。但是比较各主体收获利益的种类和大小,政府不仅获得经济利益,还能获得政治利益,地方政府直接获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是高于中央政府的,但是从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下属来说,地方政府所获得的一切利益都归属中央政府,所以中央政府是地方政府所获利益的最终获益者。     

基于规模扩张与交易成本冲突的经济区划理论分析框架

在关注目前中国经济区划生态时发现,由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区划活动,已经逐渐演化成各地方政府通过政策博弈的竞争方式申报级别更高、规模更大的经济区来争取更多经济资源和政策支持的区划乱象,文章针对这一现象进行理论分析后认为,目前指导中国经济区划活动的理论依据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区划所引发的经济增长和忽视交易成本,致使经济区划理论的分析框架失去了“均衡”的约束,这也是导致中国经济区划乱象理论缺位的主要原因.而引入规模扩张与交易成本冲突的经济区划理论分析框架,可以建立起经济区适度规模发展的均衡条件,希望以此进入经济区划的决策系统,指导决策者做出合理的区划决策.     

地方发展中的“条赋块能”——基于铁路的案例研究

条块关系是中国政治运行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既有研究多关注条块间的功能差异与张力，对于条块间可能存在的合作与赋能关系着墨不多。文章提出，当“条”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存在明确的次国家边界，特别是当其嵌入作为“块”的地方政府辖区时(例如铁路),“条”就具备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赋能地方发展的条件。“条”对“块”赋能的具体模式取决于地方发展水平，特别是地方政府能力的高低。通过比较铁路在四川和云南两个县的发展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文章提炼了铁路赋能地方发展的两种实现路径和机制。文章的发现对于理解条块互动关系及其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政企合谋视角下的环境污染:理论与实证研究

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乃至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文章从政企合谋的视角,根据企业的逐利性以及地方政府官员对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双重考量,构建了动态博弈模型来刻画导致地方环境污染的内在机制:即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企业具有向地方政府行贿以寻求环境规制的放松,从而扩大生产的动机;而地方政府则出于政治和经济两种利益的考虑,均有放松环境规制以帮助企业扩大生产的动机,由此形成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政企合谋,加剧环境污染。进一步地,文章运用中国28个省份1991-201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普通面板和空间面板模型加以验证,结果均证实了文章的核心结论:政企合谋将加剧地区环境污染。因此,缓解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通过监督机构或公众的双重监督,解决中央和地方的信息不对称,防止政企合谋。     

"一国两制"与功能代表制——以金庸《明报》社评为中心的考察

香港特区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选举委员会和立法会部分成员由"功能界别"选举产生.但长期以来,功能代表制都被视为一种有"香港特色"的地方性制度,鲜有人进一步追问其背后的"国家理由".本文试图通过重构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查良镛(金庸)的功能代表理论,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揭示功能代表制对于"一国两制"的重要价值.概言之,功能代表制使主权国家的意志和利益,以及香港社会的整体利益,都可以在特区的日常政治中被制度性地代表,有利于维护香港繁荣稳定,推动国家改革开放,使"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在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今天,金庸的功能代表理论依然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事与愿违:财政支出导向与政治信任

改革开放以来较为单一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以及经济高速增长而不断积累的社会矛盾,使得我国面临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困境”.既存的有关中国政治信任的经验研究基本上是在个体的层面上探讨,本文则运用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主观”数据与相关地方财政收支的“客观”数据,在多层次上探讨中国公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在个体层面上,我们的发现与既有文献基本一致,即城市居民、高收入群体、人际信任度更高、互联网使用更为频繁的公众会更加不信任政治机构,而自由民主价值观较弱的负作用与传统社会价值观较强的正效应并存于大陆公众之中.在跨省层次上,我们发现地方财政的再分配支出加强公众的政治信任度,而发展性支出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共的政治信任度.这一发现表明,经济发展本身非但不足以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甚至构成其“合法性困境”的来源之一;国家应通过提供更多的再分配公共物品和高质量的“政治公共物品”以提高公众政治信任.     

“营改增”后共享型地方主体税种模式的存续问题研究——基于福建省的分析

营改增后,中国“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共享型地方主体税种模式将不利于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推进,并会降低地方政府税收自给能力和扭曲政府间税收竞争关系.而从国际范围来看,采纳共享型地方主体税种模式以及专项型地方主体税种模式的国家都不多见,兼具共享型和专享型两种模式优势的混合型地方主体税种模式采纳的国家最为广泛.因此,混合型地方主体税种模式将是中国下阶段地方税制体系建设的主要方向.具体而言,货物与劳务税领域应侧重于将增值税共享方式从“五五分成”改为“按行业分配为主、比例分配为补”;所得税领域应在逐步降低企业所得税的地方分成比例同时,择机将个人所得税改为税基分享模式;财产税领域应坚决推进房地产税改革,使其成为地方政府稳定可靠的专享税种.     

马克思按劳分配原则在中国的体现

分配问题关系着人们的利益能否实现,决定着再生产发展,中国作为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满足人民利益需求、保证经济增长,就必须根据本国国情,坚定马克思理论指导,发展中国特色式分配制度.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以及新中国分配制度的演变和现存问题的概括,展示出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在我国的真实体现.     

中国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政治因素——基于中美政治制度比较的一种解释

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长期以来呈现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笔者基于中美政治制度比较提出一种解释:在美国制度下,资本和政府受到劳动的约束,必须顾及劳动者的利益,从而实现了劳动者的收入随经济发展而增长,呈现低投资率和高消费率.而在中国,地方政府官员主要由上级任命,长期以来,GDP是地方政府官员最主要的政绩指标.GDP的增长需要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则相对富裕.这样地方政府往往更多地重视资本利益而相对忽视劳动利益,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的发生.     

论乡村治理内卷化——以河南省K镇调查为例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相关,乡村治理中的各利益主体行为逻辑及相关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一个最为关键的变化是,随着国家资源的输入,乡村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的结盟.若是不采取有力措施,这一结盟的全新结构将吸取大部分自上而下输入农村的资源,并不断侵蚀乡村社会的公共利益,由此导致乡村治理的内卷化.     

资源禀赋差异与地方政府支出偏向

地区资源禀赋的差异化导致地方官员面临不同的激励和约束。文章考察了有效竞争条件下的地方财政行为,着重分析了转移支付对异质性地方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资源禀赋不同的地区会有不同的财政支出偏向:资源丰裕地区的生产性支出所带来的GDP增量相对更高,当地官员为了谋求政治晋升,倾向于扩大政府生产性支出;资源匮乏的地区则倾向于扩大政府行政开支和福利性支出,前者可以增加地方官员的腐败和公务性消费,并通过构筑本地政治网络资源的方式提高私人效用,后者可以使地方官员赢得更多本地居民的支持。本文基于中国县级数据为上述逻辑判断提供了佐证。文章结论丰富了地方政府支出偏向的研究,为进一步规范政府支出结构提供了参考。     

1978～1982年农地制度变革中地方政府能力评估

通过对地方政府作为双重代理人能力的评估,详细阐述了地方政府在1978-1982年农地制度变迁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得出了地方政府"次级行动集团"地位的确立是由于地方政府代表地方利益与中央政府谈判的能力增强、地方政府代表中央政府执行中央政策的执行能力减弱的结论;解释了1956-1971年五次包产到户尝试失败的原因.     

以诗维权:代耕粮农的政治文学及其国家想象

农民不仅会讲“政治白话”,也会表达“政治文言”.农民的“维权诗”便融汇了白话与文言两种风格,并在很多农民的想象中担当了沟通自身与国家的媒介.在代耕粮农的大量维权诗中,可以看到农民的“层次化政治表达”.这种表达是一种愤怒与崇拜的态度连续统,从基层至中央,崇拜的程度递增,而怨怒的程度则递减.另外,层次化的政治表达一方面饱蕴了农民对道德、正义国家的期望、想象,另一方面鲜明地体现了农民在表达过程中的策略、智慧,他们力求将自身遭遇与国家秩序问题联系起来,在用诗怨刺不平的同时,刺激政府处理自身的利益诉求.     

浅析制度变迁中的政府行为

一、新制度经济学有关政府的理论(一 )政府的起源及经济人特征关 于政府的起源 ,在西方政治学中有两种代表性的理论 :契约论与掠夺论。契约论认为 ,政府是人们自愿订立契约的产物 ;人们通过自愿让渡部分权利而产生公共权力组织———政府来保护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并获得某些公共服务。掠夺论则认为 ,政府是掠夺或剥削的产物 ,是统治者压迫被统治者的工具。因此 ,政府是一个阶级或集团的代理机构 ,其作用是代表该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压迫和剥削其他集团或阶级。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上述“两种理论都是不全面的” ,都不能涵盖历史和现实中的所有政府形式 ;从理论推演的角度看 ,政府带有契约和掠夺的双重属性。因此 ,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政府起源的“暴力潜能”分配论。在它看来 ,“正是‘暴力潜能’分配论使两者 (契约论和掠夺论 )统一起来。”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 ,便产生契约性政府 ;若这样的分配是不平等的 ,便产生掠夺性政府。因为暴力潜能的分配决定了政府的性质 ,所以政府是一种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由于政府可以理解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 ,它和另一类组织———企业一样 ,也要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它的行为也...     

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分配财政资源的不同方式会引起地方政府的利益机制和行为的重大变化。本构建一个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并且采用省级数据来说明在９０年代中期伴随分税制而来的财政集权如何加剧了地方政府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的行为转变。研究发现，虽然中央政府从财政集权中受益，预算收入和经济增长速度却因地方政府的行为变化而显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