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体制与后政党政治——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讨论

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也是政党政治的世纪,也就是说革命或者说解放政治总是与政党政治相勾连.但是在20世纪后期,因为“文革”的失败和60年代的终结,出现了否定阶级-政党政治的取向,这种取向以巴丢和鲁索为代表.对此,潘毅从中国革命的历史出发,批判了巴丢与鲁索的政党-形式形而上学,认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群众运动或解放政治的敌人并非纯粹的政党形式,而是资产阶级政党.巴丢和鲁索将资产阶级政党抽象为政党形式本身,从而提出告别政党政治和政党国家的理论.本文旨在分析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先锋党内出现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经济原因,并认为当下更需要党国体制与后政党政治良性互动,从而一方面避免党国体制的彻底官僚化,另一方面造就真正有活力的解放政治.     

当自信的梁漱溟面对革命胜利……——梁漱溟的问题与现代中国革命的再理解之一

1950年中至1951年中这一年在梁漱溟关于中国共产革命的思考中占有着特别位置,有着特别的思想认知价值.本文聚焦1950年、1951年这两年梁漱溟思考中的种种曲折,正是欲通过细致进入这些曲折、细致厘清其所以曲折,一方面正面呈现这些曲折中包蕴的思想、理论、历史理解意涵,另一方面也想通过对这些开显出的思想、理论意涵对现代中国革命理解所具有意义的定位,指出:我们现在通行的很多关于中国共产革命的流行解释,实会妨碍我们对中国共产革命这一充满着呕心沥血精思、苦试的丰富历史的真正进入与掌握,当然也就妨碍我们对中国共产革命中丰富的思考、实践经验的真正理解、把握、评估,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把这些经验发展为它本该成为的——我们知识、思想、实践可以不断回到其中去漂洗、辩证、打磨、淬炼的——经验和思想的资源田野.     

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

打工妹作为一种劳动主体,预示着社会抗争的新蜕体以及来自社会底层的"沉默的社会革命"的到来.本文认为,在社会经济急剧变迁的后社会主义中国出现的新型劳动主体的形成过程中,阶级的形成与解体过程同时存在.本文希望将这种新型劳动主体与打工阶级的形成作为一个政治性问题以及抗争次文体的实践而作出回应.本文强调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暴力的本质,以此来召唤一种崭新的,可以超越个人行动或集体行动、非政治冲突或政治冲突、地方性斗争或全球性斗争的抗争理论.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解读

1925年,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通过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一文分析当时社会各阶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思想基础.而如何利用毛泽东阶级观促进现阶段社会各阶级和谐共处,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娜拉走后怎样”: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及阶级革命——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22～1932)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推展了一场以男性为主体的苏维埃革命,但是妇女群体也深度参与其间.就鄂豫皖苏区而言,中共为动员妇女全身心投入革命洪流,承续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事业,同时,又扭转了妇女解放的方向.即便如此,这还是对妇女冲破传统权力结构有益,给妇女群体带来了些许解放,而解放出来的妇女,也确实充满了革命的积极性.不过,其中享有某种程度的性解放的婚姻自由实践,往往又会带来性散漫.当各种性散漫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及解决时,反过来就会销蚀革命热情及阶级革命实践的推展,同时也会影响苏维埃政权的威信及其政权秩序建构实践.因此,革命过程中,中共地方党也三令五申要以阶级革命为准,妇女的婚姻自由必须置放在阶级革命及政权利益这个整体框架中定夺才有意义及价值.     

专题：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之七）--“娜拉走后怎样”：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及阶级革命——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22～1932）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推展了一场以男性为主体的苏维埃革命,但是妇女群体也深度参与其问。就鄂豫皖苏区而言,中共为动员妇女全身心投入革命洪流,承续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事业,同时,又扭转了妇女解放的方向。即便如此,这还是对妇女冲破传统权力结构有益,给妇女群体带来了些许解放,而解放出来的妇女,也确实充满了革命的积极性。不过,其中享有某种程度的性解放的婚姻自由实践,往往又会带来性散漫。当各种性散漫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及解决时,反过来就会销蚀革命热情及阶级革命实践的推展,同时也会影响苏维埃政权的威信及其政权秩序建构实践。因此,革命过程中,中共地方党也三令五申要以阶级革命为准,妇女的婚姻自由必须置放在阶级革命及政权利益这个整体框架中定夺才有意义及价值。     

民族与阶级:我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政治策略

民族和民族主义始终是建构现代国家必须面对的政治问题。民族与民族主义像是双刃剑,既是一种有效的政治动员工具,同时也蕴含着政治分裂的因子。近代以来,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深嵌于构建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将继续深刻影响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各方面。在构建现代中国的进程中,民族与民族主义既是整合的动员力量,也是需要审慎面对的冲突之源。本文将以新疆为案例从权力集中和权力渗透两个面向展现1949年至1966年中国整合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故事,回顾具有社会革命经验的政权通过民族—阶级组合策略整合境内的少数民族地区的过程,讨论整合策略的结构特征。本文还试图揭示在社会主义运动背景下的现代国家构建中处理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政治逻辑,并尝试探讨其历史合理性和调整的必然性。     

从“革命”到“治国”——群众路线的发展和演变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重要策略。对革命和执政中的群众路线进行多方位梳理,对群众路线进行反思。随着常态治理方式的回归,群众路线在国家治理中作用将会产生变化。     

白轲论中国的党国宪政体制

目前世界上的宪政体制,大体分为三种模式:其一是超国家宪政模式,其二是神权宪政模式,其三是党国宪政模式。本文集中介绍了白轲对中国党国宪政体制的研究。党国宪政体制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后所确立的宪政模式也在这种传统之下。但是,这种党国宪政体制在1982年以来进行了一场根本性的改革,开始迈向"一党宪政体制",是在党和国家分权的基础上,增加了法治的要素,确立了宪法的最高地位,从而在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一方面党作为社会价值规范的提供者为宪法和法治提供了规范价值基础,另一方面宪法和法治约束了党的行为方式,使其服从于宪法和法律。     

如何探索中国的宪政道路?——对白轲教授的回应

本文回顾了作者研究中国宪政秩序的学术背景,即在回应宪法司法化主张过程中,从法律社会学和法律政治学的视角来探索中国实际存在的宪政体制,从而将中国共产党作为事实上的主权者纳入到中国宪政研究中。作者讨论了白轲教授和他的诸多共同观点,回应了白轲教授提出的几个问题,阐明福柯和卢梭的主权观对理解中国宪政秩序的重要意义,以及法律人与中国宪政体制之间的微妙关系,同时指出他与白轲教授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定位的不同。作者认为,要探索中国宪政的道路必须关心更大的理论问题,包括思考历史是否终结,普适价值如何中国化以及中国应当如何学习西方的历史经验等,从而走出中国自己的宪政道路。     

革命播火:知识分子、城市串党及革命下乡——以大别山区早期中共革命为中心的探讨(1920～1927)

大别山区中共革命最早是由革命知识分子引入的.这些革命知识分子多来自大别山区的地主、富农家庭,最初他们在城市开展活动,因触及新思想而加入中共党团组织,而其串联模式却极为本土化,基本都是利用传统的同乡关系、师徒关系、同学关系、同宗关系等由复杂历史积淀而成的传统社会资本构件来推展的.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主导下,他们主动或被动性地由城市转回乡村推展乡村农民运动.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他们抱持的还是先前那一套动员模式,走精英主义路线来推展乡村串党、串团事业,虽然组织和发动群众已被提上日程,但那只是细枝末流.总体来说,国共合作破裂之前偏向联络地方精英,之后才专注联络农民.转型的态势极为明显.国共分裂后,动员最广大农民群众夺取政权并建立苏维埃政府,作为中共乡村革命首要目标已被提上征程.     

革命、传统与现代性:西方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向度

自20世纪80年代起,人类学者再也不用透过台湾、香港,或东南亚华人社会间接了解中国,而50年代迄今,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与相应的社会文化变迁,更使得中国本身已然成为宝贵的田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西方学者在中国这块田野地的研究,几乎都不脱离革命、传统与现代性这彼此牵连的三条主轴。对人类学者而言,当各类媒体如临现场般的呈现大小事件,田野研究和参与观察不再是学科专利,究竟人类学对了解当代中国的意义为何?在目前无论主题、理论、方法与其他相关学科高度重叠的现况下,人类学对于中国研究的独特视野及洞见又何在?本文试图透过近二十年来的西方人类学中国研究指出,革命本身与其当代意义不应也不能被视为禁区,反而是值得反思、持续深化论证的核心。     

中国的“经理革命”:对中国企业家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冲突的分析

“经理革命”从本质上讲是企业家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冲突的产物 ,是企业家凭借其人力资本要求取得对物质资本支配权的运动。中国的“经理革命”起因于计划体制下物质资本对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压制。企业家人力资本以其特殊品质对物质资本的反抗 ,带来了国家的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 ,但由于体制改革的不配套和不到位 ,使中国的“经理革命”变形 ,以“内部人控制”形式表现出来 ,带来了诸多不良效应。因此 ,应该适应这一趋势 ,建立有利于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企业治理结构。     

革命后的第二天——中国“魏玛时期”的思想与政治(1912～1927)

在现代政治之中,究竟谁能代表公意?是议会民主制之下通过投票选出的代议士,还是行政威权之下代表民族整体意志的主权者,还是在民粹革命之中通过直接民主,由人民直接在场,呈现公意?在20世纪的世界政治格局之中,这是英美、德国和苏俄三种不同道路的区别。而在1912年～1927年短短的15年间,民国的政治便浓缩走过了从英美的议会民主制到德国式的行政威权制再到仿效苏俄的党国体制道路。其间制度转换之快、动荡之激烈,世所罕见。而制度表层的剧烈变革的背后,正是公意的实现与代表性危机所致。     

从生产力革命看中国近代的盛衰

在18世纪以前,世界都处于农业社会阶段,中国在生产力上一直居世界先进水平,故几千年长盛不衰.乾隆在位时期,正是18世纪下半叶,由于政治腐败,满清王朝由盛而衰,更深刻的原因,是这时欧洲兴起了以工业经济为核心的生产力革命,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机会,在生产力上落后于西方一个历史阶段,这是导致中国近百年来衰败的根源.20世纪末,世界上兴起了以知识经济为核心的生产力革命,国家领导人洞察出这一世界大走势,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作好准备,迎接这次生产力革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此一举.     

中国革命的思想史意义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斯大林批判与中国的“双百”思想运动,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结构性“事件”。它的事件性格在于推动了对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探讨,并打开了由于冷战而在意识形态上被绝对化了的思想对立格局,为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深化对于两种民主制度的讨论提供了条件。在这个讨论中,除了共产党理论家之外,自由主义者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日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而关注到中国革命与苏维埃革命的区别,指出了前者所具有的亚洲特性。或许在今天借鉴50年代国外关于斯大林批判与中国革命的讨论,有助于我们开辟一些新的思路,在中国革命遗产中寻找那些未必能够直接套用、但却具有媒介功能的要素,重新思考中国民主化的真实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