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东亚秩序的“帝国”结构原理:从“阵营对抗”到“正常化”

"钓鱼岛问题"危机化带来了互指"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话语斗争,但东亚的"秩序论"实证知识前提缺位。帝国主义军事殖民被世界大战终结,战后东亚是"阵营对抗"模式的"新帝国秩序"。美国通过政治、知识对话在日本确立"美国信仰",发展出成熟的制度化同盟。"一边倒"的中苏同盟基于普世价值信仰,但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欠缺把国家失败的历史真相转化为知识思想的改革意识形态生产能力,"苏联信仰"消退后中国就不再忍受"社会帝国主义"压迫;美国乘机通过遏制苏联、控制日本的战略对话把中国纳入了"正常化"秩序。"美帝国"权力扩张带动日本"帝国精神"复活,战后中日关系遗留的战争责任和领土处置问题反复发作,美国则利用来强化日美同盟,构成压迫中国的象征暴力。无知于这种战后国际传播能力竞争的历史,就难以理解东亚秩序的现在和未来。     

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过程及其国际政治学意义

在战后处理的意义上,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应该以法律文件宣告两国“战争状态”的结束。但由于日本保守政治势力拒绝侵略战争责任的谢罪、赔偿,两国签订“和平条约”的“法律解决”不可能实现;经过日本的超党派外交、情报战活动和“遭遇激战”式的政府间谈判,两国达成了回避“日华和约”和日美安保体制之“政治解决”的“联合声明”。既然不能革除日美同盟对华敌视和美国庇护下日本对华蔑视的冷战政治属性,历史连续性结构也就决定了中日关系仍然不正常的周期性恶化特征。     

中日关系:"小异"凌驾于"大同"

日本主流媒体的调查显示,“厌中”情绪在日本民间很有基础。正是因为有这些“民意”基础,日本政府在钓鱼岛争端中态度蛮横,日本右翼分子活动猖獗。而日本政界和学术界人士在谈中日关系时却总是只谈经济合作     

中日关系：“小异”凌驾于“大同”

日本主流媒体的调查显示，“厌中”情绪在日本民间很有基础。正是因为有这些“民意”基础．日本政府在钓鱼岛争端中态度蛮横。日本右翼分子活动猖獗，而日本政界和学术界人士在谈中日关系时却总是只谈经济合作。     

世界历史中的“九一八”

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中,“九一八”的世界历史意义并未得到充分重视.“九一八”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起点,而且与现代中国奠定国基的历程息息相关.本文尝试重新理解作为世界史事件的“九一八”,揭示中日战争对共和国政治品质的深远影响.深入分析战后日本的历史衍变,即可发现“大日本帝国”名亡实存,自晚清直至当下,它始终威胁着中华民族的国家安全.为了看清战后格局的实质,本文论述了美国对日本的“教育”,以此折射出百年来中日问题背后的现代性危机.美国对日本进行了马基雅维利式的“教育”,导致日本一再罔顾道义.只有对日本进行“再文明化”,才能真正避免“大日本帝国”卷土重来.     

促进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提升的财税政策

自从美国次贷危机及欧债危机以来,整个世界经济大环境不容乐观,近日,由钓鱼岛问题引发的中日关系紧张拉低日本经济的同时也对中国对日的出口造成了负面影响。这些危机引发我国经济的波动,出口的萎缩,尤其是对我国沿海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出口型企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却独少消费,这已然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为了改变着一局面,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提升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即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只有消费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才是中国经济正确的选择,那么,改变中国目前的需求结构也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本文通过对消费水平等相关问题的分析,提出了促进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提升的财税政策。     

“近代的超克”与“脱亚入欧”——关于东亚现代性问题的思考

近代日本,在旧有的世界霸权结构分崩离析而国际政治秩序发生重大重组的20世纪30年代,作为帝国主义的一极深深介入到称霸世界的进程中.与此相呼应,日本知识精英就现代性问题,发表了极具后发展地区和国家特殊经验的见解.1942年召开的“近代的超克”座谈会,其议题不仅传达出二战前日本人对现代性的矛盾体验,还在战后一再被重述.然而,这个“超克”论式的叙述,并没有跳出叙述对象所规定的现代性思维架构,因此未能对日本的现代化道路本身给出根本的反思.本文以“超克”论的话语史为分析对象,透过对日本国家“脱亚入欧(美)”现代化战略的批判性省察,尝试反思“东亚现代性”的问题.     

藩属体系对国际法体系——以清季中日琉球交涉为中心

清季中日琉球交涉中,日方以国际法上的实效管辖原理混淆藩属体系上“藩属”和国际法体系上“属国”之间的本质差异,要求中方以琉球系“藩属”证明其符合“属国”标准。日方还将琉球同时作为“自主之国”与“藩属”归为悖反,以此否定琉球的藩属地位。借助国际法话语圈套,日本将琉球割离藩属体系,并将之纳入其主权范围。中方坚持“存球祀”,以履行藩属体系下“柔远字小”之责,从而维护宗主国地位;日方则假意要求中方履行“保护责任”,将琉球纳入中国主权范围,实则意在阻却琉球复立。日方强行在东亚适用欧洲国际法,并以此倾轧藩属体系的生存空间。如今,侵占了藩属法的空间效力范围的国际法仍在规训藩属法下的“历史性权利”,而前者的“历史时间价值”或能为当代领土争端的公平解决提供参考。     

中日“人民外交”的挫折：过程研究与结构分析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苏联的影响下，中国政府给“人民外交”设定了推动实现中日国家间关系正常化的目标，为此尽力满足日本在贸易、遣返日侨、释放战犯等方面的利益期待。但当时的日本政府一方面取利，一方面侮辱中国的邦交正常化追求，中国政府愤而于1958年5月切断了交流。这是美曰同盟敌视中国和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因逃脱战争责任追究而继承战前对中国的蔑视的结果。日本对华敌视、蔑视的关系结构，决定了战后中日关系的“周期性恶化”特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际政治思潮的后殖民状况分析——以"对日新思维"为例

"对日新思维"在战后中日关系的政治史或思想史上并无其自称的"革命"意义,它不过是对日本既拒绝承担战争责任而又追求经济扩张利益之"蔑视中国观"、"市场中国观"的公然承认和理论化传播.这种承认和传播造成了表面化的中国对日外交被动和国内政治紧张,乃研究国际政治思潮后殖民状况最直观、最具启发性的实证.对殖民主义与后殖民历史连续性的揭示,对帝国精神与后殖民依附性话语关系的批评,无疑是中国文化自觉和主体性重建的必要知识过程,也是直面中日关系问题的契机.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世界体系论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主要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它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斗争弱化,经济竞争加剧,多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形成的国际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打破了战后西方以现代化为研究对象形成的主流学派经典现代化理论与非主流学派依附论之间的二元对立,具有融合性的特征。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为中国的发展研究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新视角,因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文化大革命”在日本（1966～1972）——中国革命对日本的冲击和影响

从“文革”发端的1965年到日中恢复邦交的1972年，“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日本。本文以当时日本综合性杂志的有关中国报道为素材，从日本论坛的“中国论”的变迁过程来探讨“文革”对日本的影响和）中击，同时也回顾了“文革”之火在日本，从学生运动到工人阶级，从“全共斗”到新左翼各派，从学园纷争到个别斗争的阵地战的变迁过程。本文认为，研究“文革”对日本的冲击与影响，不能仅仅将其作为一个时期研究中国的成果总结来认识，还要将其置于战后日本精神史的高度进行深入认识。     

关于构建新型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基于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外汇储备变动的分析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国际货币体系容易发生周期性危机.20世纪30年代,建立在金本位制基础上的国际货币体系瓦解了.在随后的70年代,建立在“双挂钩”基础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因“特里芬两难”的内部矛盾最终崩溃.在40多年后的今天,由于全球外汇储备规模的激增、金融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全球银行体系的杠杆化及联动机制,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仍然面临着危机.本文将从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外汇储备规模和结构入手,分析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背后的危机,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契机,探讨构建新型国际货币体系的途径.     

主权、治权与族群关系——重新理解李仙得的"番地无主"论

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与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的"番地无主"论不可分割.以往对李仙得番地论的研究,多集中在梳理李仙得如何利用其"番地无主"论积极参与日本侵台的史实层面,而就番地论本身的讨论则相对不充分.本文聚焦于李仙得"番地无主"论内在逻辑的复杂演变,在材料上系统地使用了李仙得从1867年"罗妹"号事件到日本侵台期间逐渐成文的英文番地游记《台湾纪行》.本文认为,"番地无主"论并非仅是李仙得随时局变动所阐发的策略性认知,而是带有浓厚的近代领土认识取向,涉及近代国际法的主权与经典文明论的复杂互动,强调清廷的番地主权取决于其对番地的"殖民性"的治权的实现程度如何.从根本上看,番地论是李仙得利用条约关系撕裂番地内部及番地与周边混杂的族群关系的集中表现."番地无主"论过度突出番地作为"独立"的"民族体"的主体地位,强调番地与"中国"的本质性区隔,与新清史的问题意识基本一致.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日本战后经济快速增长和10年经济泡沫1.日本战后经济快速增长因素分析。从外部因素看,有美国占领政策的影响,美国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方式强行灌输到日本的社会之中,并指导了日本政府的农业和矿业,这对日本原有封建和军国主义的社会运行方式的改造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朝鲜战争给日本提供了一个恢复经济的难得机遇,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订使日本处在美国这个军事大国的保护之下。另外,日本战后的较长时间,正是亚洲和世界不安宁的时期。从亚洲看,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较量使亚洲始终处于动荡之中。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三年…     

探析美国贸易立法与WTO规则的背离

国际法的渊源一般分为“习惯”与“条约”。习惯国际法被界定为各国在实践中形成的，具有法律义务性质的行为规则。但是，在处理经济问题上，公认的习惯国际法规范非常少，各个国家政府对习惯国际法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分歧。因此，在研究国际经济关系时，人们接触的主要是条约。国际条约就成为了调整国际     

对“美元危机论”的置疑

在美国的双赤字(财政赤字与国际经营收支赤字)急剧增大的背景下，“美元危机论”再度甚嚣尘上，而“美元汇率危机论”也接踵登场，美元汇率不断下跌，有关2005年美元贬值的预测数字也屡见不鲜。国际经常收支赤字额超过GDP(国内生产总值)的5％界定为危机、外债净额超过20000亿美元为危机、     

日本经营体制变迁的历史分析

文章就日本经营体制的变迁 ,从历史的视角进行分析。阐明了使以“年功序列”“终身雇用”为代表的日本经营体制得以存续的经济合理性崩溃的原因 ,并指出了年功序列、终身雇佣、“相互持股”这一日本企业社会的特征并非自古就存在 ,而是在 2 0世纪 2 0年代初具雏形到战后才广泛普及。另外 ,文章也探讨了近年来日本企业的外国投资者持股比率上升及对日直接投资问题。     

浅谈中国金融改革外部环境的优化和优先次序的安排

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风暴,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以金融深化论为指导,在分析与反思战后金融政策调整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我国进一步推行金融改革外部环境的优化和优先次序的安排,以提高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与化解国际金融风险的水平。     

中国真的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和不需要保护耕地吗——与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的“中国不存在粮食危机论”和“保护耕地错误论”相商榷

耕地资源是粮食生产的基础,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整个安全体系的基础,保护耕地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针对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研究员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提出的“中国不存在粮食危机论”和“保护耕地错误论”,通过深入分析认为,从粮食需求量及基于耕地资源的粮食生产前景分析,在粮食自给率维持在95％的情况下,我国2020年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需求量约为1．20亿hm^2（约18．0亿亩）,这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全国粮食基本自给的“红线”,难以逾越;从国际粮食贸易市场看,最多只能满足中国粮食需求总量的5％～10％;从政治和整个国家安全角度看,也不可能依靠外国入来养活中国人。因此,茅于轼先生的“中国不存在粮食危机论”和“保护耕地错误论”是非常让人费解的,它将危及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以及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未来中国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实现粮食自给率95％的难度巨大,但只能迎难而上,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