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适度贬值在情理之中

从2005年7月的汇率改革后,人民币兑关元迄今已经升值了20％,但是前一段时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出现连续四日跌停,引发了人们对于人民币汇率走向的种种思考。笔者认为,人民币连续大幅升值后,在新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下,人民币适当贬值是正常反映,应正确理解人民币适度贬值。     

人民币汇率：存在贬值趋势

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外对人民币汇率问题都十分关注,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声音不绝于耳。面对纷繁复杂的议论声.2003年9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再度向外界宣布:人民币汇率将继续保持基本稳定,中国将在深化金融改革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我认为人民币汇率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不但不会升值甚至还存在贬值的可能性。     

人民币汇率贬值仅是一种测试

人民币贬值的幅度会有多大,这完全取决于中国央行对各国货币汇率关系的评估与取舍,市场根本就不用过度解读。最近“人民币贬值”成了一个热词,这个“贬值”主要是指人民币兑换美元的贬值。就目前人民币与其他国家货币的汇率关系来说,尽管政府希望人民币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均衡汇率,但是仍然无法摆脱主要是与美元汇率挂钩的路径。没跳出央行掌心这波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是1月22日欧洲央行     

人民币汇率影响因素浅析

在开放经济中,汇率的失衡或错估,不仅破坏了经济的外部均衡,对于国内宏观经济稳定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一个实际的汇率决定,与多个经济变量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而且也夹杂着国际政治的博弈,本文旨在从多个侧面探讨影响汇率决定的因素,并就计算人民币均衡汇率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一己之见。     

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实证研究

均衡汇率是汇率问题的核心。均衡和有效的汇率制度有助于一国经济实现内外部均衡，而非均衡的汇率和不合适的汇率制度可能会影响一国经济金融的稳定，甚至引发区域性的金融危机。本文用Elbadawi（1994）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均衡汇率模型，对1978年至2004年人民币均衡汇率进行实证分析，并对人民币汇率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     

人民币贬值因素在增加

我一直反对更多地让市场供求关系决定人民币汇率的说法。因为,决定汇率走势的因素很多,不只是市场供求关系。我们知道,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汇率的说法源自有效市场假说理论。这个假说认为,市场价格包含了所有可知的信息,因为每一位市场交易者都在依据自己的情报决定买入还是卖出,所以,金融商品价格中包括的信息,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所能把握的。既然如此,那就让市场说了算,遵从价格告诉我们的一切信息。     

人民币汇率贬值原因、负面影响及对策

201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结束了2005年以来的连续八年对美元升值,开始了持续的贬值,这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本文将探究该现象产生的原因,分析其对我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以及针对这些负面影响我们应采取的应对措施。     

外汇管理局否认人民币汇率将钉住一揽子货币之说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近日就境外媒体关于“人民币汇率将钉住一揽子货币”“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流入中国”等问题说，中国现行汇率制度符合中国实际，应当长期坚持。     

对人民币汇率和通货膨胀的思考

2005年7月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兑美元呈现加速升值的走势。与此同时,国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扬,人民币国内购买力呈贬值态势。物价的上涨使大多数劳动者无法从人民币汇率升值中受益,也将使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现象难以持久。本文认为在当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仍存在升值预期下应未雨绸缪,积极疏导流动性过剩,稳定物价水平。     

从“三元悖论”谈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

作为经典的汇率制度选择依据——“三元悖论“，长期以来一直被学术界所信奉，同样在我国，近年来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也是一直以此为基石。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主要依据是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自主。然而本文将利用Mendel-Fleming和Mendel-Fleming-Dombusch两个模型去分析，得出即使在国际资本完全不自由流动下的固定汇率政策以及在国际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情况下的浮动汇率政策都无法完全得以实现，从而理清了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时依赖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自主的模糊认识。     

从“三元悖论”谈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

作为经典的汇率制度选择依据--"三元悖论",长期以来一直被学术界所信奉,同样在我国,近年来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也是一直以此为基石.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主要依据是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自主,然而本文将利用Mendel-Fleming和Mendel-Fleming-Dornbusch两个模型去分析,得出即使在国际资本完全不自由流动下的固定汇率政策以及在国际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情况下的浮动汇率政策都无法完全得以实现,从而理清了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时依赖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自主的模糊认识.     

经济均衡视角的人民币利率与汇率联动关系

利率与汇率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变量,理论上它们之间存在正反馈的联动关系。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与VEC模型发现,人民币利率与人民币汇率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通过脉冲响应模型与方差分解分析发现,长期的联动效应要大于短期的联动效应,人民币利率对汇率的影响要大于人民币汇率对利率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走势分析与趋势预测

2006年我国人民币汇率的显著特征为汇率弹性明显增强、双向波幅扩大、呈小幅升值态势,仍属于基本稳定。2007年,人民币汇率政策取向是在稳定汇率的前提下,从政策上弱化和消除人民币升值的非理性预期,其核心内容为:汇率政策将成为货币政策中心、采取合适的政策组合、适时调整汇率水平、大力发展和完善外汇市场。我们的基本判断为:人民币汇率浮动空间将会进一步放宽,在双向波动中小幅升值。     

“三元悖论”与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

“三元悖论”从宏观上揭示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三大金融目标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 是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一个基本理论分析工具。我国现行的汇率制度实质上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在金融进一步开放的背景下,其弊端日益凸现,改革现行的汇率制度势在必行。我国现实经济条件决定了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近期目标只能是建立汇率目标区,长期目标则是建立浮动汇率制。     

On the Disadvantages of Raising RMB Exchange Rate

Recently, a monetary dispute about RMB exchange rate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hot topic among China,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which covers Chinese RMB exchange rate policy, national regime and diplomatic systems.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has to keep RMB stable at an appropriate and balanced level, which is conducive to economic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not only of China but also of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world at large.     

基于汇率错位视角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转换概率研究

本文基于汇率错位的视角,运用二元模型对东南亚6国汇率错位幅度与汇率制度转换概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转换概率进行研究。得出结论:人民币汇率水平的高低与汇率制度的稳定性有很强的关系,即人民币汇率错位幅度与汇率制度转换概率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汇率错位是汇率制度转换的原因,汇率错位幅度越大,汇率制度转换的概率越大。因此,若要维持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稳定,保持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至关重要。就当前来说,人民币汇率制度发生转换的概率不大。     

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中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

文章指出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是人民币汇率改革循序渐进的内在要求,也是经济金融市场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与汇率制度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更加开放的资本项目需要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包括短期的汇率目标制和中长期的有管理的真正的浮动汇率制度。     

Assessing the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of the Malaysian Ringgit: A Comparison of Alternative Approaches

Drawing on the behavior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and the fundamental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approaches, this paper assesses the equilibrium value of the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of the Malaysian ringgit over the past 25 years. For 2005, when the Malaysian authorities exited from the peg with the US dollar, both models determine a slight undervaluation of the currency. Openness and real GDP per capita have been the main drivers of real exchange rate movements in the past, although non-tradable productivity, government consumption, and net foreign assets have also had a sizable impact. The paper also highlights the limitations of applying the two approaches in the context of emerging coun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