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混改”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考察了国企“混改”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国企“混改”过程中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动机。结果显示,非国有股东参股促进了国有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机制检验发现,非国有股东参股通过治理效应路径和融资约束路径共同影响了国有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具体表现为非国有股东参股带来的监督治理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均增强了国有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促使国有企业增加金融资产投资。上述研究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参股推动的国有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并非出于短期利益追逐,而是为了平滑企业投资进行的预防性储蓄。本文研究对于如何通过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导企业“脱虚向实”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管理者团队特征、金融资产配置与实体企业信用风险

基于实体企业信用风险视角,本文探讨金融资产配置效果,并考察管理者团队特征对金融资产配置效果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增加金融资产配置可减少实体企业信用风险,但长期看,金融资产的风险缓冲作用在逐渐减弱;管理者团队年龄越大、任期越长的企业,越倾向于增加金融资产配置,这有助于减少实体企业信用风险,而管理者团队学历对金融资产配置与信用风险之间的调节作用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长年龄越大、任期越长,管理者团队的年龄及任期对金融资产配置效果的影响越弱。本文研究拓展了实体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经济后果分析,对优化管理者团队结构、降低企业信用风险具有启示意义。     

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在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背景下,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数字化转型会产生一定影响。基于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文本分析法构建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探究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正向的“蓄水池效应”还是负向的“挤出效应”。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在货币政策较宽松和行业竞争度较高时,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此外,大型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也更能促进数字化转型。作用渠道分析表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杠杆率和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两个渠道来驱动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合理的金融资产配置才能有效促进数字化转型。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微观证据,为更好地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     

“营改增”与企业金融化--来自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8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营改增"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营改增"影响下,国有企业的长期金融资产配备增加,实体投资"挤出"效应明显存在,说明国有企业配置金融资产以利润最大化为动机;非国有企业的短期金融资产持有量明显减少,融资约束有所缓解,说明非国有企业配置金融资产以资金储备为动机。     

金融资产投资、杠杆率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非金融企业的视角

本文以2007~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法,研究杠杆率在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中介效应影响,分析金融资产投资、杠杆率、企业风险承担三者之间的传导链条。研究发现:杠杆率在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金融资产投资增加会直接导致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同时也会通过提高杠杆率间接地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研究丰富了实体企业金融投资后果的相关文献,为实体企业的投资决策以及风险管理提供了参考,也为监管部门去杠杆防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     

税负粘性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基于资产可变现能力视角的检验

本文利用2007—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税负粘性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区别于以往研究,本文从资产可变现能力的视角出发,将企业金融资产划分为安全金融资产和风险金融资产,结果表明：税负粘性显著促进了企业安全金融资产的持有,减少了对风险金融资产的配置,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税负粘性会加大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进而迫使企业配置更多安全金融资产。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不同货币政策时期、不同企业生命周期和不同行业类型下税负粘性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具有差异化表现。进一步的经济后果分析显示,税负粘性带来的企业安全金融资产配置的增多显著抑制了企业进行实体经济投资和研发创新。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提升减税降费政策效果、引导企业“脱虚入实”提供了参考。     

金融科技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短期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抑制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高管股权激励和政府补助均对金融科技的创新投资驱动效应有显著的强化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金融科技对于创新投资的驱动效应更显著。     

金融资产配置与违约风险:蓄水池效应,还是逐利效应？

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违约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金融资产持有量越多,企业的违约风险越低,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效应”显著;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金融资产配置导致的代理冲突显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抑制金融资产投资对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政府规制也会有一定的公司治理作用,将产业政策纳入讨论发现:对于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来说,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能够降低违约风险,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管理层的短视投资行为,抑制政府规制的公司治理作用。进一步地,本文提出会计稳健性的提升是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降低违约风险的重要路径。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动机和违约风险影响因素的讨论,能够为政府部门防范经济运行中的内在风险提供有益借鉴。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金融资产配置

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聚合催化出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治理我国经济脱实向虚纳入一个研究框架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基于我国沪深主板上市企业2008～2021年的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抑制作用、非线性演变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创新意愿、提升内部控制和加强风险承担三条路径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且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本文的研究为有效推进数字化转型落地、促进数字化转型赋能实体经济提供一定的参考。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融资约束的缓解机制:基于流动性管理的分析

企业进行金融资产配置,一方面能够为企业提供流动性,缓解融资约束;另一方面也因投机动机而占用企业流动性资源,加剧融资约束,对实体投资造成挤压。这是形成企业金融化的"投资挤出效应"和"蓄水池效应"两种现象并存的内在机制。为衡量这种内在机制,本文使用2007—2018年我国上市公司样本,对金融资产配置的流动性管理效应展开分析。结果显示: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收益会推动超额现金的持有,通过超额现金的中介效应引致了融资约束程度的缓解;而企业持有金融资产行为则产生相反的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典型的公司治理机制中,无论是外部股东的投票机制,还是来自内部的代理成本与高管持股机制,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金融资产配置产生的流动性效应。     

社会互动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社会互动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适当增强社会互动会促进家庭更多地参与风险金融市场,增加投资风险资产的比例,提高金融资产的分散化程度,优化资产的配置效率。但当社会互动达到一定程度后,过度的社会互动则会抑制家庭参与风险市场,减少风险资产的投资比重,降低金融资产的分散化程度以及资产配置的有效性。因此,家庭需要建立适度而高质量的社会互动,这有助于家庭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财务报告问询函压力与企业金融化

企业遭遇非处罚性监管后,在金融资产配置上会作何调整以适应压力情境下自身的投融资需要呢?本文基于交易所发放财务报告问询函的实证研究发现:财务报告问询函会提升上市公司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并且短期金融资产增长更快.进一步,问询函中即使涉及金融资产问题,企业金融化水平仍会提高;压力情境下,企业金融化内在的真实动机在于发挥"蓄水池"作用,融资约束发挥了部分中介机制.最后,遭遇问询的实体企业通过"盲目"的金融化并没有改善整体业绩,却损害了未来主营业绩.本文从企业金融化视角对非处罚性监管的经济后果研究形成有益补充,同时对强化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职能,关注重点企业"脱虚向实"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兼论政企融资关系的优化

本文从融资挤占视角研究发现:地方债扩张会抑制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尤其是短期金融资产,这表明减持金融资产在信贷环境紧张时发挥了流动性补充功能;这一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实体投资较多的企业中更显著;在市场化水平更高、政府与市场关系更友好的地区、企业所在地级市与外省相邻以及货币环境相对宽松时,上述抑制作用更小。这些结论为辩证看待企业金融化、政府转向精准用债、保护市场主体和推动信贷市场统一建设提供了支持。     

金融监管如何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来自CHFS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金融监管是引导金融机构合规运营、保障金融市场有序运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条件,可能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决策。本文利用地方金融监管数据和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所做的研究发现,金融监管强度的提高将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提高家庭资产中风险金融资产的份额;机制分析发现,金融监管主要通过提高家庭信任程度、降低家庭风险厌恶概率路径,来促进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监管强度提高还可改善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的多样性;中央金融监管与地方金融监管的协调配合,有利于促进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上述结论为研究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为金融监管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支持。     

金融资产配置与盈余价值相关性——"有效市场"抑或"功能锁定"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文章以2007-2018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金融资产配置与盈余价值相关性关系,验证有效市场与功能锁定假说的适用性.结果 显示:金融资产配置显著降低了盈余价值相关性,支持有效市场假说,而非功能锁定假说.机制检验发现,挤出实业投资、加剧经营风险与降低盈余信息质量,是有效市场下实体企业金融化造成资本市场信息效率损失的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资产配置与盈余价值相关性的负向关系更可能表现在可持续盈余、标准化交易类金融资产与非战略性金融资产上,同时受金融市场化水平与金融活动阶段影响.研究结论有助于理解中国会计准则变迁缓解"功能锁定"问题及保障资本市场有效运行的内在逻辑,从金融化趋势下的信息环境视角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效果提供间接证据.     

控股股东金融性质与企业金融化北大核心

本文以控股股东金融性质为切入点,实证考察了控股股东金融性质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金融性质显著提高了企业金融化程度。(2)控股股东金融性质会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主要提高了保值性金融资产的增长率;同时本文发现,控股股东金融性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融资约束程度较轻的企业。这说明,金融控股股东投资金融资产的主要动机是利润追逐。(3)作用机理分析表明,增加母公司层面金融机构和房地产企业的股权投资,是金融控股股东提高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重要影响渠道。(4)异质性分析发现,控股股东金融性质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低、实体投资环境不佳以及不存在信贷歧视的企业。(5)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企业金融化与投资效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在金融股东控股的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边际效应更大。本文从控股股东金融性质的视角拓展了企业金融化微观驱动因素的研究,对政府引导经济“脱虚向实”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金融资产配置会影响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吗?

以企业配置金融资产作为研究对象,选用2009—2018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对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企业配置金融资产与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之间呈倒"U"型关系,且真实盈余管理在其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配置金融资产与分析师预测准确性间的倒"U"型关系主要存在于内外部治理程度较差的企业.同时,分析师实地调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对过度配置金融资产企业盈余预测的准确性.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是否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在要素。基于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探讨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从企业绩效和企业风险承担两个渠道检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主要表现为“挤出”效应,显著抑制绿色技术创新。（2）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有企业和高融资约束企业中,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强。（3）作用机制检验表明,金融资产配置主要通过降低企业绩效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进而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本文为我国实现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基于企业层面的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     

董事长金融经历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具有金融经历的董事长是否显著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通过区分董事长是否具有金融投行工作经历,利用中介效应、分组检验以及多种稳健性检验方法,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董事长具有金融经历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投行经历对长期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更强,主要的作用机制是“套利动机”而非“储蓄动机”;董事长金融经历的作用在成熟期企业中、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更显著,并且能降低金融资产配置导致的财务风险。通过研究丰富了高管特征经济效应及企业资产配置领域文献,为宏观“脱实向虚”的微观成因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研究

家庭金融资产持有与居民收入阶层变化密切相关,家庭个体特征、教育与金融素养、信息获得均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产生影响,但近年来金融体系中最大的变化是数字金融的发展,投资便利性大大增强,投资体验不断提高,居民随时随地即可完成金融投资。因此,本文从金融供给侧角度,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的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影响了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并提高了风险资产投资占比,其中数字金融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更大,发挥了普惠金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