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障的公共产品属性与政府责任

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障的纯公共产品特性是其本质属性,而它的准公共产品特性是在政府现有财力约束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因此,从长远看,纯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农村基本社会养老保障还应由国家和集体为主体来提供,并坚持政府主导原则.由于城乡基本社会养老保障具有相同的公共产品特性,上述结论可以由当前城镇社会基本养老保障的相关数据加以推断和证明.但是政府主导原则不等于无条件地优于市场原则,因此明确政府职责边界和政府责任特征,在避免盲目推进基本养老保障市场化改革的同时,还要求不同层级政府在不同时间和地域对其承担责任的侧重点和功能有所区分并相机抉择,保证政府主导原则在当前实践中的有效贯彻.     

养老服务机构市场化的政府补贴机制研究

文章基于政府提供养老服务的现实困境,提出了养老服务产品市场化的思路,研究了在政府财政不足的情况下所采用的三种不同的补贴模式。建设期补贴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负债型投融资模式,政府投入部分资金,其余投资来自于投资主体的自有资本或债务融资,补贴采用标准成本的激励性事前定额补贴模式。经营补贴是指社会投资主体融资建设养老服务机构,政府根据其提供服务的数量、质量、效率等指标,并对投资主体进行考核,对其做出价格补贴的补贴方式。混合补贴的优点在于政府可以根据政府的财力状况,在项目的前期投入一定的资本作为对公共养老服务项目前期补贴,在经营过程中,根据项目的运作成本、谈判产生的相关交易成本及社会对服务价格的承受能力,以确定政府后期对养老机构服务的补贴。这三种模型的建立,为养老服务产品的市场化供给提供了理论依据,民营公助补贴的案例为补贴机制的实施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经验。     

农村公共产品长效筹资:主体区分与机制构建

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重点是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长效供给,前提是解决其筹资问题.本文基于经济学视角对构建农村公共产品长效筹资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指出在农村公共产品筹资过程中,主体区分和机制构建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必须统筹兼顾.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的筹措应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多渠道筹资模式,即通过政府(财政)筹资、市场筹资和其它方式筹资来实现.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多元主体参与路径及对策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农村生活污水排放直接影响乡村公共卫生和农村环境健康,对其进行有效的、可持续的管理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低、持续利用水平不高,政府、农民等多元主体参与不足是关键制约。河南省是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其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不平衡不充分、多种处理模式并存以及多元主体投入的特征明显,近年来政府引导农民、村集体、企业以及社会力量等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以及破解社会资本进入难题等方面开展了有益探索。当前,河南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多元参与机制建设中存在投入不足、农民参与度不高、社会资本进入渠道不畅等问题,需要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和组合式政策投入加以破解。     

大食物观下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策略——一个基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社会共治框架

大食物观下,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处于更加重要的地位。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产生与治理和政府-市场息息相关,优质优价的农产品市场能够有效运行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决定性机制;政府是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主体,主要职能是完善顶层机制、实行最严格的监管、提供公共服务等。在此基础上,包括合作社、行业协会、新闻媒体等在内的社会主体能够起到有效的补充作用,最终形成一个基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社会多元主体共治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策略。     

城市经营的内涵与政府职能的转变

城市经营的核心是采用市场化的城市经营模式,市场化的城市经营模式首先要求市场成为城市经营的主体。政府的职能表现在提供和经营不能交由市场经营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有效的市场制度、城市功能定位、城市规划布局以及城市品牌形象的包装与推广等方面。     

经济转轨进程中的政府治理:几个理论视角

制度之间具有互补性,市场化改革要求政府治理进行相应的改革.本文总结了几个决定政府治理性质的理论视角:政治经济纵向一体化的视角、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和市场结构理论的视角,更根本地,我们可以从人力资源配置的视角来看待一个社会政府治理的性质及其变革.对人力资本的重视是关于政府治理变迁理论的最新进展.     

公共治理、公司治理与大股东的内部市场——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我国20多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虽然整体上大大提高了各地的市场化程度，但上市公司与其大股东的内部市场运作依然普遍。本文从内部市场的公共治理和公司治理功能双重视角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对我国2000-2005年6271家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内部市场运作与其所在地区市场环境的不发达程度、大股东的集团控制和一股独大等特征及其与对地方政府的重要程度显著正相关。效率促进、大股东掏空以及地方政府公共治理是大股东内部市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这说明，大股东的内部市场同时具有公司治理和公共治理功能，进一步发现，公共治理功能在内部市场中是第一位的，公司治理从属于公共治理。     

水源保护补偿机制构建

水源保护补偿机制实质上是依托在水源这个客体、借助补偿费这个工具反映经济主体之间水资源产权关系的经济制度.通过分析水源区上级政府、上下游区域政府和上下游公众等多重主体关系表明:在近期,水源区政府是水源保护补偿机制的受偿主体;在水源保护受益主体不明晰的情况下,流域中下游的企业、居民和区域政府均难以成为补偿主体,流域最高政府才是补偿主体.在中长期,政府应推动水资源产权制度改革,由近期的"政府补偿"模式转向中期的"政府补偿和市场补偿"相结合模式,进而转向长期的"市场补偿与社会补偿"相结合模式.     

公司终极控制权配置影响因素的制度分析

本文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依次分析我国政府行为、市场化进程和资本市场发展特征对公司终极控制权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私有性质终极控制股东为保护私有产权向政府寻租,为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和资源转移等多重动机选择集团化、股权集中的终极控制权安排;国有性质终极控制股东为执行国有资产管理变革制度和缓解地方政府公共治理压力也会选择股权集中的金字塔结构.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初期所形成的重筹资和上市公司独立性不足特征也使终极控制股东的上述动机通过上市公司更加容易实现.所以,特定终极控制权配置结构与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终极控制股东利益模式相互强化,治理大股东控制和利益侵占则需要多种制度因素的协同变革.     

准公共产品与非营利组织刍议

准公共产品是介于纯公共产品和市场产品之间的一种公共产品,无论是市场提供还是政府提供,都存在着失灵;基于此,非营利组织得以产生和发展.非营利组织弥补了市场和政府提供准公共产品的各自缺陷,改善了社会福利的有效提供,推进了人类生存质量的提高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当前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政策与法律环境还欠缺,有必要在推进政府体制改革的同时,落实非营利组织发展的政策支持措施,同时,完善非营利组织健康发展的相关立法.     

论会计信息和资本市场有效性

资本市场有效性是指资本市场的交易对象——金融产品的价格充分反映了与该产品相关的信息，即价格具有充分的信息含量。会计信息和资本市场有效性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会计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其充分与否和质量高低，对金融产品价格和资本市场有效性有着深刻的影响。在我国，提高资本市场市场化程度、加强投资者教育、完善信息披露法规、改善公司治理等是改进资本市场有效性的重要途径。     

实现政府有效购买公共服务的关键要素研究

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是我国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公共治理创新的重要路径,我国政府购买服务实践中存在认识偏差、法律缺位、模式局限、机制缺失等问题,从治理维度审视,要推进我国政府向社会有效购买服务,必须从四大关键要素出发：坚持价值创新理念、健全相关制度规范、完善主体功能建设、建立三大运行机制,从而实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和现代化,实现公共治理创新。     

民生财政:碎片化与整体性治理

一、理论基础(一)整体性治理论。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政府为了追求片面的效率而引入市场的竞争机制。政府竞争性治理模式以顾客的需求作为导向,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进行市场化,试图通过引入竞争机制而达成政府的高效率和绩效,但新公共管理运动以市场为取向、过度地强调公共权力下放与分散、解除政府的层级管制,直接导     

让治污不再成为政府的包袱——剖析徐州市城市污水处理运行机制

徐州市政府在治污领域引入了市场机制．使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与运营由昔日的公益无偿型．一举转变为经营收费型。他们成功引入了“TOT”(移交——运营——移交)和“BOT”(建设——运营——移交)治污新模式．很快激活全市的治污市场．吸引了社会资本和民间资本纷纷抢滩城市污水处理工程建设与运营的市场。城市污水处理市场化与产业化的运作。一举破解了市政府“囊中羞涩”的一系列难题。     

中国社会创新的阶段性特征——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框架的实证分析

社会创新已经成为全球社会发展中的热门概念,各国政府纷纷大力推动社会创新并将其纳入公共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社会创新的主体界定、创新模式、扩散路径等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但是大部分实证研究都是基于西方国家案例的讨论。近年来,社会创新实践在中国也风起云涌,文章基于"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分析框架,通过多样本的统计分析来揭示中国社会创新的创新主体、创新领域、创新模式及环境影响因素等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中国社会创新可能的阶段性特征是:主体以社会部门为主,政府、市场参与为辅,其机遇和空间来源于治理变革中的政府、资本化竞争的市场及发展中的公民社会分别在社会管理创新的策略驱动、企业社会责任的趋势引领和可持续性发展的需求带动下相互博弈的互动过程。在这一互动格局中,政府部门的监管政策对社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巨灾保险体系构建与完善中政府责任承担之因由

巨灾保险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存在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市场失灵问题。而巨灾保险是一个有着巨大社会需求的保险工具,社会需求巨大与市场供给不足的二元矛盾在巨灾保险市场中表现的极其明显。政府作为现代社会公共产品的最主要供给和保障主体,在克服巨灾保险市场失灵问题上具有首当其冲的干预责任。     

The Pollcy Effect of Government Supporting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但创新成果的“公共产品”特性会导致市场失灵,单靠市场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很难达到社会最优研发投入水平.这就需要政府进行适度的干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缺陷.总结并分析了政府采购、公共研发、政府财政资助等相关科技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引导及调控作用,对于正确制定并利用科技政策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地方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管理体制研究

与其他一般性公共服务相比,由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更具有经济发展先导性以及对地方经济明显的拉动效应,地方政府在公共基础设施投入方面的资金规模与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其对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投入。而单纯依靠政府的"卖地"收入以及政府债务来维持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是难以持续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凸显已然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本文在对部分地区的地方融资平台调研基础上,总结归纳了地方政府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利用"市场化"理念建立"双主体"的地方公共基础设施供给体制的具体构想。     

知识产权治理中的利益平衡机制研究——基于参与主体多元化的视角

知识产权治理提倡知识产权领域参与主体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的主体既包括政府,也包括企业和社会,在各方积极主动参与、发挥各自作用的同时,应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良好互动的合作关系。然而,知识产权管理者、创造者、传播者、运用者等诸多的参与主体有自身不同的利益诉求,在多种角色中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构建一种利益平衡机制,使各方的利益得到有力的保护并达到均衡,是知识产权治理中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从知识产权治理的概念出发,论证了多元化参与主体的合理性与依据,并探讨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创造者与传播者、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管理者与创造者、传播者、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平衡,自律与他律之间的利益平衡,以及南北国家知识产权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