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商业信用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沪市上市公司为例对企业提供商业信用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存货压力和行业景气预期下,样本公司倾向于采用较为宽松的信用政策,进而导致商业信用水平提高;信用缺失进而对坏账损失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为客户提供商业信用的水平.     

增加使用商业信用对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成本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择2002—2011年间我国部分行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度量了由财务困境造成的商业信用使用数量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是怎样影响财务困境成本的。本文经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后会增加使用2．8%商业信用;（2）在经营业绩观视角下,财务困境成本的确是存在的,财务困境企业经行业调整后的经营业绩有明显下降,但显著增加使用商业信用的财务困境企业经行业调整后的经营业绩表现出了明显上升。     

商业信用影响企业避税行为吗

文章选取2007—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商业信用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越多,避税程度越低;商业信用供给越多,避税程度越高。这一结论在通过替换变量、工具变量检验以及Heckman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在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内,商业信用融资削弱企业避税的作用相对较弱,而商业信用供给加剧企业避税的作用则相对较强;在市场监督严格的环境内,商业信用融资削弱企业避税与商业信用供给加剧企业避税的作用均相对较弱。研究结论解释了商业信用与企业避税间的内在联系及影响机制,为企业合理使用商业信用工具与税务部门强化企业避税监管提供参考。     

高管权力与商业信用

对于中国这一权力文化色彩较浓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研究高管权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商业信用已经成为我国企业的重要融资方式.本文主要研究高管权力对商业信用的影响,进一步考察了企业产权性质以及经济周期、企业行业地位和成长性三个宏观、中观、微观因素对高管权力与商业信用关系的影响.采用1999-2012年中国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一系列的实证检验,本文得到如下研究结论:高管权力的增大会降低企业获取商业信用的规模;企业的国有产权属性能减弱高管权力与商业信用的负向关系;当经济处于下行期时,高管权力与商业信用的负向关系更为显著;企业的市场地位越高、成长性越好,高管权力降低商业信用的程度越小.以上研究结论表明高管权力的增大会导致商业信用减少的恶劣后果,高管权力是影响企业获取商业信用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发现为高管权力的经济后果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丰富了高管权力和商业信用融资两方面的理论研究,对抑制高管权力过度膨胀、降低信用风险和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均具有较强的启示作用.     

增加使用商业信用对我国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成本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择2002-2011年间我国部分行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度量了由财务困境造成的商业信用使用数量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是怎样影响财务困境成本的.本文经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后会增加使用2.8%的商业信用;(2)在经营业绩观视角下,财务困境成本的确是存在的,财务困境企业经行业调整后的经营业绩有明显下降,但显著增加使用商业信用的财务困境企业经行业调整后的经营业绩表现出了明显上升.     

金融发展与商业信用再分配效应的研究——基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全球金融危机的视角,利用2003-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危机期间,商业信用再分配效应的减弱趋势以及金融发展对这一变化的缓冲作用。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使得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出现明显的下降,商业信用再分配效应减弱但依旧有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金融危机引起的商业信用再分配效应减弱的状况得到明显的改善。     

商业信用融资对财务违规抑制作用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证据

文章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财务违规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规模越大,财务违规概率越小,违规程度越低。上述结果在控制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内部控制质量高或者业绩压力大的企业,商业信用对企业财务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相对较弱。研究结论表明商业信用融资在抑制上市公司财务违规行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为企业与监管部门提供了治理和防范企业财务违规的线索。     

产权性质、信贷歧视与企业融资的替代性约束

商业信用和银行信贷都是企业重要的融资方式。然而在中国的金融体制下,产权性质的异质性会造成企业受到金融机构的信贷歧视,而这种信贷歧视会约束企业的替代性融资,即当民营企业面临商业信用约束时,其更难以使用银行信贷进行融资性替代。本文利用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上述理论假设。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商业信用与银行信贷之间存在着相互替代的关系,民营企业受到了来自金融机构的信贷歧视,而信贷歧视减弱了民营企业银行信贷的融资替代性。为了缓解民营企业所受的融资约束,政府应积极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减少针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歧视,而企业应加强产业关联,增强商业信用融资能力。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产权性质与商业信用

本文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研究出发点,选取2007年第1季度-2014年第4季度沪深A股的上市公司,讨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商业信用规模的冲击。实证结果表明：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规模总体上有缩小的趋势;国有企业会凭借产权优势抑制企业商业信用规模的下降;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较差的金融市场环境也会抑制企业商业信用规模的下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商业信用规模确实存在冲击,商业信用作为企业维持经营的重要手段需引起特别重视。     

数字化转型能破解企业融资约束吗?——商业信用融资视角

商业信用融资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融资渠道，对企业生产经营起到至关重要的保障作用。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机制检验表明，信息透明度是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作用机制之一。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促进作用在高科技行业、高战略差异度、成熟期和低管理层持股比例的企业中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获取的提升作用主要是在底层技术运用层面；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商业信用融资效果有助于企业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本文为商业信用融资研究提供了数字化转型的新视角，同时也为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赋能效应，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金融危机、产权性质、商业信用配置及经济后果研究

本文将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5—2010年的数据根据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平均划分三年,通过产权性质的分类,对上市公司商业信用配置及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商业信用始终作为银行信用的替代融资方式大量存在;且危机前国有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获得的商业信用配置明显高于民营上市公司,而危机后产权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结果发现,常态下商业信用的使用提升了公司价值,而危机时期商业信用的获得却损害了公司价值。     

劳动力成本对中国出口贸易碳排放的倒逼影响

劳动力成本上升从抑制工业类FDI流入、改变出口企业生产粗放式生产方式以及改善出口贸易内涵结构三个方面对减少出口贸易碳排放产生倒逼影响。中国1990～2011年相关数据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和技术进步与中国出口贸易的CO2排放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而贸易总量和贸易结构则与出口贸易CO2排放正相关。由于技术进步的溢出和扩散具有时滞性,因此劳动力成本上涨对推动中国出口贸易碳减排的作用效果显著。     

数字化转型会提升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吗？

在我国金融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高商业信用融资。作用渠道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供应商集中度、提高企业市场地位和增加信息透明度吸引商业信用融资。此外,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和处于制度环境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本文结论探索了数字化转型缓解融资约束的具体表现,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结果因素的研究。     

企业ESG表现影响了商业信用融资吗?

企业ESG表现是评估企业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和治理水平的综合性非财务指标，也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替代性融资理论”,以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企业ESG表现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降低了商业信用融资水平。进一步分析表明，在高污染高耗能企业、政府补助较高的企业以及供应商集中度较低的企业中，企业ESG表现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更为显著。     

银行贷款会挤出商业信用吗——基于研发投入视角

企业创新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研究发现:总体来看,银行贷款未能成为企业研发投入的融资渠道,与此相反,商业信用则是企业研发投入的来源之一。并且就研发投入而言,银行贷款对商业信用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在替换关键变量及使用不同计量方法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前述银行贷款对商业信用的挤出效应,在所有制属性、行业高技术属性、所处地域的外部法制环境以及企业规模等方面均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文章深入探究中国上市企业创新融资的内在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和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提供了切实的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对外贸易技术效应与中国工业碳排放——基于产业关联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中国34个工业行业2001～2010年面板数据,运用投入产出表构建进口贸易技术水平溢出、出口贸易技术水平溢出、出口贸易技术后向溢出以及进口贸易技术前向溢出四种指标,以检验对外贸易技术效应对工业碳排放的影响。按行业碳排放强度分组,估算了研发投入强度、企业所有制结构等反映吸收能力的行业特征在对外贸易技术溢出的碳排放效应中的作用。全行业的研究表明,出口贸易技术后向溢出对工业碳减排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进口贸易技术水平溢出对工业碳减排存在明显的负面影响。分行业的研究表明,高碳排放行业对外贸易的技术效应对工业碳排放影响显著,而低碳排放行业影响系数不明显,行业特征对对外贸易技术效应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高碳排放行业。     

服务业投入对中国工业行业离岸工业外包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根据中国投入产出表中的相关数据,本文计算了1995~2010年中国工业行业离岸工业外包水平和服务业投入的变化,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对相关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工业离岸工业外包程度呈上升趋势,资本、技术行密集型行业离岸工业外包程度较高,资源密集型和有公共产品性质的行业中服务业投入较多;实证研究表明,服务业整体投入和商业服务投入对工业离岸工业外包的影响为负;金融服务投入对工业离岸工业外包的影响为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及低技术产业组中服务业投入对工业离岸工业外包水平的影响为负,中高技术产业组中服务业投入对工业行业离岸工业外包的影响显著为正。     

货币政策、商业信用与科技创新投资

实证检验了商业信用对企业科技创新投资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以及在不同货币政策期的异同。研究发现：总体上，商业信用能够缓解创新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投资；在货币紧缩期，商业信用对创新融资约束有显著缓解作用，对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较之货币宽松期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能利用商业信用促进创新投资，且在货币紧缩期通过对商业信用的利用，缓解创新融资约束、促进创新投资；该现象在民营企业中不存在，可能与国有企业对商业信用有更强的获取及控制能力有关。研究成果丰富了商业信用的经济后果内涵，为解决企业创新融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商业信用融资能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

本文选择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研究商业信用融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看,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呈倒U型趋势,即存在先“激励”后“挤出”的影响;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来看,成熟期只存在“激励效应”,成长期和衰退期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处在不同生命周期企业的所有制和规模差异,会导致商业信用融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产生显著差异。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商业信用融资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文献,对处在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合理确定融资规模,进而改善生产效率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FDI技术水平与东道国出口贸易结构——基于中国数据的指标衡量与关系检验

本文基于技术因素设计了FDI技术水平和东道国出口贸易结构的衡量指标,并利用相关指标对中国FDI技术水平和出口贸易结构进行了衡量与评价。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关系模型和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FDI技术水平对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作用。相关计算和估计结果显示,1994—2010年,中国FDI技术水平总体上有所提升,但在2006年之后,FDI技术水平出现下降趋势并被内资企业超越;1994—2010年,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绝对指数不断上升,中等技术产品出口所占比重有所提高,但中国出口贸易结构标准指数自1996年之后一直呈下降态势,表明中国出口贸易结构并未得到实质性优化;中国FDI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改善出口贸易结构,但中国内资企业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并未表现出对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作用。本文最后给出了中国提高FDI技术水平和优化出口贸易结构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