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传导机制与应对措施

随着欧债危机的爆发,国际市场进一步萎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第三阶段,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中国如何应对?文章在国内外对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研究的基础上,在需求和供给方面具体分析了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的传导机制,同时针对中国政府和外贸企业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信用货币、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合作

全球金融危机对传统的以美联储为主导的金融调控方式及美元在世界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经济的畸形发展与国际金融体制的固有缺陷。化解本次金融危机的出路在于,各国之间要加强政策协调和进行国际货币体制改革,各国央行要采取协调合作的干预措施,共同制订新的国际金融条例,建立广泛的国际金融合作体系。本文首先分析了信用货币的发展及其监管困境,接着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进行研究,最后提出了通过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和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建议。     

论信用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有多种,信用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信用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体现在三方面。信用本身隐含一种不稳定性,使以此为基础的金融市场难以避免动荡;信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必然激化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又通过各种信用形式和信用工具传导至金融领域,引发金融危机;信用的自我膨胀机制对金融危机的爆发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从信用角度理解和认识金融危机,探讨防范金融危机的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出口贸易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近年来美国的金融危机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的出现已经严重影响到国际的金融发展,要求我国在进行出口贸易的过程中必须要从自身发展的角度出发,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应对.本文就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简要的分析,然后就中国应该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提出若干意见和建议.     

商业信用与电子商务

(1)“他信用”和“自信用”:对商业信用的重新认识考察现代企业的管理实践,不难发现,无论是企业会计信息系统对商业信用的反映和监督,还是财务管理系统对信用标准、信用条件以及收账政策的管理,都是针对客户方(他方)的信用状况所进行的监控和考核,而对于企业自身的信用状况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公司内部管理人的工作经验或主观估计。正是因为根本没有一个正式的信息系统来全面揭示和反映企业自身的信用状况并提供相关资料,这就必然使得人们对本企业商业信用的把握既不系统又不客观。之所以形成“他信用”单边发展的现状,我认为在很大程度…     

金融危机、产权性质、商业信用配置及经济后果研究

本文将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5—2010年的数据根据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平均划分三年,通过产权性质的分类,对上市公司商业信用配置及其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商业信用始终作为银行信用的替代融资方式大量存在;且危机前国有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获得的商业信用配置明显高于民营上市公司,而危机后产权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结果发现,常态下商业信用的使用提升了公司价值,而危机时期商业信用的获得却损害了公司价值。     

信任、交易成本与商业信用模式

本文研究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企业交易成本和商业信用模式的影响。以我国各省的信任调查数据为研究基础,本文发现地区间信任差异将导致企业的签约形式显著不同,商业信用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地区间信任度越低,该地区企业的签约成本越高,具体表现为:企业较多地采用预付账款和应付票据等成本较高的商业信用模式,且相应的销售费用和折扣支出也越多。与以往文献关注法律等正式制度安排的差异不同,本文不仅验证了转轨经济环境下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同时还为"地区"与"个体"间信任的传递特征提供了经验证据,这有助于深入理解我国现阶段企业交易行为和"地区"与"个体"间的信任关系。     

货币政策、商业信用与科技创新投资

实证检验了商业信用对企业科技创新投资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以及在不同货币政策期的异同。研究发现：总体上,商业信用能够缓解创新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投资;在货币紧缩期,商业信用对创新融资约束有显著缓解作用,对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较之货币宽松期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企业能利用商业信用促进创新投资,且在货币紧缩期通过对商业信用的利用,缓解创新融资约束、促进创新投资;该现象在民营企业中不存在,可能与国有企业对商业信用有更强的获取及控制能力有关。研究成果丰富了商业信用的经济后果内涵,为解决企业创新融资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商业信用与企业伦理

文章通过提出商业信用的发展对企业伦理的要求，立足商业信用在我国商业活动中的作用及发展商业信用的现实意义。由目前商业信用缺失的原因分析出在商业信用发展中除了制度因素外，由企业伦理因素形成良好的商业交往风尚是解决信用危机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企业伦理促进我国商业信用发展的措施。     

金融抑制与商业信用二次配置功能

正规的金融机构通过信贷资源分配到企业只是完成了资金的初次分配,获得融资的企业将资金转移给另外的企业之后才完成了信贷资源的第二次分配。在信贷资源的第二次分配过程中商业信用有重要的作用。商业信用二次配置的功能主要立足于中国特殊的金融制度环境上。相关研究调查表明,在金融抑制程度越高的地区中,商业信用的二次分配功能体现得越强,在金融情况发生改革之后,商业信用二次分配功能体现逐渐减弱。在一些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或国有企业中,企业商业信用的二次配置功能体现得更加强烈。文章主要对金融抑制于商业信用二次配置功能进行了一些研究和讨论。     

所有权性质、商业信用与信贷资源配置效率

商业信用的再分配理论认为,易于获得银行信用的企业会将这些信用以商业信用的形式再分配给难以获得银行信用的下游企业。本文以2004～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样本,检验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信用再分配功能,结果发现,尽管国有企业获得的银行信用显著多于私有企业,但提供的商业信用净额却显著少于私有企业。而且,国有企业获得的银行信用与提供的商业信用不相关,而私有企业获得的银行信用与提供的商业信用显著正相关。这些结果说明,国有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信用但并没有发挥信用再分配功能,而私有企业尽管只获得少量的银行信用却较好地发挥了信用再分配功能。这些结果意味着,如果银行体系适当增加对私有企业的信用配置,同时减少对国有企业的信用配置,可以充分发挥私有企业的信用再分配功能,提高银行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     

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贸易的变化、原因与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出口贸易规模平稳增长,产品出口倾向于新兴经济体与自贸伙伴国,产品高新技术含量与附加值均有所提高,民营主体突出,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区域结构日趋合理,这些变化是外需下降、区域贸易自由化、产业升级与梯度转移、加工贸易产业链延长等原因引致的。为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应增强贸易规则制定主动性,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商务外交,加强对外资的出口导向,将民营支持政策制度化。     

国际金融危机与中国

(一)亚洲金融危机发端于1997年7月2日,投机资本冲击泰国固定汇率,很快转移到东盟、香港,到年底诱发了韩国和日本的金融危机。亚洲各国货币平均贬值了50%左右。泰国、印尼和韩国接受了 IMF 的援助和管理。亚洲各国的经济,除去中国大陆和台湾外,在1998年全部进入负增长,估计短期内难以恢复。印尼的金融危机导致了政治经济危机全面爆发,发生了严重的排华事件,国内经济短期难以恢复,并将拖累整个东盟。只有中国的三个部分保持了稳定:香港以高利率和经济萧条的代价,保持了联系汇率的稳定;台湾自九十年代以来与美国,中国大陆和香港加速进行经济整合,完成了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和银行体制比较健全,又及时将台币贬值,因而受金融危机打击较轻;而中国大陆,则由于提前5年主动进行     

浅议国际金融危机

2007年以美国为发源地而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全球金融市场先后受到重创，也给垒球的实体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本文首先介绍了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然后从此次金融危机出发提出了几点对策，并指出金融创新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选择。     

环境信用评价制度能优化商业信用资源配置吗

环境信用评价制度是环保部门对企业的环境行为进行评价,确定信用等级,并向社会公开的环境管理手段。那么,环境信用评价制度对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有何影响？利用2014—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的数据,探讨了环境信用评价制度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信用评价制度对环境信用较好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影响不显著,但能显著降低环境信用较差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这说明,环境信用评价制度对环境信用较差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具有惩戒作用。原因在于,环境信用评价制度提高了环境信用较差企业的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进一步发现,当金融制度较差、行业竞争激烈时,环境信用评价制度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激励作用和惩戒作用更显著。因此,要继续优化环境信用评价制度,以强化其对环境信用较差企业的惩戒作用。     

浅议国际金融危机

2007年以美国为发源地而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全球金融市场先后受到重创,也给全球的实体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本文首先介绍了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然后从此次金融危机出发提出了几点对策,并指出金融创新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选择.     

商业信用影响企业避税行为吗

文章选取2007—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商业信用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越多,避税程度越低;商业信用供给越多,避税程度越高。这一结论在通过替换变量、工具变量检验以及Heckman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通过进一步检验发现,在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内,商业信用融资削弱企业避税的作用相对较弱,而商业信用供给加剧企业避税的作用则相对较强;在市场监督严格的环境内,商业信用融资削弱企业避税与商业信用供给加剧企业避税的作用均相对较弱。研究结论解释了商业信用与企业避税间的内在联系及影响机制,为企业合理使用商业信用工具与税务部门强化企业避税监管提供参考。     

金融抑制与商业信用二次配置功能

信贷资源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到企业只是完成初次分配,获得融资的企业再把资金转移给其他企业则是信贷资源的二次分配,商业信用在信贷资源二次分配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得到文献证实。商业信用二次配置功能存在的制度基础是什么?基于中国独特的金融制度环境,本文识别并验证了金融抑制是如何影响并决定商业信用二次分配功能的。实证发现,商业信用的二次分配功能在金融抑制程度越高的地区表现越强,并随着金融改革发展而减弱。在国有企业和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中,企业的商业信用二次分配功能更加显著。本文阐述了宏观金融背景是如何影响企业微观融资行为的,对当前的金融改革具有一定政策参考价值,也有利于深入理解中国企业当前所面临的融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