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土空间规划中自然保护地规划之定位

面对自然保护地规划作为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的新要求，在分析国土空间规划、自然保护地体系、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从5个方面讨论国土空间规划中自然保护地规划的定位。在功能定位方面，自然保护地规划是以自然保护为首要目标的专项规划；在层次定位方面，自然保护地规划是贯穿国土空间规划三级体系的专项规划；在时序定位方面，自然保护地规划是在国家和省域2个层面前置的专项规划；在地类定位方面，自然保护地规划存在新设一类“生态用地”的需求；在法定地位方面，自然保护地规划需在自身法律体系、国土空间规划法律体系和相关既有自然资源法律体系等3个层面明确法律保障。     

我国首部生态保护红线蓝皮书正式发布

<正>近日,在首个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生态文明重要成果发布会上,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组织编撰的《中国生态保护红线蓝皮书（2023年）》（以下简称《蓝皮书》）发布。这是我国首次以蓝皮书形式发布的生态保护红线成果,《蓝皮书》系统总结了全面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的历程、方法、成果和实践案例,提出了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思路和建议。     

我国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正>2017年2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意见中明确了在全国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划定各个区域内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按照不同生态系统的要求,强化生态保护红线的功能。此外,该意见还就全国不同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时间表及相关责任机制作了安排。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在我国的正式建立,是我国继2015年新《环保法》施行以来最为重要的生态保护制度。     

资源型城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发展方向思考——以唐山市为例

生态保护红线是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对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资源型城市而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更是意义重大。以唐山市为例,通过生态调查和GIS空间分析相结合,划定唐山市生态保护红线,并结合划定过程对区域生态建设布局和发展方向提出建议。研究结果为:(1)生态保护红线理论计算面积为2 985.10 km2,占全市的21.03%;最终落地面积为1 383.02 km2,占全市的9.74%。红线区面积减少1 602.08 km2,占计算结果的53.67%,主要剔除了经济林、采矿区、矿产规划区。(2)生态修复与保护建议:一是保护生态功能极强的经济林区域,并对重点矿产开采区进行生态修复,建立河流生态廊道,面积分别为294.69 km2、227.26 km2、150.15 km2;二是加强生态监管,逐步完善公众参与制度。     

对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建设的思考

自然保护地是保护和维护生物多样性、自然及文化资源的空间载体,对延续中华民族的千年文明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针对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主体分散、保护存在空缺、管护经费投入不足以及保护与发展的突出矛盾等问题,立足中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从完善自然保护地的管理体制、积极推进"三权"分置、积极推广地役权、鼓励公益组织投入保护地管理和探索建立扩展区等方面提出了推进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具体措施。     

基于生态保护红线的滇池流域生态空间管控

以滇池流域为研究区,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明确生态保护红线与生态空间的内容及相互关系,基于空间分布特征及生态系统类型将生态空间类型划分为林地生态空间、水域生态空间、草地生态空间、荒地生态空间,根据不同管控等级以生态保护红线为界线确定滇池流域生态空间管控区为一级管控区和二级管控区,提出滇池流域生态空间四类两级九区的管制体系及规则,为构建以分类分级管控为导向的流域生态空间管控体系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经验。     

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地与乡村社区共生模式研究——以孟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通过对青藏高原自然保护地建设问题的分析,认为保护地与乡村社区二者关系的研究是保护地建设的关键。根据对保护地与乡村社区关系的回顾,认为从空间营造的角度探讨保护地与乡村社区共生模式是解决青藏高原保护地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以孟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分析保护区与乡村社区共生关系的形成、演变机制,提出保护区与乡村社区共生界面——小流域是问题研究的重点。分析共生界面的特征,提出3种尺度的营造策略——小流域景观规划、乡村聚落重构与绿色建筑营造。流域尺度强调上游河源区的生态保护,中游河谷的生态保育和下游河口区的生态修复;聚落尺度提出将社区作为景观资源与旅游设施的重构策略;院落尺度利用绿色建筑技术营造新型民居,实现重构聚落的核心内容和小流域景观规划的重点环节,回应保护区资源环境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促进保护区与社区共生模式的形成。     

基于生态服务-生态健康综合评估的 城市生态保护规划研究

人类对自然保护的认知和理念决定了生态保护的方法 与手段。20世纪60年代至今，人们对生态保护的认识经历了4 个阶段，其中以维持自然为核心的物种保护法和以生态服务为 核心的生态功能法是当前生态保护规划的2种主流方法。从城市 生态环境特征、生态问题和生态需求分析入手，提出了基于生 态服务-生态健康(ES-EH)综合评估的城市生态保护方法。以 哈尔滨空港新城为例，选取影响重大的6个生态因子，以加权叠 加法识别出生态保护区范围。研究结果表明：划定的10.36% 的保护区保留了53.49%的生态调节、89.04%的文化服务和 15.69%的生态支持功能，以及71.85%的重要生态结构和 61.91%的生态高恢复力地区。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如何科学保 护现存的生态资源意义重大，研究结果可为国土空间规划“双 评价”及城市生态保护提供依据和参考。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自然保护地乡村社区 规划问题探讨

自然保护地乡村社区是影响自然保护成效的重要因素，其性质是特殊保护目标下的人文生态综合体。自然保护地乡村社区规划包含了比一般“村庄规划”更广义的构架，包括涉及社区的自然保护地规划、空间规划和部门专项规划3类。三者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乡村社区，但之间缺乏紧密的衔接和联系，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和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构为各类自然保护地乡村社区规划提供衔接的可能。未来应通过融入乡村社区生态系统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建立自然保护地乡村社区各规划之间的衔接、细化乡村社区规划管控和引导内容，以及优化自然保护地乡村社区规划管理体制，实现自然保护地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多元规划协同。     

生态文明视野下自然保护地规划的研究 与思考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自然保护地①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载体和重要区域，其规划也应积极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金山就是金山银山、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1]等生态文明思想和理念，以目标和问题为导向，针对中国自然保护地的特征和困难，将生态优先、科学利用、统筹社区发展等方面作为规划研究的重点，使规划既成为各自然保护地工作的基础和管理的依据，也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技术手段。     

世界自然保护地类型体系研究及启示

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不仅是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也是正在开展的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重要前提。在搜集、分析全球35个代表性国家的自然保护地类型体系现状的基础上，总结出世界自然保护地类型体系的一些共同特点，如类型划分标准各异、类型总量差距巨大、跨区域大尺度的保护地，以及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特色保护地等，提出构建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基本原则，即“借鉴国际经验、符合中国国情、弘扬民族文化”，并特别强调要充分发挥风景名胜区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保护地作用，更好地完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     

国家公园划定荒野保护区的意义与方法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把荒野保护地列入保护 级别最高的一类保护地,荒野体验是游憩体验最高级别的体验 形式。世界各国荒野保护地实际存在形式大致分独立型和合 并型2类。划定荒野保护区是荒野价值研究成果的重要应用实 践,这是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向深层次发展的重要方向。核 心保护区与荒野保护区对应IUCN保护地分类体系中的Ia、Ib 保护地,这样既可以同国际接轨,又解决了国内国家公园生态 保护管控与人类活动的矛盾问题。国家公园突出荒野保护理念 既建立了国家公园与社会的情感联系,强化了国家公园的社会 文化认同,又彰显了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理 念。栖息地适宜性评价与行为分析法是划定荒野保护区的重要 方法,通过栖息地适宜性评价建立国家公园生态环境谱系,在 生态环境谱系基础上通过行为交互作用分析建立游憩机会谱系 与社区村落谱系。荒野保护区整合了三大谱系,建构了以荒野 保护区为主体的管理分区体系,把各个功能区有机组织起来, 形成结构有序、自然共生的人地耦合复杂生态系统。     

中国国家公园利益相关者价值共创DART模型构建

中国自2015年建立首个三江源国家公园试点区以来,迄今已建立了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并逐步完善了相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有效解决了原有保护地体系存在的多头碎片化管理和过度开发利用等问题。由于各国家公园试点区覆盖面积广、涵盖多种传统保护地类型,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数量众多且关系复杂,因而在利益协调上存在较大难度,而协调好各利益方的利益关系将是国家公园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基于此,在介绍有关利益相关者和价值共创理论背景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国家公园各利益相关者进行价值共创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总结了其在利益相关者价值共创探索与实践中的经验和不足,据此提出了构建价值共创DART模型的具体建议。     

中国国家公园社区移民中的问题与对策 研究

：国家公园新体制下要求核心保护区内居民逐步实施移民搬迁。面向这样大规模、成体系的人口迁移需求,如何开展新目标、新背景下的生态移民搬迁亟待理论方法指导。通过梳理中国现行移民政策及规划体系,可以识别出国家公园社区移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政策适配性差、目标定位不明确、规划实施不科学及政策灵活性不足等。并相应提出重构政策体系、明确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的规划定位、在国家层面树立生态效益前置的规划目标,科学量化生态绩效及补偿标准、强调参与式规划等解决对策。     

自然保护地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现状辨析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党的十九大所提出的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新方向。实现自然保护地的有效保护管理是其重要内容，关键在于通过改革形成科学、合理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而厘清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现状则是进行改革的前提。首先，对现行法律进行系统梳理，明确法律所认定的自然保护地中的自然资源类型。其次，从自然资源的产权种类及所有权改变、用益物权流转三方面总结了自然保护地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制度现状。再者，从各类自然保护地申报设立的条件和环保督查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两方面入手分析了自然保护地的自然资源保护管理现状，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采取的措施出发分析了目前的改革探索，并提炼出自然保护地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存在的四大问题，即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的界定和要求较局限、自然资源所有权行使人虚位、公权与私权的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改革探索中物权途径面临制度障碍。最后，从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设计的角度提出了改革的4个方向。     

中国自然保护地规划的回顾与对比研究

中国自然保护地历经60余年的发展，形成了多部门主导、保护类型多样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面对机构改革和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立的契机，传统规划的经验积累为新规划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借鉴的可能。通过回溯机构改革前各类自然保护地规划，对比分析其规划结构体系，并从人地关系视角切入，分析各类规划针对保护对象、保护利用强度,以及社会发展调控上的差异，总结各类自然保护地规划的既有经验，为新时期规划体系的重构提供支撑。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市县生态保护重要性 评价实践探索——以武汉市江夏区为例

开展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从空间上明确生态保 护的重要区域是生态保护政策落实的关键。“双评价”指南 中的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主要针对省级尺度，缺乏市县尺度 的修正和细化方法。以武汉市江夏区为例，探索了国土空间 规划背景下市县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方法：基于江夏区地域 特征，选择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流 失敏感性和内涝风险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从“物种”维度优 化生物多样性维护评价方法并利用InfoWorks ICM水动力 模型探索内涝风险评价方法；综合单项评价结果得到初判结 果；结合政策性生态保护线、自然保护地和重要自然要素修 正初判结果。结果表明：江夏区生态保护极重要、重要空 间面积分别为565和220km2 ，占区域总面积的34.2%和 13.3%。     

风景名胜区时空关系演变分析

以中国近40年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发展历程，以及全国9批共244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为案例，从理论层面探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时空格局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我国风景名胜区以自然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为根本，以“自然和人文交融”为特色；不同地区、不同批次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呈现不同的空间分布特征，数量上东多南少，面积上西阔东疏，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有重要的空间对应关系。进而提出了我国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布局的优化方向。     

国家公园体制下风景名胜区的价值与发展路径

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发展迅速,除风景名胜区外,还先后设立了自然保护区等14类保护地,实际上形成了中国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但由于各类保护地在空间和权责上的重叠,国家决定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并对各类保护地进行重组。在此背景下,比照世界遗产、国家公园等国际上的保护地体系建设经验,梳理了中国风景名胜价值演进和利用发展的3个阶段,解说了世界遗产与中国风景名胜资源的对应关系。并在目前风景名胜区体系整体保留的情况下,尝试借鉴世界遗产价值评估对中国国家公园体系的分类分级进行完善,识别风景名胜区强调自然和文化相结合的价值和特色,指明国家公园体制下的风景名胜区保护资源并带动地区发展的潜力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