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信贷错配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

本文将金融科技和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置于同一框架下分析，基于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信贷获取和生产率方面存在差异的现实背景，构建包含信贷错配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金融科技缓解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的作用。研究发现：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主要体现为，当存在信贷错配时，不利冲击导致总产出下降较多，而“稳增长”政策对总产出的拉动作用较小；金融科技能够降低中小民营企业融资溢价、提高中小民营企业生存率和生产效率，减轻信贷错配程度，从而缓解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风险。因此，应持续深化金融科技应用，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统一。     

财务杠杆效应对企业债务融资决策的影响研究

财务杠杆效应是企业财务决策中的重要概念，对企业债务融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旨在探究财务杠杆效应对企业债务融资决策的影响。财务杠杆效应对债务融资决策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包括债务融资的激励作用、财务风险和债务承受能力、资本成本和融资条件、经营策略和投资决策以及股东权益价值和股东回报等。本文还通过案例分析，进一步验证了财务杠杆效应对企业债务融资决策的影响，以期为实践中的企业债务融资决策提供参考与借鉴。     

财务杠杆在企业融资决策中的运用

西方财务管理中“财务杠杆”的理论和方法如何为我国企业的融资决策所用，在我国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具有很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以××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论述财务杠杆的计量及其对企业净利润的影响，并对财务杠杆在企业融资决策中的应用进行探讨。一、财务杠杆的...     

企业社会互动对资本结构决策的异质性影响： 基于门槛模型的估计策略

内容提要：基于2009—2017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构建针对非独立样本的空间门槛模型,使用企业之间的同伴效应表征社会互动,讨论企业资本结构决策的同伴效应特征及其异质性,验证产权归属和企业特征对资本结构决策同伴效应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规模、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和成长性对其资本结构决策的同伴效应呈现显著的门槛边际变化特征,即企业会根据自身能力调整资本负债;同时,国有企业较非国有企业表现出更明显的正向资本结构决策同伴效应,但二者（同伴效应）的非线性形式存在差异。本文结论将拓展财务决策中同伴效应与空间经济学交叉领域的研究,并且丰富当前企业资本结构决策影响因素及其同伴效应的文献。     

金融衍生品监管、债务融资效率与非金融企业去杠杆

文章选取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金融衍生品监管及债务融资效率对非金融企业去杠杆的影响.结果表明:债务融资效率与非金融企业去杠杆显著负相关;金融衍生品监管与非金融企业去杠杆显著正相关;金融衍生品监管将削弱债务融资效率与非金融企业去杠杆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货币政策、融资战略与企业绩效——基于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中国2006~2011年民营企业数据库中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了货币政策、融资战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货币政策总体上会显著影响民营企业的财务杠杆水平,而相对于紧缩货币政策,宽松货币政策与财务杠杆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强;财务杠杆在宽松货币政策下对民营企业长期绩效起抑制作用。本文为中国宏观货币政策变化对微观民营企业融资战略及长期绩效的传导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货币政策、企业性质和资本结构

本文利用上市公司1998年至2010年季度数据,分析了货币政策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以及企业性质、融资约束对货币政策与资本结构调整相关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对企业实际资本结构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程度有重要影响,而企业性质会扭曲这种影响。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国有企业向下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的程度小于民营企业,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国有企业向上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的程度大于民营企业。进一步还发现融资约束会使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产生增量影响,在紧缩的货币政策下,无融资约束的民营企业向下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的程度小于有融资约束的民营企业;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无融资约束的民营企业向上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的程度大于有融资约束的民营企业。     

浅析我国企业高杠杆率的成因及相关建议

目前,中国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比率已经远超的国际警戒线.2014年,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率为123％.截至2015年,我国非金融企业的债务率高达131％.预计2016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率将达140％左右.较高的债务水平根本无法维持,因此非金融企业迫切需要债务清偿.本文分析了我国非金融企业高杠杆率的成因,并就在我国企业去杠杆过程中,政府应当如何通过税收政策措施推进去杠杆进程平稳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宏观货币政策、会计稳健性与债务融资成本——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7-2015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宏观货币政策、会计稳健性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宏观货币政策紧缩时,会计稳健性水平更高的企业,承担的债务融资成本更低,且该影响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稳健的会计处理能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显著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而在国有企业,这种影响并不显著。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探讨货币政策和会计稳健性对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有助于企业管理层在宏观货币政策发生改变时,选择合理的措施来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     

数字金融是否推动了企业去杠杆——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伴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的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迅速壮大.将2011—2018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数据与北京大学2011—2018年城市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匹配,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分析数字金融对民营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基于企业异质性特征展开分析,并利用调节效应模型讨论了企业的创新能力是否具有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数字金融会显著抑制民营企业杠杆率,有效防范企业债务风险.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大型民企的去杠杆弹性更大,并且在创新能力较弱的企业中,数字金融对企业去杠杆的促进作用更强,即随着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数字金融对企业杠杆率的抑制作用减弱.上述研究为数字金融的发展及民营企业的转型提供了政策启示.     

持续去杠杆能提高企业创新吗——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创新是引领企业发展的关键所在。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的背景下,文章以2015—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最优杠杆率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关系,并针对不同产权性质寻找影响企业创新活动的最优杠杆率区间。研究表明:当企业杠杆率介于24.69%和39.09%之间时,既能提高创新投入,又能提高创新产出。与此同时,企业不同产权性质与创新的关系具有差异性。民营企业的最优杠杆率区间为低于41.07%,国有企业的最优杠杆率区间为20.75%到56.14%,在此区间,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企业杠杆率能最大限度促进企业创新。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投资效率:蓄水池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既可能改善企业投资环境从而促进经营生产，也有可能挤出实体投资降低投资效率。以我国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非线性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企业金融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看，企业金融化对投资效率呈倒“U”形的影响效应，当小于最优金融化程度时，表现出促进的“蓄水池效应”，当企业出现过度金融化时，表现出抑制的“挤出效应”。从不同产权性质上看，国有企业的倒“U”形影响效应更为显著，对投资效率的“挤出效应”大于非国有企业；从不同行业性质上看，制造业具有显著的倒“U”形影响效应，而非制造业并未表现出这种特征。进一步引入企业规模和企业成长性门槛变量分别检验发现，大规模企业存在进一步金融化即加杠杆的空间，而小规模企业表现出过度金融化的投资效率抑制影响；成长性小的企业金融投资有助于投资效率的提升，高成长性企业过度金融化负面效应严重。据此，提出应该加强政府有效引导、健全市场管理机制、优化金融结构体系、完善金融监管体制、规范公司治理体系等针对性建议。     

ESG表现与企业金融化——内外监管双“管”齐下的调节效应

以2011—2018年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环境、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ESG）表现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ESG表现抑制了企业金融化,而企业内部监管会放大ESG表现对企业金融化的负向效应,外部金融监管则弱化了两者之间的负向关系。抑制效应、放大效应和弱化效应在环境、社会责任方面体现较为明显,而在公司治理方面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ESG表现以及环境、社会责任能通过融资约束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融资约束在公司治理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不具有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ESG表现以及环境、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研发能力较强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公司治理在非国有企业和研发能力较强的企业中表现出正向的金融化效应。研究结果丰富了ESG表现影响企业金融化的理论机制,为完善上市公司监管制度体系、夯实实体经济发展根基提供了依据。     

内源融资、投资活动与企业绩效 ——基于智能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发行在深沪A股的智能制造上市企业2013—2018年的财务数据为研究样本,借鉴温忠麟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运用Bootstrap方法探索了智能制造企业创新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两种投资活动在内源融资与企业绩效关系间是否存在中介作用机制,并区分了在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中投资活动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异质性.研究表明:创新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在内源融资与企业绩效间存在多重中介效应,在全样本中创新投资的中介效应强于固定资产投资,国有企业中创新投资的中介效应强于非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介效应强于国有企业.     

财政分权、产权性质与企业投资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3—2018年的数据以及省份层面的数据，考察了地方政府财政分权水平的变化对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分权水平的上升对企业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且该效应主要表现在非国有企业中。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有利于弱化资本成本对于企业投资的负向影响，并提高企业的投资回报从而促进投资增加。相较而言，非国有企业的经营决策更符合市场化特征，其投资对于资本成本与投资收益变化的反应更敏感，从而受财政分权的影响效应更大。考虑地区差异后，该效应主要集中在市场化程度较低、政府经济增长计划目标设定较高以及企业债务融资溢价较高的地区。考虑参股资本的异质性，由于不同所有制资本存在优势互补，当非国有企业有国有资本参股时，其投资受财政分权的正向影响程度相较于没有国有资本参股的企业更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完善现代财政制度、稳定私人部门投资具有重要意义。     

短期阵痛积蓄了新动能吗？——“三去一降一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3—2016年1 529家上市企业数据,从企业微观视角,研究实施“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而为理解经济政策的影响效应提供经验证据。研究表明：企业实施“三去一降一补”中的“去杠杆”“去产能”和“降成本”单项任务能显著提升企业绩效;同时实施“三去一降一补”中的两项任务时,会出现交叉促进效应,“去产能”会促进“补短板”,“去杠杆”能促进“降成本”。由此可知,实施“三去一降一补”虽然短期难免会触动企业产生阵痛,但却能为企业发展积蓄新动能。需要指出的是,对国有企业而言,交叉促进效应并不明显,而非国有企业则十分显著。但对ST企业而言,实施单项任务和多项任务基本上均不显著。因此,企业在实施“三去一降一补”任务时,应抓住企业面临的主要矛盾,对非国有企业要善用组合拳,其他企业实施单项任务和多项任务同时实施则没有差异。     

政府补助、税收优惠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为例

选取2016—2020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86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根据产权性质、企业规模的异质性特征，基于融资约束和企业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视角，实证分析政府补助、税收优惠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均对示范区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政府补助对示范区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大于非国有企业，税收优惠对示范区非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大于国有企业。（3）政府补助、税收优惠对示范区大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均大于小企业。（4）融资约束在政府补助、税收优惠作用于示范区企业研发投入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5）企业风险承担在政府补助、税收优惠作用于示范区企业研发投入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     

货币政策、会计稳健性与融资约束

以2004—201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研究了货币政策、会计稳健性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效应,并从产权性质分析了二者作用机制的差别。研究发现：首先,货币紧缩政策加剧了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稳健的会计政策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其次,稳健的会计政策可以削弱货币紧缩政策对企业融资约束的不利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货币紧缩政策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更显著,会计稳健性对货币政策不利影响的缓解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也更加显著。     

税收规避能够提升企业价值吗？——基于货币政策视角的研究

基于我国特殊制度环境,本文考察了不同货币政策下企业税收规避对其价值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不同的外部经济政策环境会改变企业税收规避影响企业价值的作用途径。具体而言,货币政策宽松时期,投资者将企业税收规避行为视为存在代理问题的信号,由此对企业价值给予较低评价;货币政策紧缩期,合理的税收规避行为可作为一种替代性的内源融资方式缓解企业潜在的融资约束问题,并且投资者将实际税负的降低解读为一种企业价值增加的信号;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货币政策通过影响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进而影响企业税收规避和企业价值的关系。     

土地财政、政府行为与企业杠杆率——基于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

土地财政能够在经济实践中对微观企业主体产生重要影响.土地财政强度越大,则能够显著推动企业杠杆率水平上升,对于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而言更是如此.从机制路径来看,宏观上,土地财政会强化地方政府的干预能力,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强度;微观上,土地财政导致企业的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加剧,并降低了企业的内部控制水平,这些都导致了企业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