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农增长的空间外溢性及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1999—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面板回归和门槛面板回归模型探讨财政支农增长的空间外溢性及门槛效应,结果表明:财政支农增长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并非是随机的,而是存在着较强的空间集聚性特征,财政支农增长对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存在着空间外溢性。同时,财政支农增长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存在着门槛效应,财政支农效应随着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财政支农增长率的提高而呈现下降趋势。     

制度环境视阈下财政支农投入的减贫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1997 ～2014年29个省域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多种计量方法逐步推演,检验财政支农减贫增收的效果.实证结果表明:财政支农投入的减贫效果受到制度环境的制约.区域制度环境较差的省份,财政支农的减贫效应并不充分;随着制度环境逐步改善,财政支农减贫的作用显著提高;但处于中等制度环境水平的省份,其减贫效应却反常的低于处于制度环境较差区间的省份,即财政减贫作用存在类似“中部塌陷”现象.而在制度环境的各个维度中,政府与市场关系、要素市场培育以及市场中介与法制环境是影响财政减贫效应的关键维度.     

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分析-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5-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是否具有减贫效应。研究表明,随着控制变量正规金融、财政支农、受教育程度、农村劳动力就业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的逐一加入,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并不稳定且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我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减贫效应是显著的。可见,农村正规金融有利于减轻我国农村贫困,应该大力推动我国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     

环境规制对产业区际转移的影响--基于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研究

文章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产业区际转移的理论机制,进而选取2003－2013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运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环境规制影响产业转移的门槛特征与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区际转移有显著的影响,且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验证了两者之间存在门槛特征和空间异质性。非正式环境规制整体上推动了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区际转移,显现了非正式规制的经济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基于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测度2011—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及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传导机制、影响效应及空间演化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经双重差分法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水平进而推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门槛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非线性特征及空间溢出特点。本研究为深入理解数字经济发展增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效果、机制及空间差异等提供了新思路。     

研发投入门槛、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创新能力——基于门槛效应的检验

本文梳理了研发投入在FDI影响东道国创新能力中作用的传导机制,并基于2002-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门槛模型考察了FDI影响中国创新能力的研发资金投入门槛效应和研发劳动投入门槛效应。研究表明FDI对我国创新能力的影响有明显的研发资金投入双门槛效应和研发劳动投入双门槛效应:在低研发资金投入和低研发劳动投入省份,FDI对创新能力有负向影响;在中等研发资金投入和中等研发劳动投入省份,FDI对创新能力有较小的正向影响;在高研发资金投入和高研发劳动投入省份,FDI会显著促进创新能力的提高。     

财政支农投入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基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考察

基于对财政支农投入与农村贫困减少之间关系的考察,理论推导发现:在特定的经济环境和技术水平约束下,财政支农投入增长的农村减贫效应呈现边际递减规律。利用误差修正模型(ECM)的实证研究表明:改革开放30年间,总体上,财政支农投入对农村贫困缓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短期内,财政支农投入增长对农村减贫效果较为明显;而长期内,财政支农投入的农村减贫效果趋于平稳。短期有效长期平稳的减贫效果,要求政府的财政支农投入增长具有持续性。     

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

本文采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2007—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区域生态效率指标，实证检验环境规制、财政分权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区域生态效率之间呈倒U型关系，且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效果具有空间异质性，在西部地区的实施效果较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产生明显的财政分权门槛效应，在财政分权程度较高时，环境规制的实施效果尤为显著。上述结论对地方政府完善环境规制政策、优化财政分权制度设计，实现环境规制、财政分权与区域生态效率的良性互动具有一定的理论和政策启示。     

OFDI逆向技术溢出、异质性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质量

文章首先采用熵权法和因子分析法测算了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与金融发展综合指数,选取2003~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检验了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相关性与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后,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金融发展处在较低水平时,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当金融发展处在较高水平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明显。进一步在地区异质性分析中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东部地区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门槛效应更明显。     

财政分权对城市贸易经济韧性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在中国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增强城市贸易经济韧性显得尤为重要。基于2006—2019年中国28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及空间杜宾模型,探究财政分权对城市贸易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分权能够显著增强城市贸易经济韧性,科技创新在其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上述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空间杜宾效应分析表明,财政分权可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作用于邻近城市贸易经济韧性。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对城市贸易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存在区位和贸易经济韧性水平差异,在中西部地区及贸易经济韧性水平较低的城市中其作用效果越强。     

广西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的效应研究

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地方政府政策的支持,广西的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加,农民增收越来越快,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具有非常明显的正效应。然而,财政支农力度仍然较弱,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结构不理想。为此,需要制定相应措施,解决存在问题。如继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加快农民增收步伐,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强财政支农政策引导,合理调整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加大农村地区教育资源投入。     

省域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空间计量研究

不同省域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差异可以建立和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来研究,分析2004～2007年中国27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的结果表明：我国省域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存在空间依赖性,旅游消费行为受到本地旅游消费和相邻省域旅游消费的共同影响,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对省域旅游消费的弹性系数显著为正。为此,政府在制定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政策时,必须考虑旅游消费引导的空间作用机制对不同省域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差异化作用。     

信贷配给对农村地区贫困的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信贷配给对农村贫困作用的内在逻辑,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剖析了信贷配给对农村地区贫困的非线性作用及其地区差异。研究发现：降低信贷配给程度是减缓农村地区贫困的有效途径,且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随着农业信贷配给程度由高水平区间向低水平区间的转换,农村地区贫困与信贷配给程度的关系呈“U”型变化;信贷配给对农村地区贫困的门槛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东部农村地区随着信贷配给程度的降低,增加信贷有效供给的减贫效应逐渐变弱,中西部农村地区随着农业信贷配给程度由高水平区间向低水平区间的转换,农村贫困与信贷配给程度的关系呈倒“U”型变化。     

浅论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意义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有利于填补乡镇机构和金融服务的缺口，有利于农村金融体系的健全和发展，同时也有助于农户获得及时有效的资金支持从而更好地发展农业自身。总体而言，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产物，对政府和农民都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缺口预测及实证分析——基于甘肃省的调查研究

以政府财政投入为特征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以来,农民参保人数和参保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制度绩效明显提高。本文构建了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精算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得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导致养老保险资金出现较大的收支缺口,未来各年度所需的养老保险金支出政府承担的财政压力较大,农村集体经济承担的养老保险责任将会超出其相应的经济能力。为此,建议不断扩大农村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力度,合理划分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责任,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政府对提高地方财政支农资金效率的重要作用——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三农”是政府经济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而地方财政支农又是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近年来政府对财政支农力度不断加大,对全国或者区域农业经济增长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存在财政支农资金的整体效率不高等诸多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自治区政府应在提高财政支农资金效率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加大财政支农资金投入力度,合理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结构,完善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使支农资金能够更充分的流入支农领域。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总体效益。     

社会资本异质性与农村减贫成效差异——基于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的双重视角分析

中国农村是一个典型的“关系社会”,社会资本对于信息分享和资源配置具有较强的干预。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6年的农村样本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从收入增长与收入差距缩小的双重视角考察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贫困户减贫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2010-2016年间,中国农村的贫困发生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一趋势主要源于收入增长,而不是收入差距缩小。社会网络、社会参与和社会信任所体现的社会资本可以显著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有效发挥减贫作用。就缩小收入差距的视角看,社会网络对农村的减贫作用比社会参与和社会信任更为显著。注重农村贫困人口社会资本的构建,尤其是提高贫困农户的社会网络质量,对于农村减贫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Financial Development,Financial Structure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Using panel data of 23 provinces during the period 1996–2012,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 on income inequality in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urban, rural and overall) in China. The results produced by the dynamic generalised method of moments estimator provide some evidence for a linear and inverse ‘U‐shap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come inequality, and increasing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markets to banks helps to reduce income inequality.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of panel threshold regressions show that the benefit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ly occur if the stock market activity has reached a threshold level and disappear if the stock market capitalisation has reached a certain scale. Meanwhile, the impact of the financial structure weakens as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expands and the propor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increases. We also find that the impact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e on rural income inequality are stronger than those on urban income ineq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