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消费者权利的性质及经济法消费权的设立

消费者权利是消费者利益在法律上的体现,是国家对消费者进行保护的前提和基础.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者权利存在着宪法、民法、经济法多重属性相互交错的情况,其重要原因在于消费者权利是从主体的角度去划分和定义的,这就导致了一个主体所享有的权利极可能具有多种属性.消费权是从客体的角度定义的具有完全经济法属性的权利,是人的劳动能力的补偿和发展权.消费权的提出和研究有利于对消费者的经济法保护和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提升.     

论不公平格式条款法的立法必要性及其经济法属性

不公平格式条款即通常所称的霸王条款,它严重损害消费者的权益,而目前我国的相关立法极不完整,也相当分散,无法有效地制约不公平格式条款.基于国内的法律需求及国外的立法实践,我国应该制定专门的法律对不公平格式条款进行规制.从法理上确定不公平格式条款的特点及其立法的部门法属性,则有助于提高不公平格式条款立法的针对性和立法的质量.基于不公平格式条款的垄断性、不公平性及规制方法的综合性,不公平格式条款立法在部门法上具有经济法属性,属于经济法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经济法治的合理性有效性问题剖析

在经济法的基础理论回答了经济法存在的必要性、合法性,初步解决了经济法治的前提后,如何解决经济法治的合理性、有效性,避免经济法失灵成为关键。那么,造成一部分经济法失灵的原因是什么?应采取哪些措施来提高经济法的实施效果呢?本文就此作点探讨。一、经济立法环节影响经济法运行合理性、有效性的因素从经济法运行过程而言,经济法失灵主要体现在经济法规则失灵与经济法执行失灵两大方面;就前者而言,表现为理论认识错误、技术表达不当、立法异化、社会参与不足、规则冲突滞后等。1.立法参与者对市场调节规律、国家调节能力和调节规律的认…     

中日经济立法比较及启示

尽管中国和日本历史上具有相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但两国经济立法中存在的诸多不同之处直接导致了两国经济法发展的不同状况.在对两国经济立法中的法律移植、立法体系及经济立法中政府干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分析后,提出了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立法的三个方面的构想:在经济立法中应注重法律移植的本土化;建立统一的经济法体系;在经济立法中要规制政府干预经济的权限.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经济法性质之思考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是调整当事人之间业已形成的经济关系,体现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管理,因而它属于典型的经济法制度.该项制度体现了经济法"私法公法化"的特点,同时融入了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等经济法的理念,也体现了经济法的人文关怀,反映了经济法是系统综合调整法的本质,有助于市场秩序的维护和信用体系的构建.     

浅析两岸区际经济立法的若干基本问题

两岸区际经济法是调整台海两岸经济管理和经济协作法律关系的新兴法律部门。它体现了我国多法域的特征,亦是我国多法域的产物。两岸区际经济立法在性质上是特殊的国内立法,也是两岸和解的时代产物;两岸区际经济立法的形式,目前主要还是授权立法,但已开始有职权立法因素的融入;两岸区际经济立法的效力根据,应是在于两大法域之间和两岸同胞之间的"共同意志";两岸区际经济立法成果须在各自法域内得到适用,实践中多采转化方式;确保公平和提升效率,攸关两岸区际经济立法的质量保障。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经济法性质

我国现行消费者保护立法体系是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互配合共同构成,其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保护消费者的基本法律。法律所具有的独特的功能是判别法律性质的基本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具有经济法不可替代的功能,即实现抽象正     

和谐与发展——经济法的法哲学思考

经济法的法哲学分析就是用哲学方法分析解释经济法中存在的问题。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经济法无疑具有贴近当代社会精神的特点。和谐与发展的新理念和经济法的存在形式与社会价值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文章从和谐与发展两方面入手,对经济法的最高价值追求进行了分析。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循环经济立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已于2005年将制定循环经济法列入立法计划,全国人大有关部门正在加紧起草工作。为使循环经济法成为一部高质量的法律,起草工作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所建立的主要法律制度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要认真评估以往立法的经验教训,在立法体系上注意一法多规,协调配套,通盘考虑,整体推进。     

论市场中介组织的经济法监管

市场中介组织所提供的公证、代理、信息服务对于减少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缺乏综合性管理立法的情况下，将市场中介组织定位为经济法主体，适用经济法的原理和既有的经济法律对其进行监管，对规范中介市场具有现实意义。     

法律规则的经济学建构——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综述

法律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经过近40年的发展,通过对财产法、合同法、侵权法、刑法、反垄断法和诉讼法的经济分析,法律经济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初步形成了财产法、合同法、侵权法、犯罪和惩罚、反垄断法和司法程序的经济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法经济学思想探析

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并非是波斯纳等西方法经济学者的专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多部著作中早就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法经济学思想。与西方法经济学相比,马恩法经济学思想虽也关注法律效率,但它却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内核,运用整体主义方法论来探讨人类社会法律制度的整体变迁,较为宏观抽象。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开创了法经济分析的唯物主义先河,而且还为西方法经济学学科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他们两人堪称法经济学的伟大先驱。     

“瓦格纳法则”在中国适用性研究

"瓦格纳法则"认为,一国的公共部门,特别是政府部门的规模将随经济的增长而扩大,经济增长是财政支出增长的原因。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支出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瓦格纳法则"在中国是成立的。     

美国反垄断法的经济分析

反垄断法是法律与经济的融合。美国反垄断法自诞生以来,其理论和实践一直受到法律及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影响。文章对美国反垄断法规制的垄断行为、固定价格、价格歧视,企业合并等违法行为及其实施趋向进行了深入地分析,指出经济效率是美国反垄断法的首要价值目标,反垄断法的实施日益关注新经济条件下的创新问题。     

论法经济学的发展、逻辑基础及其基本理论

法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界也是法学界发展最快的流派之一,是20世纪后半期经济学界乃至法学界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本文通过对法经济学的产生根源、逻辑基础和若干基本理论的重新梳理和分析,探讨了法经济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同时,对法经济学的本土化和学科建设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剐果（金）案对完善《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的启示

《香港基本法》被喻为香港特区的“小宪法”，其制定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核心内容源自《中英联合声明》及一系列外交谈判，某些具体领域因求同存异的需要而刻意保持了模糊，以留待时间及后人的智慧去解释。香港回归十多年来，两地法律和学术界围绕基本法解释问题争议不断，有些人甚至视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如“洪水猛兽”。本文试图在探寻《香港基本法》法律解释机制的背景及其实践的基础上，辩证反思有关问题，特别是通过分析刚果（金）案释法这一最新案例的影响及启示，加深对基本法解释领域形势发展的认识，并就今后进一步完善释法工作提出一些思考与建议。     

《食品安全法》的经济学分析

文章对我国《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实施做了经济学的解释。认为《食品安全法》在中国实施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是经济增长方式需要由粗放向集约式转变的反映;是消费方式需要发生转变的客观需求。作者从成本收益理论和开放经济理论两方面进行了经济学分析。虽然从短期利益而言,造成企业的生产、销售成本提高;但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言,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均是增加的。《食品安全法》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实行开放经济的一个重要体现。对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召回制度的规范是我国开放经济,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有效发展的重要法律制度保障。     

经济实质与法律形式的选择、判断及经济后果——基于会计反映和税收征纳的比较分析

经济实质与法律形式,历来是会计和税收中核心的职业判断问题,由于税收与会计密切相关,有必要将二者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并深入讨论,以期引发会计实务人员、税收征收管理人员以及纳税人等企业利益相关者深入的思考。基于这一目的,文章首先从会计反映的角度论述了交易的会计实质与法律形式的关系以及会计利益相关者的操纵方式,然后从税收征纳双方的角度详细论证交易的税收实质判断与其外在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及具体表现方式。     

中国经济中的高增长与低就业——奥肯定律的中国经验检验

对于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这样一个经验事实,存在奥肯定律是否有效的问题。我们通过研究认为,单纯验证奥肯定律并不能得出其是否有效的结论。放松其他条件不变的假定,加入其他影响因素的检验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失业率虽然呈现总体上的负向关系,但是经济增长与就业人数增长率也呈现出负向关系,这表明奥肯定律在中国是失效的。因此,我们认为之所以高速的经济增长不能带来持续的就业增长的原因可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收入分配中表现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特征,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收入分配中表现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特征。     

法治之用:公共支出、税收与经济绩效

法治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可以从公共支出和税收两方面解释.税收与再分配所造成的激励扭曲是决定公共支出乃至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法治的完善会降低经济体的均衡税率水平,减少税收与再分配造成的激励扭曲和总产出损失.在法治与民主的协同作用下,公共支出与社会总产出水平都会得到提高.从现实经济生活来看,法治之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协调经济利益,实现"非自我实施型"交易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