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分层Logistic回归模型的中国农村贫困识别研究

一直以来,我国农村贫困省区差异明显,西部地区农村贫困率明显高于中、东部地区,这就意味着农村贫困识别研究中需要考虑地区因素。本文首次使用分层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农村贫困识别研究,实证分析发现:层级变量农业人口比重对农户贫困有显著影响作用,且考虑与不考虑层级变量,各因素对农户贫困的影响程度差异明显。与普通Logistic回归模型相比,分层Logistic回归模型能够有效提高贫困农户的识别率,在最优分割点下,基于分层Logistic回归模型的农户贫困识别率能够达到75%。该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政府减贫政策应向农业人口比重大、少数民族人口多的地区倾斜,且应以提高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增加非农就业机会为主。     

社会关系网络变迁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湖北省长岗村为例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变迁角度重新审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问题,提出治理农村贫困不应仅仅以某一固定的贫困线作为依据,而应以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为目标,消除困农户社会关系网络断裂和重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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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教育扶贫精准化贫困学子获资助
　　日前，贵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贫困学生资助推进教育精准扶贫的实施方案》。方案规定，在原有资助政策基础上实施精准资助政策，确保不让贫困农户因学返贫、因学致贫，不让农村贫困学生因经济困难失学，全面提高贵州农村贫困人口受教育水平，提升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人力资源素质，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基于CHNS的面板数据分析

缓解农户相对贫困是"后扶贫"时代中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9年、2011年、2015年三期面板数据,采用Logit模型,分析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并探究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无论对收入贫困还是能力贫困抑或是权利贫困,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均能起到不同程度的缓解作用。而且,女性非农产业劳动参与显著提高农户收入水平,提升农户可行能力水平。改变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度量方法,验证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农户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均具有显著缓解作用,表明结果稳健。可见,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参与能有效缓解农户相对贫困,释放女性减贫动能。因此,一方面应积极引导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释放家庭潜在生产力;另一方面应最大限度消除劳动力市场就业歧视,为女性就业营造公平环境,缓解农户相对贫困。     

农民合作社、贫困脆弱性与贫困阻断北大核心

全面脱贫后,防止返贫将成为我国下一阶段扶贫工作关注的重点。而农民合作社作为解决农村贫困的有效工具,科学评估其能否降低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从而有效阻断贫困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LDS)三期微观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及三重差分(DDD)的方法检验加入农民合作社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期测度其在未来阻断农村家庭贫困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加入农民合作社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有效阻断贫困;并且户主受教育时间越长以及农村距离市场越近,农民合作社降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应越大。此外,不同类型的合作社以及不同地区的合作社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应也具有异质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合作社通过增加农户收入、增加农户对社会的信任度以及提供隐性担保等方式来降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从而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样本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农地流转行为对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状况的作用效果,并探究其区域异质性。结果发现:农地流转具有较为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观察到农地流转使农户在收入、健康和主观感知维度的贫困状况得到了缓解,但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不同流转行为的减贫效应存在不对称性,农地转出更能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不同区域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减贫效应最弱,但相比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也更为严峻。因此,因地制宜地推动农地流转是缓解农村地区多维贫困进而消除相对贫困的有效路径。     

乡村振兴视角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

在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消除了绝对贫困之后,如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便受到高度关注。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对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三条中介路径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普惠金融平均水平较低且家庭间差距较大;家庭普惠金融能显著降低农村家庭发生贫困脆弱性的可能;创业决策和教育支出单条路径的中介作用在高和低贫困线下的作用有所不同;医疗保障水平在两条贫困线下都显著。建议通过多种方式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为农户创业、教育投资和提高医疗保险保障水平提供支持,从而促进普惠金融通过中介减缓贫困脆弱性作用的发挥。     

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反贫困对策研究——基于湖北省恩施市的农户调研数据

本文利用恩施市农户调查数据,基于多维贫困理论,采用Alkire和Foster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分析了恩施市农户的多维贫困情况。测算发现,被调查的乡镇农户家庭虽然平均收入水平较高,但相对贫困问题较为突出;教育贫困、健康贫困对贫困指数影响最大,教育问题和健康问题最严重;其次是饮用水贫困和卫生设施贫困;最后是收入贫困。     

农户多维贫困程度与特征分析——基于山西农村贫困监测数据

运用UNDP关于M P I计算方法,使用2009年山西省农村贫困监测数据,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算与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6.1%的农户处于多维贫困中,教育维度贫困率17.8%,健康维度贫困率16.2%,生活水平维度贫困主要表现在生活燃料、住房、饮用水方面;多维贫困发生率与收入贫困发生率存在相关关系;不同区域农户多维贫困存在较大维度与程度差异。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综合评价及其内生性解释

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状况是农村教育状况的集中反映，本文运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教育基尼系数和SST指数考察了中国农村教育的总体发展水平、分布特征以及贫困状况，并从二元经济与农村教育关系出发，分析二元经济的静态特征与动态转化对我国现阶段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状况的影响，并针对性提出提高农村教育的政策建议。     

困局下的四川丘陵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关于射洪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四川省丘陵地区县域经济在全省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本文以四川省丘陵地区示范县——射洪为考察对象,对其卓有成效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市场主导下工农联动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并阐明了该模式对四川省丘陵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启示。     

兵团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应坚持的几个原则

招商引资是经济技术协作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环境不断发生变化,要求我们在招商引资工作中必须审时度势,坚持科学原则,更新招商理念,调整招商策略,创新招商方式,提高工作水平,才能达到科学、协调发展经济的目的。     

论我国牧区土地产权的三个不对称

在我国牧区存在着土地产权的三个不对称,从而导致了我国牧区在土地制度建设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就此,本文通过研究我国牧区土地产权不对称的表现,并结合实证分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几点政策建议.     

日本农业劳动组织的分化方向

以家庭经营为主要经营方式的日本农业,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其经营组织也在迅速地分化。本文利用多重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影响劳动组织的经营要素,明确劳动组织分化的规定要因,探讨个体经营如何形成经营组织并且顺利运转的理论机制,在分析农业经营中劳动组织的状态及发展方向的同时,阐明劳动组织的分化对于提高生产力的意义。     

中国西部地区的扶贫开发

西部大开发是中央政府为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 ,促进全国经济均衡、快速、持续发展 ,实现全民族共同富裕目标而作出的一项跨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其实质及最终目的就是从根本上铲除贫穷。因此 ,西部大开发既为西部贫困地区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机遇 ,又为扶贫开发工作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对做好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 ,缓解和消除贫困现象 ,将产生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一、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经过农村体制改革 ,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和组织实施“国…     

小议我国现行征地补偿

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标准较之原来的土地补偿标准有了较大提高,体现了征地补偿的公平性,防止了征地补偿的随意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征地难度.但是也造成了相邻区域补偿水平相差太大,不同地却同价,依然采用老的计算方式和政府定价,未完全体现土地价值等问题.应积极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征地补偿机制.     

农村道路投资与减贫

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对农村道路投资的减缓贫困效果进行因果关系分析,力争明确解释道路投资对缓解贫困的效果。文章通过双差异比较和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对道路投资前后项目村与对照村的贫困户和非贫困户贫困状况的变化进行描述性分析,并对道路投资效果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在重庆市5个贫困山区（县）,修建技术等级较低的砂石路对农户收入的提高有较高的回报,且减缓贫困效果显著。     

Evolutionary governance in mining: Boom and bust in peripheral communities in Swede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onsequences of dramatic price fluctuations on the global iron ore market between boom and bust for the Swedish communities Kiruna and Pajala, located above the polar circle, in the years 2006-2018. It focuses on the impact of the Swedish state’s reorientation towards neoliberal policies that have entailed reduced state involvement in peripheral communities still dependant on heavy industry. This reorientation was manifested in the Mineral Strategy presented by the liberal-conservative government in 2013, in which the state was prescribed a role as facilitator of investment of foreign and private capital in the Swedish mining sector, but not as an active owner or developer of mining enterprises. The neoliberalisation of Swedish mining has established a fundamental conflict of interests between communities whos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wellbeing depends on long-term state commitment, and the state whose main interests are aimed at global capital flows rather than the maintenance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in peripheral regions. This conflict remained latent as long as global mineral prices were high, but as boom turned to bust around 2012, it was activated in a way that highlighted asymmetric relations of powe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sparsely populated and resource-rich northern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densely populated south.     

我国城市水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为系统研究我国城市水管理，深化城市涉水事务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城市可靠的防洪安全保障、稳定的水资源供应保障和优美、和谐的生态与环境保障，以实现传统水利向现代可持续发展水利转交，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分析了我国城市水管理的机构及其职责现状，总结归纳了我国城市水管理在管理体制、管理机制和水问题的具体表现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体制改革、法规政策、行政管理、经济调控和工程措施等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傣族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研究

本文以一个傣族村寨为例,利用不同模型计算了傣族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结果表明,以教育衡量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很低,但以信息获得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此外,在以是否参与赌博为代表的社会收益率方面,教育年限的作用不显著,初中以上教育程度对是否参与赌博有正的影响,而信息获得水平的影响却是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