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性质与建构

当前流行的有关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的观点主要有“大共同体本位”和“小共同体本位”两种，然而在解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建构时都陷入了困境之中。研究农村基层组织必须关注国家与地方相互关系的变化（互构与博弈），这样有利于研究村落外部国家政权对村落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同时从家与村的结合原理研究村落内部农民生活价值秩序和村落内发展的动力机制，最终达到寻求影响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动因的规范性解释和当代中国农村组织建构的合理性原则的目的。     

我国社会组织的总体性分析——基于CSSCI(2009—2019)的知识图谱研究

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结构的重要主体之一,是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为了解我国社会组织研究的总体性状况,文章通过Cite space软件对2009—2019年CSSCI期刊收录的995篇论文进行了信息挖掘和分析,根据相关知识图谱可得:学界对社会组织领域的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研究者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科领域;研究热点聚焦于"政府和社会组织关系""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及"社会组织公共性"等方面。未来的研究应致力于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发展模式,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体”还是“共有体”？

研究目的: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本质进行辨析,为农村土地资源管理与土地制度改革奠定基础。研究方法:系统推论。研究结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本质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共同体",与股份制组织存在本质区别。研究结论:应正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维系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共同体"。在土地制度改革中,要坚持集体所有制底线,谨防形式上的"保留";要改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法律地位无法人地位的现状;要以完善成员权为重点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身建设;要加强当前农户个体与集体理性行为研究;经济效益不应是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首要目标;要完善"生不增、死不减"政策。     

农村社会公共性流失与变异——兼论农村社区服务在建构公共性上的作用

农村社会公共性是农村居民进行公共生活的本质属性,农村社区建设需要在其基础上进行。然而,在城市化大潮的冲击下,蕴含于农村社会公共空间、公共利益、公共精神中的公共性都在快速流失、变异。由于农村社区服务具有拓展农村社会公共空间、壮大农村社会公共利益和培育农村社会公共精神等功能,并且其公共性能兼容农村社会的其他公共性,于是,发展农村社区服务便成为减缓农村社会公共性流失、促进农村社会公共性成长和建构农村社会公共性的重要途径。     

城镇化进程中新型农村社区管理模式构建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迅速转型,农村经济随之迅猛发展,城镇化是其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此原始的村落通过行政规划改造或重建向社区转型。当前,农村社区的管理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如何改进,如何实现农村社区善治。     

脱嵌与重嵌:村落秩序中的农业经营及治理

农业经营是构建村落秩序的核心要素,而自发土地流转与市场化土地流转对农业经营这一要素功能的发挥具有不同性质的影响。对皖北典型村的调查发现,自发流转推动的农业经营具有修复村落秩序的作用,但市场化流转通过对传统文化维持、农民食物主权保护等农业多功能性的抽离化,促使农业经营迅速脱嵌于村落秩序之外。更严重的是,资本下乡必须充分依赖村落资源,这一过程中农业经营重嵌于村落秩序之中,企业借此达成对村落秩序的总体性支配,导致村落治理依附化、村落成员边缘化和外向化等负面效应。以上现象凸显了土地制度改革作为一项社会工程所存在的逻辑问题。要保护农业经营的多功能性,各地应遵循"小步走""鼓励可逆性""为意外后果做计划"等原则因地制宜推进当地政策。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村落终结的路径选择

城市化进程中卷入城市化浪潮的村落"终结"为城市,是世界各国的一般规律.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村落终结具有多样性和渐进性的特征.中国村落终结艰难的制度根源是城乡二元的经济和管理制度.村落终结是农村村落伴随着一系列重大事件完成城市化的过程,存在着多种终结形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终结成为村落终结的重要标志.     

社会转型期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与乡村公共空间重塑的几点思路——以绍兴市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为例

村庄社会整合离不开在村落公共空间中发生的各种互动,文化礼堂建设的推进保证了村民强有力的社会互动与关联,村民在这种制度化活动中不断重复着传统社区行动,可强化村落社区的记忆强度和社会关联,加强村民之间的地域和村庄认同意识,使之达到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团结意识,从而推进形成一个新型村落共同体。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权和农村社区组织及其成员权混同的法经济学分析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权和农村社区组织及其成员权虽然在实践、立法和理论研究中被混同了,但它们在历史渊源、权利内容、变迁趋势等方面都有本质的区别.两种不同组织和成员权的混同,在"正义"和"效率"两个纬度上产生的负面影响可以看作是现行农地制度的成本.混同的表面动因是为了农民的利益、节约组织治理和组织管理的交易费用,但深层动因却是国家通过其最底层的代理人--农村社区组织对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进行控制,从而获得制度收益.通过成本和收益两个方面的法经济学分析,可知混同两种不同组织和成员权的制度安排的绩效是值得怀疑的.     

基层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功能补充、现实梗阻与逻辑分析——以S市H区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为例

随着制度环境的发展,基层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和支持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并通过吸纳枢纽型社会组织来构建具有整合性和扶持性的培育主体平台。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是基层枢纽型社会组织的重要力量之一,S市H区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实践经验揭示其以独特的角色优势发挥着孵化培育、资源整合和桥梁纽带等功能,有效补充了政府培育职能。然而,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在培育过程中面临认知、能力、发展等多重困境。基于此,文章从困境背后的逻辑出发进行分析与探讨,为相应防范与矫治提供思路。     

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进程中新型单位化现象研究

基于豫北Y社区的个案分析,对其开展的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制进行过程—事件分析和学理诠释,从"关系产权"角度,基于村落共同体的自组织改革到基于产权关系的单位共同体"嵌入"式转型之全过程,从而考察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作为一种社会事实的新型单位化现象之生成演化机理。     

缺失与重构：非政府组织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角色探析

非政府组织是农村社区多元治理的主体之一，在农村社区治理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目前非政府组织在农村社区治理的实践中因资金来源匮乏、能力缺失、公信力不足等重重阻碍，步履维艰，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针对问题寻求解决路径，对促进服务农村社区非政府组织功能的充分发挥以及农村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十分迫切。     

内生性与外生性的联动——乡村治理从疏离走向融合的路径选择

在"政权悬浮"的传统乡村社会逐渐消亡的情况下,新的"制度嵌入"没有完全形成和稳固现代化社会资本,导致乡村治理受到掣肘——乡村治理的主体与场域、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干部等的疏离化。随着国家权力的上移及政治现代化的诉求,以新型乡贤精英、乡规民约和乡村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内生性力量在乡村治理中重获发展空间,此时要整合村民自治制度、法治规范及基层自治组织等外生性力量,融入到现代乡村内生性力量的培育和形成过程,打破"制度嵌入"对内生性力量形成的障碍,形成"内外联动",引导乡村内生性与外生性力量真正融合,提高乡村治理效果。     

农村社区组织建设路径探析

社区组织发展是中国农村社区建设核心内容之一.针对农村社区建设中组织缺失及其对农村社区建设的影响,本文对农村社区中党群组织、经济组织、科技文化组织、社会保障组织及社会服务组织建设的必要性进行分析,探讨了其具体的建设思路.     

重构“三驾马车”的乡村治理结构——基于历史与现实结合视角的探讨

我国《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实行农民集体所有制,基于这一基本制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资源——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广大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经济收入之源、维护权益之基和农村公益事业之托.中央非常明确地将发展壮大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作为不可或缺的政策取向.然而,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不仅没有实现发展壮大的预期,反而发展滞缓,日益被边缘化.究其原因,除了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制度及其机制原因外,还在于乡村治理结构中的"政"社不分和社区集体经济组织机构的缺失.     

农村民间互助与社区保障的发展建议

详细阐述了农村民间互助和社区保障的现实困境,并提出了将自助—互助传统纳入社会风险管理框架,积极发展农村社区内生性组织;将市场法则和人情法则有机结合,对乡村的内源性资源进行现代性转换的整合建议。     

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及反思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完成“搬身体”“搬物体”后的易地搬迁安置社区仍然面临“搬文化”“搬人心”,以及内生动力激活及社区秩序重建等现实挑战。在构建“空间-主体-公共性”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基于贵州省黔东南州S社区的个案经验,考察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秩序重建的实践逻辑。从现实经验来看,易地扶贫搬迁首先表现出搬迁群众主体在承包地、集体资产、公共服务、家庭生计、户籍身份等方面,依然延续着迁出地原村庄空间导向的行动逻辑,使得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秩序重建面临“无主体性”困境。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秩序重建表现出“组织翻牌”与居委会“缺位”“意识阙如”与业委会“缺场”,以及“大杂居、小聚居”与行动网络“内聚”等“半融入”特征,导致安置区空间导向的社区公共性无法重建。另外,“无主体性”与“半融入性”在实践中会诱发安置社区返迁、返贫以及其他社会稳定风险。因此,要突破“无主体半融入社会”秩序重建困境,必须遵循易地扶贫搬迁的基本规律,聚焦搬迁户主体性再造与安置社区公共性重塑,从产业培育、就业帮扶、社区治理和权益保障等方面协同发力、整体推进,既要转变治理...     

村社共同体的式微与重塑?——以浙江象山“村民说事”为例

当前农村社会面临村社共同体式微的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村社治理主体缺位、村民主体性缺失,这致使村社组织松散、发展动力不足。乡村治理研究的社会基础讨论对此未能提出具体的分析和解决之道。浙江象山以"村民说事"为核心的乡村治理创新实践从村社共同体的核心要素,即治理主体、村社内交往单元与身份认同等方面所进行的制度努力,开辟了重塑村社共同体的路径。吸纳村社成员中经营能力强、社会威望高的村社精英进入村治主体,并利用驻村干部来消减村干部间隔阂、化解干群矛盾,重建村社组织力;通过"党员联户"制重新激活党员这一治理要素,充分发挥党员联系群众作用,重塑村社内交往单元;将贴合农民日常生活方式的"说"加以制度化,既克服干群间信息不对称、增强彼此间信任,又增进村民互动关系、强化村社集体意识,最终使村社共同体得以重塑。     

山西农村社区状况分析

农村社区也称乡村社区,是指据有广阔地域、居民聚居程度较高、以村或乡镇为活动中心,以从事农业为主的社会区域共同体。农村社区是农村最基本的经济、社会、政治组织之一,是农村经济、社会管理的末端,是保障农业生产     

乡村教育的出路不是简单“回归乡土”

<正>随着中国村落社会向现代转向,乡村社区早已没有了承载纯粹田野乡土气息而无须功利性教育收益的社会浪漫土壤。反映在教育上,村落社会传统组织形态的解体,使得教育投资的主体从宗族等村落共同体转移到单个原子化的家庭,这种重心下移意味着抗风险能力降低,更意味着只有一次机会的教育投资对家庭至关重要。在城乡统一竞争的教育轨道上,面对高强度的淘汰率和明显的向城性特征,经济条件良好的农村家庭不愿意成为牺牲品,往往通过各种方法主动参与竞争,而底层农民家庭则很难摆脱被动承受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