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农民工城乡流动个人风险成本:性别差异与内部差异——基于1012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女农民工城乡流动的个人风险成本主要是指她们城乡流动过程中所承受的各种不稳定性因素、不安全性因素和低保障性因素。基于1012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对女农民工城乡流动个人风险成本的性别差异和内部差异进行了定量化的比较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以控制女农民工过高的城乡流动个人风险成本。     

农民工收入水平代际流动主观评价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504份问卷数据的分析

农民工收入水平的代际流动问题日益引起整个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研究主题是农民工收入水平代际流动主观评价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提出了国家制度性因素、社会结构性因素、家庭先赋性因素、个人自致性因素会影响农民工收入水平代际流动的主观评价这·研究假设.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国家制度性因素和社会结构性因素对农民工收入水平代际流动主观评价的影响都不显著,而家庭先赋性因素和个人自致性因素的影响基本上都是显著的.必须在实现与国家制度性因素、社会结构性因素、家庭先赋性因素、个人自致性因素相适应的基础上构建促进农民工收入水平代际流动的运行机制.     

返乡农民工职业梯次流动研究——以安徽三市调查为例

利用2011年安徽三市对返乡农民工进行的调查资料,考察了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和返乡以后的梯次流动.农民工不仅在流动的过程中实现了职业的梯次流动,在返乡以后也会实现职业的梯次流动.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和流动经历对农民工返乡前的职业梯次流动有显著影响,农民工的个人特征、流动经历、家庭条件和政策支持力度都会对农民工返乡后实现职业梯次流动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跨城市二次流动与回流模式 ——基于最大似然估计方法的分析

本文采用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抽样数据,基于最大似然估计方法,考察农民工跨城市二次流动和回流返乡的影响因素,以纠正样本的选择性偏误.研究结果发现,近六成的农民工发生二次流动,且表现"抱团流动"的典型特征,获取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工作待遇成为农民工跨城市二次流动的最主要原因;照顾老人孩子和结婚是农民工回流返乡的最主要原因.农村劳动力的城乡流动、 跨城市二次流动和回流返乡表现明显的差异,与城乡流动相反,女性、 年龄越大、 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更倾向于二次流动,而家庭负担较重、 外出务工期间无家人陪同的农民工更容易回流返乡.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广州市五个工业区4 3 7份有效问卷的调查,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主体切入,研究个人因素及家庭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就业的影响,并得出相关结论。     

浅析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现状令人堪忧，改进制约其参与的户籍制度、法律制度、职业流动以及个人素质等因素，将可有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问题，既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实现社会转型大背景下的政治参与提供保障，也为促进我国特色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夯实基础。     

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生育观念的影响——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5年深圳市农民工调查数据.从社会网络视角实证分析了流动后农民工生育观念的影响因素.生育讨论网的弱关系和网络成员的生育行为,以及个体在城镇的滞留时间、初次流动时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流动后农民工的生育观念产生了影响.     

中国农民工问题与二元经济结构恶性循环累积的效应分析

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孕育下,与农民工流动相携而至的是贫、挤、险、低四大农民工问题。以农民工问题为背景,以历史作归纳,本文选取了1978～2008年的相关数据,用计量模型回归出中国农民工问题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形成了恶性的对立关系。这种恶性关系的累积循环,导致农村发展缓慢、城乡劳动生产率严重失衡、制度变迁成本增加,最终加深了经济结构二元化。     

中国农民工问题与二元经济结构恶性循环累积的效应分析

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孕育下,与农民工流动相携而至的是＂贫、挤、险、低＂四大农民工问题。以农民工问题为背景,以历史作归纳,本文选取了1978～2008年的相关数据,用计量模型回归出中国农民工问题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形成了恶性的对立关系。这种恶性关系的累积循环,导致农村发展缓慢、城乡劳动生产率严重失衡、制度变迁成本增加,最终加深了经济结构二元化。     

基于政治经济角度的我国农民工流动浅析

本文笔者综合运用发展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析视野,从理论和政策的层面探讨农民工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作一较为完善的总结,预测农民工未来流动趋势,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分析

采用2005年深圳农民工整体网络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和社会讨论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无论社会支持网络,还是社会讨论网络,都有一部分农民工处于网络的核心位置,而另一部分则处于边缘位置.女性农民工群体中少数个体处于核心位置,多数个体处于边缘位置,男性农民工群体正好相反,男女混合农民工群体核心成员也较少,边缘成员较多,但两者的数量差异要小于女性农民工群体.总体而言,社会支持网和社会讨论网核心边缘成员之间在个人属性特征和流动特征两方面都有所差异.     

农民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思路与对策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经跨越了以职业转换为主的历史阶段，进入职业和身份变更并重、全面融人城市生活新的历史时期。在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指引下，国家促进人口流动、加快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相关政策措施正在对农民工市民化产生积极推动作用。特别是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颁布实施以来，农民工工作受到各部门各地方的高度重视，突出解决了转移培训、权益维护、社会保险、子女入学等农民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但是，受国家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下的社会发展水平总体滞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分割的社会管理体制、公共服务相关政策法规不健全及农民工组织化程度低和自主利益诉求机制的缺失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农民工公共服务的总体水平仍然比较低。     

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与思路建议

当前农民工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城乡统筹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而农民工尽快融入城市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有效途径。文章在界定农民工的基础上,指出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障碍：传统的户籍管理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制度障碍;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体制根源;城镇化滞后难以保障农民工融入城市;农民工文化程度较低市民化意愿淡薄是难以融入城市的内在根源。鉴于此,只有改革二元格局的户籍管理制度,还农民平等的公民权;统筹城乡就业,使农民工享有同等的就业机会;城乡统筹,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统一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三管齐下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才能加快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步伐。     

当前农民工社会保障最佳模式选择——纳入城市低保体系

当前,都市边缘群体--农民工,已成为介于农民(身份)与工人(职业)之间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如同农民工队伍的出现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由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格局朝着城乡经济工业一体化、市场化发展进程中必然分化出来的一些新的结构因素一样,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也必然在剧烈的社会结构变迁中日益凸现.农民工面临着与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相适应的,如养老、失业、工伤与职业病等现代风险,迫切需要社会保障权益救助,现实却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程度低,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和体系发育滞后,农民工群体近乎游离于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之外.     

农民工医疗保障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利用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障及其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障的总体水平偏低,个人特征、就业的行业特征和单位所有制类型等对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障和模式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改革二元分割的城市劳动力市场,是增加农民工医疗保障需求和提高医疗保障参保率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农民工没有彻底转移到城市、就业不稳定、收入偏低的情况下,应根据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就业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采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医疗保险或商业保险等多种模式解决其医疗保障问题.     

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消费差异的回归分析

<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社会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特征。农民工流动跨越了城乡和区域,巨大的消费潜力已使其成为城镇、农村居民之外的消费"第三元"。本次调查旨在辨析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影响消费因素的差异性。一、问题的提出中国的经济改革发轫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和沿海地区流动的过程已有30余年,当初外出或没有外出打工的农民已哺     

影响农民工定居城市的利益格局分析及路径选择

农民工选择非永久迁移是在约束条件下的一种理性选择,而这种非永久迁移却给经济增长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促进农民工定居城市已成为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影响农民工定居城市过程中的利益格局,从协调城乡间利益矛盾、减少制度变迁摩擦成本的角度,提出了促进农民工定居城市的路径选择.     

浅议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现状及对策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 长期以来,我们把农村排斥于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之外,阻断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一方面使得传统农业部门积淀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也剥夺了农村人口享受现代化成果的权利和机会,造成城乡人口之间生活水平差距的不断扩大.     

农村“过疏化”背景下的农民工消费困境

"过疏化"与农民工流动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进城中相互促进的两种现象。"过疏化"背景下,农民工消费面临制度不公平、预防性储蓄增强、公共品缺失等诸多困境。这些困境的解决有助于扩大农民工消费及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因此,有必要采取城乡一体化、建立城乡消费联动机制、城乡规划及增强公共服务等对策解除农民工的消费困境。     

以江苏徐州市为样本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主要有:城乡二元制度的羁绊；缺乏社会阶层的认同；权利维护组织平台缺失；自身素质制约.农民工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是让农民成为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