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家庭承包制到农场制:我国农业发展的第二次飞跃

家庭承包制和农场制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家庭承包制的推行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实现了我国农业的第一次飞跃。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承包制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在市场的冲击下农业面临着一系列问题。本文认为解决农业的出路在于通过农场制这种企业化经营形式,实现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实现我国农业的第二次飞跃。     

扩大家庭土地经营规模保持农村家庭承包制的稳定

家庭承包制与农业经营效益低下的矛盾,其原因不是家庭土地承包制本身,而是土地小规模分散经营。因此,保持农村家庭承包制的稳定,需要从家庭土地承包规模的变动中求得整体制度的稳定。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土地自主流转机制,及时调整家庭经营规模,这不仅是提高农业经营效益,也是保证家庭承包责任制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保持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     

构建我国农村家庭养老机制的对策探讨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冲击,人口老龄化以及人们工作、生活方式等的变迁,都使得我国农村家庭的实际养老保障能力大为弱化。为此,我们应主要从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农村的宣传教育等方面入手,鞭策、鼓励、扶持家庭养老,真正让家庭成为老人们安度晚年的稳固后方。     

社会保障视角下我国农村家庭子女教育投资分析

理论与实证研究均表明,社会保障是影响农村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覆盖范围窄等制约了农村家庭子女教育的投资热情.因此,应从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重视教育福利,建立完善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来促进农村家庭子女教育投资.     

交易成本视角下的公共物品提供机制

对公共物品提供机制的边界及其边界变迁问题,可以从交易成本这一视角进行分析。公共物品的提供机制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提供该公共物品的组织形式,另一部分是该公共物品产权的实现方式。各种组织形式和产权实现方式本身都会产生不同的交易成本,两者的不同组合也会带来不同的交易成本。最优的提供机制必然会使交易成本最小化,于是,交易成本本身就是各种提供机制作用边界的决定因素,而交易成本的变化导致了各种提供机制作用边界的变迁。     

建立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看,中国目前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农户与市场之间不能建立起一种比较协调的关系,是一种制度性缺陷,急需要进行制度创新。本文从分析农产品市场的交易成本入手,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建立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必要性、条件展开了研究分析。     

基于组织协调的农产品销售模式——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功能的探讨

本文使用交易成本经济学分析降低农产品交易成本的途径,认为农户加入农村合作组织能够有效地降低农户的交易成本,提高农户从事农产品经营的收益,这需要农村合作组织具有完善的功能,才能协调分散农户和下游各个环节的关系,对整个供应链进行协调管理并使之更有效的运行。     

安徽参与长三角发展分工的合作机制研究

文章从泛长三角形成的客观必然性、长三角区域合作的发展状况及安徽与长三角区域合作的经验等几方面进行了论述,并提出相关对策：＂虚＂＂实＂结合;加强制度化建设;科学承接产业转移;立足于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克服＂瓶颈＂因素;发挥非政府组织作用等。     

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度的性别视角反思

中国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度在制度设计上缺乏性别视角,在以户为单位的承包方式下,妇女土地权利取得的依附性和不稳定性较强,婚嫁妇女的土地权益更易遭受侵害.此外,重效率的政策倾向使妇女土地权益易被剥夺,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妇女权益也面临流失.因此,建议改革完善现行土地家庭承包制度,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土地立法程序,在土地确权登记时明确赋予妇女共有产权;同时,在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基础上进行适当的土地调整,积极推行土地股份合作等多种市场化流转方式,切实保护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     

服务业分工演进的困境与服务外包组织模式的兴起

服务业分工的特点在于分工后各任务单元之间具有极强的关联性,导致协调费用过高,容易出现分工的不经济,寻求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解决服务业分工演进困境的关键.交易效率改进是经济组织变动的目的,服务外包组织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分工出现了能直接定价的中间产品,服务外包组织通过契约规定双方的关系降低了交易费用,发包后使企业所有权结构得到优化,并且缓解了企业代理问题的压力,最终改进了交易效率.     

建立责任会计体系,完善外贸激励机制

企业的竞争，实质上就是人才的竞争。加入WTO后，我们的传统外贸企业如何应对？本文从责任会计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完善外贸激励机制，特别是效益评价指标的设计方法，以期形成以人为本的外贸激励机制，从而实现企业与个人的共同发展。     

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中的非常责任分析

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势在必行.在有限条件下政府除承担常规责任外,鉴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农村人口众多加之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还必须科学、合理地承担制度建设中的非常责任,即转制成本、利益协调、组织引导的责任,才能保证制度建设的顺利开展及健康、持续运行.     

关于重庆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考

重庆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是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大手笔,意在破解我国的“伪城镇化”或“半城镇化”难题,也是对资源的优化配置。重庆市政府为户籍制度改革做了充分准备,以十大机制保障转户农民进城后的生活、生产以及退出土地的优化配置。当然,户籍制度改革也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需要重庆市政府和人民积极应对,并不断深化改革。     

深化二元户籍制度改革与人力资源投资政策关系的探讨

通过对二元户籍制度形成因素的分析,认为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着力点是创新人力资源投资模式。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人力资源投资政策体系是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与成功的标志。其改革的总目标是达成城乡的和谐发展,建议实施一元户口式公共资源利益分配模式,并提出了应该采取的措施。     

试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激励机制

自从我国引进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以来,理论界和实践界对其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效,但企业界似乎还没有从整体上认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存在价值和意义。由此,文章从阐述企业社会责任的意义入手,对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激励机制作了理性思考。     

劳动力及人口城乡配置的户籍控制机制研究

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是我国人口大规模＂非正式迁移＂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从经济学视角看,户籍制度在不同等级城市政府间出现改革程度及进度的差异有着内生性根源,数量模型推导的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流动的原动力来自城市和农村效用最大化的组合决策,依附于户口差别的收入和福利差距以及城市和农村两个维度的户籍门槛内生性地调控着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的规模,同时引导着非农就业转移劳动力及其附载人口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户籍配置。     

突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建立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

改革开放30年,我国企业发展迅猛、形式多样,已经成为创造市场活力、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由于制度缺位,一些企业自我利益实现机制过分强大,忽略乃至损害公众利益,已经成为其目前乃至未来发展的瓶颈。明确企业社会责任、建立和完善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从家电下乡看河南农村消费市场的开发

河南是家电下乡活动首批试点,在开发农村消费市场上取得了一定成绩,如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农村与城市消费市场增速差距,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农民收入低限制农村消费市场空间的释放等。通过对河南家电下乡活动的研究,给开发农村消费市场带来不少启示,如增加农民收入是开发农村消费市场的关键,改善消费硬环境、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转变农民消费观念是开发农村消费市场不容忽视的因素。     

新农合制度、随子女迁移与农村家庭养老

通过对广州市141份随子女迁移农村老人的调查问卷,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村家庭养老、子女异地迁移和“新农合”制度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高龄老人与健康情况欠佳的老人倾向于不随子女异地迁移,原因在于“新农合”异地报销受限的制度设计,因此进一步完善农村家庭养老制度,必须解决好农村医保跨地区转移和老人户口随子女迁移问题。     

城镇化背景下的户籍制度改革:方向、重心与路径选择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快速推进,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作用正在逐渐减弱,因此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探索方向与重心应开始转向如何通过革除当前户籍制度的利益分配功能进而实现公民利益权利的无差别化待遇,如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进而缩小城乡差距,以及如何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和质量进而解决城乡教育的"二元化"等一系列问题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