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内外冲击因素——基于BQ分解的实证研究

为了研究自19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经常账户出现持续顺差的内外部原因,本文利用Blanchard和Quah提出的对冲击进行长期约束的冲击分解方法,分析了内部冲击和外部冲击对我国经常账户失衡的冲击-传导机制。分析结论表明:我国经常账户失衡主要是由我国内部冲击因素导致的,并且,在样本期内,我国经常账户的波动也可以由其内部冲击分量来模拟。依据这些结论,本文提出了应对我国经常账户失衡的政策建议。     

全球经济失衡的持续性分析——基于国际资本流动与经常账户失衡的视角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国际资本净流动呈现了由众多顺差国几乎单一地流向美国的新趋势,由此形成的“对称性不调节解”加剧了全球经济失衡.金融危机促成的再平衡压力及各国采取的政策响应,虽使全球经济失衡有所缓解,但考察全球经常账户失衡的深度、分散度及持续性可以发现,两类再平衡举措的总体功效有限;实现全球经济均衡必须推进国际货币秩序、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失衡的决定因素: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分析

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经济目标,自从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以来正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本文通过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利用动态面板数据,分析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失衡的决定因素。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经常账户余额与贸易开放度、实际资本开放度和商品物价指数有着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的联系和原因分析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内外失衡严重,储蓄率过高、消费需求不足、投资低效、失业率上升和国际收支巨额双顺差同时并存,这种局面的出现虽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但根源在于内部失衡,调节内部失衡是解决内外失衡的根本保证。     

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及调整对策研究——基于2004—2013年数据分析

基于2004—2013年中国国际收支的相关数据,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失衡现象进行统计分析,认为失衡重点表现为由货物贸易顺差占主导的经常账户顺差、由直接投资顺差引起的资本与金融账户顺差,以及双顺差现象导致的巨额外汇储备。运用结构分析法分析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并提出扩大内需、改善外汇储备结构、调整出口结构三方面的对策建议。     

供求冲击与我国经济外部失衡——基于DSGE两国模型的模拟分析

文章为分析我国经济外部失衡问题,运用当前国际经济学领域先进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两国模型研究方法,模拟了在不同消费替代弹性下以技术冲击为代表的供给冲击和以货币冲击为代表的需求冲击对一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这两种冲击发生后该国的外部资产和汇率水平会从初始的0均衡状态偏离,而到最终收敛大约需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这可以很好地解释当前我国的经济外部失衡,文章也依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全球失衡问题的资产组合方法——对美国的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

基于国际收支货币分析理论的资产组合方法是研究全球失衡问题的一个新视角.这一方法关注一国净外部资产头寸的累积及其可持续性,理解和评估外部失衡的关键是净外部资产变动过程中的价值效应.用该方法对美国外部失衡所做的研究能够得到较为乐观的结论.我国持续贸易顺差并没有带来相应程度的财富累积,我国外部头寸的价值效应为负.我国对贸易顺差进行调整时必须考虑外部头寸价值变动所产生的平衡效应.同时,我国应适当调整外部头寸结构以降低外部财富损失的风险并积极参与东亚金融合作以抵御风险.     

基于心理账户分类的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来源分析

将当期城镇居民消费作为因变量,通过构建基础心理收入来源账户消费模型,结构上将自变量划分为现期城镇（非财产性）总收入、现期资产和预期收入三个因素,分析其分别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利用2005—2012年我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现期收入影响当期消费最为显著;而现期资产对当期消费有较小的影响;居民的预期收入对当期消费影响微弱。     

资本账户开放与国际金融冲击的传导——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本文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包括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小型开放经济模型,系统研究和比较资本管制与资本账户开放两种情况下,国外金融冲击、出口需求冲击对中国经济的不同影响和传导机制,并检验资本账户开放情形下应对国际冲击时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有效性。结果发现：当资本账户开放时,一国受到国外冲击的波动幅度远大于资本管制的情况;资本管制和资本账户开放对国际金融冲击传导机制的关键差异在于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互动关系,具体表现为劳动力转移的差异;在资本账户开放后,面对不同形式的国际冲击,货币数量型规则和混合型规则均能有效熨平经济波动。     

基于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双边数据的贸易收支弹性研究

有别于传统的总量分析,利用双边贸易收支模型考量人民币汇率波动与双边贸易收支的关系,能更深刻地揭示汇率波动与我国贸易收支的关系.研究发现,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对不同国家而言,不仅双边汇率对双边贸易收支的弹性系数大小不一样,而且双边汇率的波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方向也并不一致,这也说明了采用双边汇率和双边贸易收支样本比总量样本更具有针对性和实践意义.     

中国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汇率政策的运用与外部平衡保持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将导致市场准入程度的较大提高和各种外部冲击的显著增强。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入世后保持外部平衡的难度将会明显增大，经济外部失衡的潜在风险会进一步增加。为此，建立简明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中国贸易自由化、汇率政策与外部平衡的关系．并对理论分析进行实证检验，进而探讨我国入世后的相关政策取向是十分必要的。     

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的合理性评估:1994-2008

本文基于行为均衡汇率模型,采用1994年第1季度-2008年第2季度的时序数据样本,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测算了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并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合理性进行了评估.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基本面因素能较好地拟合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化过程;人民币实际汇率经历了三次低估和三次高估,但失调程度并不严重.     

实际外部财富、劳动生产率与人民币实际汇率——基于跨期一般均衡理论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构建关于实际外部财富、劳动生产率、贸易条件与实际汇率关系的跨时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然后利用1981-2009年相关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中国实际外部财富、贸易条件以及国内外两部门劳动生产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从长期看,中国实际外部财富的急剧攀升会引发人民币实际汇率快速升值;中国贸易部门相对非贸易部门劳动生产率上升会促使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而国外贸易部门相对非贸易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则会降低人民币实际汇率,净效应表现为劳动生产率并不能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币实际汇率的长期波动;中国贸易条件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不明显。短期内,中国实际外部财富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作用关系与长期一致。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保持人民币实际汇率相对稳定的政策建议。     

不同汇率制度下汇率传递时滞的实证分析——基于中国、日本、巴西、阿根廷四国数据

本文采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选取中国、日本、巴西和阿根廷作为样本,运用1996-2009年的季度数据,分别对四国的汇率传递时滞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不同汇率制度下,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汇率传递均存在时滞。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传递效应的时滞更长;在相对浮动的汇率制度下,汇率传递的时滞相对较短。本文样本中,中国的汇率传递时滞最长,为18个月。因此,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过程中,确定汇率波动区间以及考察汇率政策效果时,需要考虑汇率波动对国内物价影响时滞的长短。同时,受我国外汇市场化程度的影响,货币当局应当合理引导汇率预期,以适应货币政策目标的需要。     

风险补偿视角下的汇率传递及其国别差异——基于深圳和黄埔港出口数据的实证

本文基于2000年1月至2008年12月深圳和黄埔港口大类8位数HS编码出口商品月度单价,构建面板模型,研究经两港出口至美、德、英和日本商品的汇率传递效应及汇率预期对厂商定价的影响。实证显示,即期汇率传递率较高,厂商定价对人民币即期升（贬）值较敏感,且国别差异显著;出口商根据本币预期升（贬）值幅度相应调高（低）报价,以规避汇率风险。因此,汇率波动向出口商品本币价格的传导实际上存在两个渠道,当市场普遍预期未来汇率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即使即期名义汇率保持稳定,预期的改变可能已经悄然传导到价格上,并实际地影响到贸易量。     

中国富人慈善事业的现状与对策——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分析

由于受传统文化、激励机制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滞后的影响,中国的富人慈善事业存在着捐赠量较小、捐赠领域不均衡、慈善载体公信力不足等问题,未充分发挥其在实现社会公平方面的作用。文章利用社会交换理论,分析了从事社会慈善事业给富人自身及其拥有的企业、基金会等带来的内在和外在的收益,并有针对性地对其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