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江南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

遍布江南的乡村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息息相关。本文从消费偏好、交易行为和利益分配三个侧面，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缘于特定的社区亚文化，传统的庙会消费偏好，构成为不合理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阻滞着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的生成。近代乡村庙会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相扣联，具有经济理性而又无助的农民在庙市上的交易行为，是其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所作出的艰难选择。以庙市来枢纽家庭手工业品的农民，深受此类原始短期地方市场之害，而与其它利益既得阶层形成的鲜明反差。     

近代广东商人与西南边疆农家经济的变迁——以广西苍梧戎圩为个案研究

近代前后,广东商业移民是推动广西等西南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重要力量。本文依据方志、年鉴等方面的资料,以苍梧戎圩为个案,追踪考察近代广东商人的商贸活动对地处西南边陲的广西农家经济变迁之深刘影响。     

城居地主与近代江南农村经济

城居地主问题是目前近代经济史领域的前沿性课题，本文以近代江南地区城居地主为研究对象，力求客观地探讨了城居地主对农村经济所作出的投资和积极影响。     

多源扰动、生计资本与茶农生计转型研究

根据福建省安溪县231份茶农实地调研数据,利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评估和分析了茶农遭受多源扰动影响及其生计资本存量情况,并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茶农生计转型的关键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⑴不同生计策略类型的茶农遭受多源扰动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且存在生计资本结构不均衡问题,生计指数呈现由多样化的兼业综合型生计策略逐渐向单一的纯农业型生计策略减弱的态势;⑵技能培训、信贷能力、社会联结度、多源扰动影响强度是促进纯农业型茶农生计转型的正向驱动因素,而生产性设备数量、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组织参与、领导潜力和邻里信任度是阻碍其生计转型的主要因素。因此,提出促进纯农业型茶农生计转型的建议:提高技能培训的精准度和有效性,创新灵活多样的信贷方式,培育和壮大新型茶业经营主体,进一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健全公共信息服务供给机制。     

贫困山区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生计风险识别与评估

[目的]尽管2020年后我国已经全面脱贫,但脱贫农户仍然面临自然、市场、政策等多重生计风险冲击,非常容易再次掉入贫困陷阱。识别与评估贫困山区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生计风险,为政府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巩固脱贫成果提供实证依据,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方法]文章以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768户脱贫农户调查问卷为样本数据,运用ESI为综合评价指数,识别与评估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农户的生计风险。[结果]（1）样本区农业兼业型脱贫农户的户主平均年龄最大、家庭规模最小、劳动力数量最少、受教育程度相对最低;非农业兼业型脱贫农户的家庭规模最大;纯农型脱贫农户的家庭劳动力数量最多,且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相对最高。（2）不同生计策略类型脱贫的生计风险总值依次是纯农型>农业兼业型>非农业兼业型>非农业型,呈现出兼业程度越高,生计风险越小的特征;纯农型是所有类型脱贫农户中最脆弱的群体,生计风险和返贫风险都最大。[结论]当地政府一方面应积极帮助脱贫农户增强非农生计的能力;另一方面应完善农业生产配套设施,营造良好的外部基础设施环境,引导脱贫农户寻求适合自身资源的产业发展方式,提高其兼业水平和兼业质量...     

茶农生计资本、风险感知及其生计策略关系分析

以DFID模型为理论基础,引入茶农风险感知,构建茶农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运用福建4个茶叶主产区228份茶农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生计资本是影响茶农生计策略选择的核心要素,其中自然资本对其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而茶农风险感知对其生计策略选择有重要影响,其中自然风险和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对其影响最大。生计资本、风险感知以及生计策略等对茶农生计结果具有一定影响。     

生计资本对牧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分析

基于喀拉峻旅游区入户调研数据,应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生计资本对牧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喀拉峻旅游区牧户生计资本总量较低,各区域生计资本分布不均;生计资本及其指标是影响牧户选择生计策略的关键因素,也是实现可持续生计须关注的重点内容。因此建议:开展并鼓励牧民参加技能培训活动;合理实施"禁牧限牧"政策,及时调整放牧区与休牧区范围;搭建生产资料买卖"桥梁",提高旅游接待水平;拓宽融资渠道,规范草场租用协议,鼓励规模化养殖;建立健全村干部选举制度,发挥村民代表带头示范作用。     

农产品涨价对农户生产收益与家庭生计的影响研究

通过对湖南、江西两省的农产品价格调查研究后发现,当前主要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种植业收入增加大于因生产资料涨价而导致的生产性投入增加,但价格上涨对养殖业却带来一定冲击。同时,农户的生活支出亦相应增加,并且部分农产品还只能用于自身消费,农户需要负担部分或全部生产成本的增加额。由此可见,农产品价格上涨对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相当有限,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贫困农户的负担。因此,应有意识地引导农户对其生产结构进行适应性调整。     

农事的破坏与补救--近代江南地区的水旱灾害与农民群众的技术应对

近代时期，针对江南地区水旱灾害的威胁，为补救因正常农事活动遭到破坏而遭受的损失，人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技术措施，如补种、改种相关作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农业生产活动过程中的生态适应性。     

十六、十七世纪江南的生态农业(下)

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江南农业中，出现了一种新经营方式。这种经营方式体现了今日我们所说的生态农业的主要特点，通过改造资源，进行多样化的生产，同时利用食物链原理，对废物进行循环利用，从而降低了投入而增加的产出，达到了较高的生产率。这种生态农业最早出现在明代中期常熟的大经营中，明清之际时在嘉湖一带已相当普遍，并为小经营所采纳。这种生态农业在江南平原逐渐普及，为江南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概说

有关江南市镇的研究一向是明清社会经济史关注的热点，而从城乡关系的角度透视江南地方社会的讨论则显得比较薄弱。本文回顾了以往大陆、港台和海外学者研究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的主要脉络和学术取向，并对城乡界线及其运作机制等前沿问题作了必要的思考。     

明清江南人口职业结构变动的思考

本文从明清江南农村和城镇人口职业结构变动的角度，思考明清江南社会经济的变动轨迹。在前人和本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明清江南农村人口职业的非纯农化，城镇工商服务业人口的增加。促使人口职业结构和社会经济发生了变动。     

近代江南的市镇人口——以吴兴县为例

本文以吴兴县为例,对传统方志与其它文献中乌青、南浔、双林等市镇所谓的"烟火万家"的描述,以及近代以来这些大镇人口数量的变化,进行了仔细的辨析与对照。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清代苏州、湖州、嘉兴三府在1950年代初期的市镇与城镇数量的反差和人口的城镇化比率,作了细致的分析。文章认为,"烟火万家"的说法,只是一种一般性的文字描述,抑或是指市镇与周边乡村的人口总数,而并非单指市镇的镇区人口。清末民国地方自治时期的"市镇",实际上多系自治意义上的行政区划单位,这样的"市镇"人口,只是一种自治人口,而不是真正的市镇人口。明清江南市镇数量上的广泛性成长,与单个市镇的集约性成长之间,有着巨大的反差,而这种广泛性的成长,对江南地区人口城镇化的助益相当有限,不宜作过高的评价。     

典当业与江南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关系辨析

近代江南农村需要向典当融通资金的人口中 ,既有贫困阶层 ,也有富裕阶层。由于富裕阶层有价值的物品较多 ,组织生产、社会交往的支出较大 ,他们与典当的关系较为密切。作为农村传统贷款机构的典当业 ,是连结都市金融市场与农村社会生产的纽带 ,对调剂农村金融、保障农副业生产、稳定社会治安有着积极意义。典当业内部严格的管理 ,培养了一批通晓农村社会实际的职员 ,这些职员事实上成了现代农业公司的人才储备。在对农村服务的过程中 ,典当业与新式金融机构银行结成了相互补充、相互利用、共同发展的关系 ,成为更好地为农村服务的机构     

环境、农事与耕牛——近代江南地区耕牛的饲育与役用

本文从生态适应性的角度探讨环境、耕牛、人之间的关系。由于受环境的限制,近代江南地区的耕牛数量严重不足。基于此,围绕着耕牛的饲育与役用问题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过程,受农事节律的影响,这种社会关系与过程又表现出很强的季节性特点：春天是备耕的时节,因而也是耕牛交易的高涨时期,迫于需要,许多农家只好以高利贷的形式赊购耕牛;农忙时分,为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贫穷之家则通过租借等方式以获取牛力投入;农闲时分,为节省饲料等费用,许多农家便把耕牛卖掉。而在这一过程中。小农户表现得尤为明显。     

清代江南官员开发西北水利的思想主张与实践--唐鉴《畿辅水利备览》的撰述旨趣及历史地位

清嘉庆时，唐鉴编写并刊刻了《畿辅水利备览》。咸丰元年至三年（1851～1853）他两次向咸丰帝陈述其发展畿辅水利的思想主张，并把刻本进奏给朝廷。唐鉴认为，发展直隶水利，只应开垦直隶水田，不必深究河道问题，并论述了如何开展畿辅水利营田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唐鉴关心畿辅水利，既是他的学识和经历使然，又有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与经济原因。     

内聚与开放:棉花对近代华北乡村社会的影响

20世纪20－30年代，美棉的推广使得华北乡村社会的封闭状态产生了变化。在美棉引种、种植、管理、收获及棉花销售的过程中，引种和销售两个环节加强了村庄对外界的依赖，体现出开放性。种植到收获各个环节中的生产联合则基本上局限于村庄内部，仍保持传统的内聚性。这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体现出近代乡村社会的一种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