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维减贫效应

为探究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对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文章利用2015—2018年云南省福贡县农村多维贫困监测的面板数据,在分别测算村级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和多维贫困水平的基础上,构建时空关联分析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从整体和分区、分维度层面实证分析探测村级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以云南福贡县为研究区的实证结果表明,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村多维贫困存在减贫效应,且不同类型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在整体层面,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影响下,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服务的减贫效果较为突出,同时其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更为显著,表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减贫效应以直接效应为主。在分区层面,多维贫困程度较轻的中段地区其教育、公共文化及信息化服务的减贫效果较好,同时存在间接效应能够缓解邻近地区多维贫困的状况。其中,多维贫困程度较深的研究区北段和南段,其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服务的减贫效果尤为突出。     

财政分权、政府转移支付与农村贫困——基于预算内外和收支双重维度的门槛效应分析

财政分权是否有利于减缓贫困是国内外理论界近来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文章首先基于中国财政分权实践从理论层面系统阐释了预算内外收支分权影响贫困的作用机制,然后以政府转移支付作为门限变量,通过建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1995-2010年间我国财政分权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一是预算内收入与支出分权能够显著减少农村贫困,且预算内支出分权的减贫效果更加明显。二是预算外财政收支分权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预算外支出分权有利于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而预算外收入分权程度的增加会恶化农村贫困,但并不显著。三是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村贫困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当政府转移支付比例低于门限值0.6965时,中央政府增加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有利于缓解农村贫困;反之,则不利于减少农村贫困。     

旅游减贫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吗?

针对现有文献缺乏旅游减贫多维效果及空间效应研究,本文基于多维贫困视角,运用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包含经济、教育、医疗、生活与环境五个维度的贫困减缓评价指标体系,并在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共同构成的综合嵌套矩阵的基础上,分别运用空间自相关检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各维度贫困减缓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旅游发展对各维度贫困减缓的空间效应。主要结论有:(1)十年间,中国乡村旅游业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空间正向相关性,纳入空间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较好地揭示出区域间乡村旅游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十年间,各维度的减贫效果亦呈现显著空间正向相关性,表明各维度减贫效果存在着空间集聚特征。(3)十年间,旅游发展对经济、生活、环境等维度的贫困均具有显著减缓作用,更重要的发现是旅游发展在这三个减贫维度上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旅游发展对教育、医疗两个维度上贫困减缓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4)从空间异质性视角分析,旅游发展对经济减贫维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东部区域→中部区域→西部区域逐步递减规律;旅游发展对生活减贫维度和环境减贫维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均呈现出由东部区域→中部区域→西部区域逐渐增大特征。最后,论文就旅游减贫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多维相对贫困及空间效应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17—2019年数据,建立了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指标体系,测算了我国微观家庭层面与宏观地区层面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状况。并使用离散选择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宏微观结合地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收敛性、空间相关性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多维相对贫困消减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各省级行政区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收敛性与空间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在微观家庭层面上帮助减贫,还有助于在宏观地区层面上降低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在助力减贫的过程中对公平性问题的处理也相对较好,避免了“精英俘获”现象所导致的减贫效率低下与资源错配;数字普惠金融的多维减贫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家庭收入、就业、消费结构、主观感知与信息获取状况的改善。     

内生环境规制、FDI 与中国城市环境质量

关于开放条件下 FDI 环境效应的研究,关系到中国绿色发展的可持续性。文章基于 Copeland-Taylor 模型,将环境规制内生化于模型之中,分解并考察了 FDI 对本地环境质量的异质性影响。理论分析表明：(1)FDI 对本地环境质量的影响可以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收入效应;(2)FDI 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技术效应和收入效应为正,而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为负,且理论上存在 FDI 改善环境质量的门槛值。进一步地,文章选取二氧化硫浓度而非以往文献常用的污染物排放量表征城市环境质量,在地级市层面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现阶段 FDI 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收入效应总体上改善了中国的环境质量;(2)FDI 对环境的改善效果存在门槛值,即当 FDI 比重超过0.12时, FDI 的增加将导致环境质量的恶化。文章为当前我国如何有效地发挥 FDI 的改善环境作用以及制定更为灵活的引资政策和差异化的环境政策提供了启示。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分配与贫困减少——兼论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文章采用模型分析和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基于2000年以来分省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分配及贫困减少数据,分析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分配的减贫效应,并探讨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状况及来源。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依然对农村贫困减少发挥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收入分配的恶化会部分抵消收入增长的减贫作用;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城镇,工资性收入是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影响因素,家庭经营收入次之,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则相对较低。     

FDI与OFDI技术溢出协调对我国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推进我国经济绿色转型发展、培育内在驱动力,需要积极借助我国大规模FDI与OFDI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基于201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稳健性系统GMM动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考察FDI与OFDI技术溢出协调对我国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我国经济绿色发展已形成良好惯性;(2)FDI与OFDI技术溢出协调对我国经济绿色发展影响呈溢出增强效应,强于FDI技术溢出和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单向作用,且存在国内区域和技术溢出来源异质性,对中西部地区和来自“一带一路”沿线样本国家间技术溢出的拟合效果更强;(3)受FDI和OFDI投资规模及吸收能力影响,技术溢出协调的拟合作用呈显著非线性特征。     

中国对非投资促进非洲经济增长与减贫效应实证分析

在中非合作论坛的推动下,中国对非投资不断扩大,促进了非洲经济增长,推进构建高质量中非命运共同体。基于2005—2019年中国对非洲41国的投资数据,通过计量模型分析中国对非投资对非洲经济和贫困减少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对非投资通过提高被投资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加速资本形成以及健全制度等,进而促进非洲经济增长;(2)非洲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促进非洲减贫,尽管减贫速度慢于经济增长速度;(3)非洲各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通过人口迁移流入抑制了周边国家的贫困减少;(4)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的提高使得金融服务渗透到贫困地区,惠及更多贫困群体,有利于贫困群体通过金融服务脱贫,但金融资本会倾向于流入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减慢经济不发达国家脱贫速度;(5)对非援助未能有效减少非洲贫困反而会促使贫困地区进一步滋生贫困。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以下建议：坚持“九项工程”,积极推动对非投资;加强对非洲各国相关配套基础设施投资;推动非洲产业升级,完善非洲产业结构。     

经济不平衡增长条件下的减贫效应和分配效应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减少贫困作为重要的经济、社会问题,是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力图实现的重要目标。在对贫困问题的分析范式中,不断注重不同发展水平下如何减少贫困,以及在分配制度的影响下减少贫困的可能性和持续性。以陕西省关中、陕南、陕北为例探讨减贫效应和分配效应。     

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对城市减贫的影响

本文基于对贫困的分解,运用贫困弹性的动态特征,选取《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城市住户分组数据,深入分析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因素对中国1991-2009年间城市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高速的经济增长对我国城市绝对贫困率下降起决定性作用,但收入分配恶化对城市相对贫困率上升有显著影响。(2)收入水平越高,则收入因素对城市减贫的促进作用越强,且分配因素所引起的贫困变动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则收入因素对城市减贫的促进作用越弱,且分配因素所引起的贫困变动越小。因此,我国今后的城市减贫,应在继续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以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为重点。     

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减贫效应及门槛特征——基于空间异质性的分析

文章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考察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与贫困发生率的非线性空间联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减贫效应明显,且具有空间外溢性,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与贫困发生率在空间上呈非均衡分布;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减贫效应存在门槛特征,减贫弹性随着公共卫生投入强度和医疗保障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先提高后降低。     

我国贸易开放、FDI与环境效应

文章以工业SO_2的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为污染指标,采用我国1993—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以修正的ACT模型实证分析了贸易开放、FDI对环境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规模效应大于技术效应,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成立;(2)污染避难所假说和要素禀赋假说在我国得到验证,前者对环境有消极影响,后者对环境有积极影响,贸易开放总体增加了环境污染,但综合影响较小;(3)FDI对我国环境具有较小的积极影响。     

FDI与环境污染:溢出效应还是污染效应?——基于异质性双边随机前沿模型的分析

基于2004—2016年我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测度了FDI对环境的污染效应、溢出效应及其净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FDI的溢出效应降低了环境污染排放,污染效应加剧了污染排放,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FDI对环境污染的净效应为正值;(2)FDI对环境污染的净效应在不同年份、不同省份和不同地区均显著为负,但是FDI的污染净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呈递减趋势;(3)通过不同FDI水平影响环境污染的作用进行分析发现,FDI加剧环境污染的净效应随FDI水平的增加而呈现递增趋势;(4)人力资本分组研究发现,FDI加剧环境污染的净效应随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呈现递减趋势。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减贫效应——基于1991-2004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CHNS数据,计算FGT指数,分解贫困变动,计算贫困弹性及减贫增长率。发现减贫效果具有波动性,经济增长对减贫具有正效应,但收入分配在不同时期减贫效应不同。1991-1997年贫困人口从经济中获益低于非贫困人口,1997-2004年与此相反。2000-2004年间,经济增长对赤贫不利,而收入分配对赤贫有利。政策含义在于,制定减贫政策时,既要考虑经济增长又要考虑收入分配;在贫困人口内部,根据遭受贫困的程度,制定不同的减贫政策;进行减贫评估时关注贫困人口构成。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空间分布的显著非均衡性引发了大量有关FDI区位选择的经验研究,但相关研究往往忽视了FDI的空间依赖性对其区域分布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选取我国1990-2004年28个省区的数据资料,从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两方面对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考察FDI的空间相关性对我国FDI地区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现实FDI地区分布的拟合效果更好、解释力更强;我国各省FDI的区位分布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相邻地区吸引外资的增加能够带动本地区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     

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非线性效应的存在性及触发条件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财政政策与私人消费关系的理论模型,初步证明了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可能存在的非线性效应以及财政政策究竟发挥何种效应是由触发条件内生决定的事实。在此基础上文章运用门限模型,将触发条件量化为门限指示变量,并以1993年1月至2009年11月的月度数据为样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在样本期内,财政支出政策对私人消费总体上表现为凯恩斯效应,与此相对的是税收政策表现为显著的非线性效应,并以税收增长率0.287为临界值,财政政策从凯恩斯区制向非凯恩斯区制转移;(2)我国财政政策非凯恩斯区制与高通胀区制高度吻合,即在经济出现高通胀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可能引发非凯恩斯效应;(3)我国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乘数效应并不明显。故政府应对财政政策做出适当的调整,在积极解决当前高通胀问题的同时,确保私人消费有效增长。     

基于DSR模型的三峡库区贫困的时空演变分析——生态减贫视角

基于驱动力—状态—响应(DSR)模型,从生态视角提出了减贫指数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BP神经网络进行测度,再通过脱钩分析探讨了三峡库区的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发展关系,最后运用GIS分析了三峡库区综合减贫压力的时间规律及空间分布。研究发现:(1)2007—2013年间,三峡库区扶贫压力在减轻的同时,76%的区县社会经济发展以超速的生态破坏为代价;(2)库首地区的综合减贫指数东高西低,呈现两极分化趋势;(3)库中地区贫困"塌陷",形成库区"发展分散,贫困集聚"的局面;(4)库尾呈现"生态—经济恶性循环"趋势。基于以上研究发现,从生态视角出发提出了旨在改善库区贫困问题的对策建议。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合资、合作、独资模式的比较分析

考虑到外资准入模式对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影响,利用分段检验的方法从总量层面检验了我国FDI在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上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从FDI结构层面检验并比较了三种外资准入模式下(中外合作、中外合资、外商独资)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结果显示:不同的外资准入模式下,FDI的技术溢出效率存在差异,其中中外合资最大,其次是外商独资,最后是中外合作.我国当前外商“独资化”趋势不利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外资政策应因势利导、趋利避害.     

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是"三农"问题中的主要内容。本文阐述了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减贫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然后定义一族新的洛伦兹曲线,构造我国农村家庭收入的分布密度函数,并对"贫困一增长一不平等"减贫效应分解方法进行修正。进而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的农村家庭数据,对1991—2009年东部、中西部省份收入增长与分配结构扭曲的农村减贫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增长使得贫困入口比例下降,但分配不公平降低了减贫速度,并导致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不断萎缩。对比分析发现,中西部省份比东部沿海省份、2000年之后比之前的分配不公平程度更为严重。另外,基于Blinder-Oaxaca工资差异方程的分解结果表明,促进农户增收的个体层面影响因素依次为非农经济活动、受教育水平、地理位置和耕地面积,而现阶段贫困家庭非农经济活动参与率偏低和受教育水平增长缓慢是其收入增长的最大障碍。     

中国东、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基于1979—2008年PanelData模型的分析

以1979—2008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的FDI、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以及GDP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通过Panel Data模型,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进行了计量分析,同时还比较了1990年之后的计算结果。从而得出以下结论：FDI对各地区的国内投资没有明显的挤入挤出效应,主要是一种平行影响;全国数据在三十年间呈挤入效应,最近二十年间却呈现挤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