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资本化和中国地区金融扩张

过去十余年中国金融中介扩张的速度非常引人注目,文章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土地资本化角度对此进行了解读.文章基于不同的模型设定——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以及不同的工具变量策略——滞后期工具变量、外部工具变量以及动态面板模型设定下内部工具变量和外部工具变量的组合,控制了有关变量的内生性.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人均收入和其他反映中国省际经济差异的重要特征,以及有效解决有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之后,土地资本化显著促进了我国省际金融中介的扩张.中国式土地供给不仅具有“土地财政”效应,还存在宏观资本金融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基于Meta回归分析方法的再分析

本文应用Meta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国内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32篇论文,结果表明,若实证研究选择面板数据作为样本,会比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得出更高的溢出效应;若选择省际层面或行业层面的数据,则比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估计的溢出效应更高;若样本数据涉及的年限越长,估计出的溢出效应也越大;普通最小二乘法比其他的估计方法(如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动态化模型)得到的溢出效应更高;若实证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控制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内生性问题,那么比没有考虑内生性得出的溢出效应更低。     

贸易开放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2013年数据,考察了贸易开放对城镇居民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利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偏误后的估计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可以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异质性分析显示低技能女性劳动力从贸易开放中获益更多;背后的机制在于贸易开放通过行业垄断性和产业结构对性别工资差距产生了影响.因此,提高女性人...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估计及在国际贸易研究中的应用

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企业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能力。估计生产率时,将面临联立方程偏差和样本选择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传统对策包括工具变量法、固定效应法和一阶条件法,最新进展包括代理变量法和动态面板法。随着微观数据可得性提高及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发展,贸易、资本流动和生产率的关系以及不同企业的生产率比较成为国际贸易研究的热点。未来,应关注投入要素市场改革、中美经贸摩擦和经贸格局重构、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金砖国家贸易增长、高碳产业转移与碳排放

首先计算出1998—2014年金砖国家与美国贸易间高碳产业与低碳产业的净出口消费指数,通过对比分析该指数研究是否存在高碳产业跨国界转移现象。然后基于静态模型与动态模型,以及工具变量法和广义矩估计控制相关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利用金砖国家1992—2012年的面板数据考察国际贸易与碳排放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碳产业与低碳产业均发生了产业转移,并且表现为双向转移;国际贸易开放度提高使得金砖国家碳排放以及人均碳排放增加。由此,笔者认为金砖国家应优化贸易结构,以减少对其贸易伙伴国的隐含碳排放。     

长三角地区贸易开放度与雾霾污染的关系研究

在加强大气污染防治、打赢蓝天保卫战的行动规划指导下,探寻贸易与环境间的协调机制变得尤为重要。文章基于1998—2016年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面板数据,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2SLS回归估计,研究贸易开放度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将会加重雾霾污染水平,且出口开放度的影响效应大于进口,"污染避风港假说"在该区是成立的。此外,长三角地区人均收入和雾霾污染之间呈现正"U"型关系。针对上述结论,文章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并从贸易开放、产业结构、公众意识等方面提出有关雾霾治理的政策性建议。     

家庭医疗支出的邻里效应分析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本文检验了单个家庭的医疗支出是否受到社区或村落内其他家庭医疗支出的影响.OLS模型及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户主、家庭、社区或村落等相关变量,考虑到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后,家庭医疗支出依然存在显著的邻里效应,估计结果稳健.同一社区或村落家庭的平均医疗支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家庭的医疗支出增加0.114个百分点.追求更满意的医疗条件、更高的医疗水平和名医是邻里效应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     

注意力配置、互联网搜索与国际贸易

经济主体的有限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注意力通过降低信源熵值、减少不确定性影响经济行为。开放条件下,注意力的国家间配置会影响一国贸易规模及其空间分布。本文结合不确定性理论、信息论和注意力理论进行论证,认为注意力配置通过信息获取、降低不确定性来影响国际贸易。实证方面,本文利用2006—2016年中国对世界各国的百度搜索指数作为注意力配置的代理变量,采用各国自然文化遗产数量作为互联网搜索指数的工具变量,并结合同期中国双边六分位贸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注意力配置会影响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和贸易模式;注意力配置主要通过降低不确定性渠道促进国际贸易;在考虑了零贸易、其他信息指标、内生性因素后结论依然显著。本文结论意味着,"开放发展"不仅包括有形市场开放(商品市场、服务市场和要素市场等),还应包括经济主体的注意力开放,表明经济主体的国际化视野也是影响一国开放绩效的重要变量。     

服务贸易自由化能否促进中国企业创新

在一个企业生产与创新决策模型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活动的作用机制,然后利用2001~2007年世界银行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构建服务开放渗透率和创新强度指标,并运用Tobit模型实证检验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强度;从细分服务行业来看,金融、分销和专业服务部门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明显;以同期巴西服务开放渗透率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并使用Heckman两阶段估计等方法进行多角度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民营企业以及高服务使用率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研究结果表明,持续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是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和技术升级的有效途径。     

约书亚·安格里斯特对经验微观经济学的贡献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约书亚·安格里斯特为推动经验微观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将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工具变量法和自然实验方法与理念广泛应用到经验微观经济学领域,收集和提供切实可靠的经验材料或客观数据,对相关问题进行经验描述并揭示其内在机制。本文从教育的经济回报、教学激励措施的实施效果、班级规模效应、同伴效应、家庭与劳动供给、特许学校实施效果和非实验性微观数据计量分析等方面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评介。     

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的内在联系——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对外开放包括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两个维度,但是学者们一般将两者分开进行研究,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的政策次序问题上。所以本文首先对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之间的联系渠道做了简单的理论分析,然后利用43个国家1982—2003年的数据建立了包含贸易开放度和金融开放度两个变量的PVAR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动态联系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的结果证实贸易开放对金融开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金融开放对贸易开放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对于金融一体化程度不同的国家而言,这些结论并不一致。     

封闭经济约束与城乡居民 消费过度敏感性变动

封闭经济约束为解释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提供了来自经济一体化的新视角。本文利用1985-2007年中国省际城乡面板数据考察省级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变动，以验证封闭经济约束假说是否适用于中国。本文研究发现：省级居民消费存在过度敏感性，但剥离全国层面消费和收入总体波动后，敏感性会稳健地明显降低。消费过度敏感性的变动表明，省级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主要归因于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国际商品和金融市场相对于各省份之间国内商品和金融市场的更封闭。为有效提振居民消费需求以扩大内需，亟须通过提高金融和商品贸易开放水平并拓展贸易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来纠正居民消费过度敏感性，尽快完善金融体系运行机制、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落实贸易市场多元化和产品多样化战略、降低内陆地区对外贸易的物流成本是重要政策手段。     

贸易开放对中国区域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1987-2009

本文在新增长理论和空间经济学框架下,构建贸易开放与区域增长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1987—2009年间中国省际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省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层面的增长均存在空间相关性;控制空间相关性后,贸易开放对省域经济的增长效应为正,伴有空间收敛与发散双向效应,并因地区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差异而存在空间异质性;产业层面的空间效应体现了产业特征,与整体经济并不完全相同。     

贸易开放对城镇居民收入及分配的影响

本文运用2002年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数据,检验了贸易开放对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开放对收入水平具有显著并稳健的正向效应。本文进一步验证了贸易开放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结果显示:总体来看,贸易开放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影响大于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影响;贸易开放对外资企业职工收入的影响大于对其他企业类型职工收入的影响;贸易开放对资本报酬者的影响大于对劳动报酬者的影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内的收入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开放程度不均衡,一些地区和居民被排除在开放利益之外造成的。     

Nonlinearity between Trade Openne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utilizes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threshold regressions approach to reassess the trade–development link. It finds evidence that trade openness contributes to uneven development. Greater trade openness tends to have beneficial effects on real development of high‐income countries. For low‐income ones, however, trade openness appears to influence real income in a significant and negative way. The data also reveal that greater trade opennes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capital accumulation,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high‐income countries, but a negative impact in low‐income ones.     

自然开放度、政策导向开放度与劳动生产率提升——理论和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李嘉图模型为基础,分析了贸易开放对提升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效应。本文使用1994-2005年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就贸易开放对提升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所产生的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两个重要的分析结果:第一,贸易开放可以通过比较优势来确定一国专业化产品的生产,如果一国的比较优势存在于干中学系数较大的部门,贸易开放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但若一国的比较优势存在于干中学系数较小的部门,贸易开放将降低劳动生产率;第二,本文将贸易开放度分解为自然开放度和政策导向开放度,结果发现,当自然开放度较小时,政策导向开放度的增加将降低劳动生产率;当自然开放度较大时,政策开放度的增加将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open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A causality analysis with heterogeneous panel data

We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causal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using new advancements in the econometric methodology for heterogeneous panel data applied to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First, we test for dependencies between the units of cross‐section (countries) and then we test for cointegration between growth and openness. Finally, we test for Granger causality using a heterogeneous panel data test. The results reject the hypothesis of general, unidirectional, and homogene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open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s a group. However, considering heterogeneity, we found significant evidence of causality from trade liberaliz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in Chile, Peru, Nicaragua, and Uruguay; we have found bidirectional causality in Mexico and Honduras; and a causal relationship from economic growth to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Colombia, Costa Rica, Guatemala, and the Dominican Republic.     

新贸易理论:证据再反思

产业内贸易常被作为支持“新贸易理论”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这一观察提出了若干质疑。建立在68个国家数据基础上的静态和动态计量模型结果显示,经济规模、消费者偏好、地理位置、贸易不均衡以及贸易环境(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等因素,在短期和长期都对产业内贸易产生影响。这些发现促使“新贸易理论”重新去审视支持它的“证据”。     

新贸易理论:证据再反思

产业内贸易常被作为支持"新贸易理论"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该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这一观察提出了若干质疑.建立在68个国家数据基础上的静态和动态计量模型结果显示,经济规模、消费者偏好、地理位置、贸易不均衡以及贸易环境(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等因素,在短期和长期都对产业内贸易产生影响.这些发现促使"新贸易理论"重新去审视支持它的"证据".     

Trade and unemployment: What do the data say?

This paper documents a robust empirical regularity: in the long-run, higher trade openness is associated with a lower struc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We establish this fact using: (i) panel data from 20 OECD countries, (ii) cross-sectional data on a larger set of countries. The time structure of the panel data allows us to control for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whereas cross-sectional data make it possible to instrument openness by its geographical component. In both setups, we purge the data of business cycle effects, include a host of institutional and geographical variables, and control for within-country trade. Our main finding is robust to various definitions of unemployment rates and openness measures. Our benchmark specification suggests that a 10 percentage point increase in total trade openness reduces aggregate unemployment by about three quarters of one percentage 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