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视角下财政分权制度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财政体制从原先的统收统支到当前的分税财政体制,经历了多次改革,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的推出,加快了财政体制改革进程。但在具体财政实践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尤其是近年来,地方融资平台以及地方债的冲击,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提出,给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问题,这要求我国对财政分权体制做进一步的改革。当前尤其应该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公共支出责任、建立和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系、健全地方税收体系并进行政府行政层级等配套改革。     

如何解释省内财政分权:一项基于中国实证数据的研究

省内财政分权的决定因素是当前财政分权研究的新的分支。尽管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省内财政支出分权差异极大。文章对如何解释省内财政分权,省内财政分权的差异有什么样的政策启示进行了研究。基于1995年至2006年的面板数据,文章应用固定效应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方法来研究省内分权的决定因素。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获得中央资助最多的省份,省内支出分权的程度最低。研究表明,中间层级政府(主要指省级政府)也有截留转移支付的可能。基于新的委托代理理论,文章认为,中国需要考虑建立更加透明、有效率的转移支付体系。而省内支出分权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规范。     

财政分权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

世界银行力主分权化改革，但是财政分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备有争议。     

规范财政分权,完善财政体制——评《财政分权与完善地方财政体制研究》

在我国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构成中,大约有50%的收入和80%的支出发生在地方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疆域广阔、人口众多、地方千差万别的发展中大国,研究地方财政体制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省以下财政体制的规范与否,直接影响到中央与地方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整体效果,政府间财政关系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取决于地方财政问题的恰当处理。     

中国式财政分权问题探讨

近年来,财政分权问题受到世界各国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对财政分权理论的概述,理解中国式财政分权的实践经验,具体分析了中国式财政分权的特点、已有成果及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两个具有可行性的改革方向：建立和完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财政分权下中国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探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和变化,特别在经过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已基本建立起了全国范围的财政分权体制,近年来我国财政分权制度日益完善,但也出现了许多体制结构的问题,其中地方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是其最显著的表现之一.转型时期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是促进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得以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本文从财政分权角度入手,分析地方公共服务供给影响机制及我国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的一点见解,以期对财政分权下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问题有所借鉴.     

财政分权、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债务

在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政策背景下,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成为我国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点。文章基于我国2013—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财政分权、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债务的关系。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越多地通过出让土地资源获得土地财政收入,就会越少地将土地资源抵押或质押,从而削弱了隐性债务的扩张,土地财政与隐性债务呈现相互替代的作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财政压力就越大,地方政府就越需要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资金来源,从而推动了隐性债务的扩张。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分权程度的上升,会削弱地方政府的债务偿还能力,促使地方政府以土地作为偿还地方债务的保证,削弱土地财政与地方债务的替代效应。结论丰富了财政分权、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债务影响效应的研究,为控制地方政府债务,尤其是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提供对策建议。     

财政分权、地区间竞争与中国经济波动

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中国转型经济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多级政府结构往往为传统的财政政策文献所忽略。本文将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结构引入主流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考察财政分权下地方性财政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1)具有财政分权的多级政府基准模型可以解释约64%的总产出波动、47%的投资波动以及62%的消费波动;(2)地方性公共投资对本地经济具有促进作用,同时通过地区间贸易对其他地区产生正的溢出效应;且该溢出效应会随着地区间财政竞争程度的加深而显著加强,因此财政竞争为地方性投资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传导机制;(3)反事实分析表明,深度财政分权会在短期内加强地方财政支出的波动效应而削弱中央财政支出的波动效应,同时又在长期提高整个经济总产出与社会总福利。本文为定量研究我国经济转型期的财政政策动态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异化

作为财政体制改革的后果,财政分权导致政府间财政竞争,并改变了财政均等状况。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尤其是官员委任制以及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使得政府间财政竞争更易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呈现结构性扭曲。因此,制订合理的政绩考核标准,并相应调整财政体制是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当务之急。     

财政分权、环境分权与环境污染

利用中国30个省(市、区)2000-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方法探究了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的减排效应,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加剧了中国环境污染水平,意味着财政和环境的分权治理并不利于中国生态环境优化。引入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则表明,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财政分权和环境分权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替代关系,即中国式财政分权背景下环境分权有利于降低中国环境污染水平。     

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反常"关系研究

本文对1982—2004年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段研究结果表明,1982—1993年二者的关系基本上可以证明是负相关的;1994—2004年二者的关系尚不明晰。整个样本时段内,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处于"反常"的"U型"关系。这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观点相悖,且也背离了普遍认同的"财政分权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对H.Davoodi,D.Xie,and H.Zou的两篇文章中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了改进;把地方财政决算支出占国家决算支出的比重看作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并利用1986-2004年间的数据对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两组回归分析。发现在1986-1990年间我国的财政分权的比重过高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在1991-2004年间我国的财政分权程度与我国的最大化经济增长相符。最后,对得出的统计结论进行了充分的解释。     

财政分权的中国模式与OECD模式——分税制是财政集权吗

本文在完整的财政分权内涵上比较分析了1995—2009年中国与OECD国家的财政分权情况,结果发现,不管是收入还是支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呈现出中国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和OECD政治分权下的财政集权两种模式。中国的财政支出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和财政均等化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这在OECD国家是不显著的。在中国的财政分权结构中,结构偏向的经济性支出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重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扩张的预算外支出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所谓“事权与财权匹配”问题的实质是公共职责不清晰和预算软约束的地方政府收支扩张的财政机会主义倾向。财政分权改革的后续深化方向是在明确规范化地方政府公共职责和硬化预算约束的基础上适度财政集权化。     

财政分权、政府激励与环境治理

本文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了在财政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激励模式对环境污染和治理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以GDP为考核指标的激励下,财政分权显著地提高了各种工业污染的排放量,降低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额;同时,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剧了环境污染程度和治理难度.环境问题的改善需要相关部门对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做出适当调整,地方政府应在其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中国式财政分权:一个扩展的分析框架

中国式财政分权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的体制保障。中国式财政分权属于"行政性一致同意"型分权模式,是中央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因此,来自顶层的政治与财政激励以及官员自身的私人激励使地方政府具有发展经济的强劲动力,而"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缺失、法治基础薄弱、标尺竞争压力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未来的改革应从官员治理、制度设计、人民主权和监督机制四个方面着手,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国家长治久安保驾护航。     

论财政分权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

以往关于通货膨胀成因的判断往往仅关注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或投资过度两个层面,这是不全面的。以制度变革方面看,中国式财政分权通过货币供应量和国内投资两个层面而引发通货膨胀。中国式财政分权与通货膨胀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分税制改革有助于减轻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外商直接投资、国内投资和货币供应量引发了通货膨胀的上升,而贸易开放度则抑制了中国通货膨胀。     

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科教文公共服务供给的实证分析

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的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供给缺乏财政激励,本文运用计量方法检验了财政分权与科教文类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文教卫类公共服务供给有促进作用,但地方自有财政收入与其却呈反向关系,这表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对教科卫类公共服务供给起到积极作用。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中国经济转型：一个评述

1979年中国改革之初,中央政府由于面临财政压力,首先实行了向地方政府进行财政分权,向国有企业“放权让利”等一系列分权改革措施。近年来,人们逐渐注意到,改革之初及经济转型过程中所进行的这些分权改革对中国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