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对中国收入不平等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发现,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它对农村居民和低收入者的负面影响要显著大于城市居民和高收入者。此外,收入不平等除了自身对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负面影响外,还通过社会犯罪间接地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     

收入、工作单位与主观幸福感——基于武汉市城镇居民的调查分析

基于2007年武汉市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数据,本文对收入、工作单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影响,而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有负影响,收入-幸福悖论并不成立。同时,在控制其他因素后,与在政府机关及国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个体相比,在其他单位工作的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更低;如果考虑不同工作单位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所产生的影响,随着在其他单位工作的人的收入增加,由于工作单位的性质差异导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在两者之间逐渐缩小。     

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一个综合分析框架

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分析近20年来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变化,发现中国存在"收入-幸福悖论"现象。构建一个基于人口学、经济、家庭、工作、人际关系和情感等因素的综合框架分析发现,这些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经济、家庭、工作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大,收入高、信任家庭、对工作满意、人际关系和谐、情感积极的人幸福感较强。这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须大力推进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科学协调好发展经济与满足居民不断提升的多层次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而切实增进居民幸福感。     

广东贫困县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调研报告

通过调查分析广东丰顺县（省级贫困县）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主观幸福感,探究影响贫困山区老年人幸福感的因素。以丰顺县210位老人（年龄大于60岁）作为研究对象,以坎贝尔幸福指数量表和自编的老年人一般资料调查表作为测量工具,进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结果显示210位老年人平均幸福感指数为10．52±1．891,相对较高,1995年国内姚春生等人所做测试,幸福感指数全量表分数（X±SD）仅为5．1159±2．0282。数据分析显示,老年人婚姻状况、子女数量、养老环境、身体状况、受教育程度、兴趣爱好、自我价值感、自我效能感、家庭关系、其他社会人际关系、经济收入、社会关注与支持以及宗教信仰等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差异显著。而年龄和性别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差异不显著。     

幸福,赚钱还是花钱??

文章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了幸福函数,对比考察了货币因素中的消费与收入对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因素的具体数值以及相对变化对个人主观幸福感均具有显著影响,无论是消费还是收入的增加都能显著提升个人幸福感,而花钱比赚钱更有利于提升个人幸福感。由于家庭的初始货币因素存在差异,以及受环境适应惯性和棘轮效应影响,相对于收入不平等的变动,个人幸福感对消费不平等的变动更加敏感;相对于就业样本,非就业样本对货币因素的变动更加敏感。“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在收入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注重居民家庭相对地位的改善,引导理性消费,满足消费需求,考虑异质性,则有利于提升国民幸福。     

住房不平等与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立足于多层次线性模型的分析

笔者基于CGSS2005调查数据,采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住房不平等对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存在区域差异;城市居民住房的绝对不平等影响了其幸福感,住房数量显著提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住房面积对幸福感呈现倒U型的影响;居民住房的相对不平等对幸福感具有显著负向效应;区域住房不平等(住房基尼系数)与幸福感呈现出倒U型关系,临界点在0.325左右,当低于临界点时,区域不平等的扩大会提高居民的幸福感,但超过了临界点则导致居民幸福感的下降.     

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文章以我国住户调查数据为基础,经验性地讨论了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表明,绝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联,即便控制了相对收入效应,绝对收入的影响仍较显著.因此无论是相对意义还是绝对意义,收入仍然是提升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但是另一方面,主观幸福感与收入水平之间的相关程度并不高,主观幸福感决定中的非收入因素也值得进一步关注.     

社会参与、社会公平、人际信任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基于北京市16区居民的抽样调查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巨大转变,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不局限于经济因素。基于此,利用2017年对北京市16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调查数据,采用OLS估计方法,分析居民社会参与、社会公平、人际信任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居民社会参与、社会公平和人际信任显著地正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社会参与和社会公平对农业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大于非农业籍居民,而人际信任对非农业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却大于农业籍居民;非城六区居民主观幸福感受社会参与、社会公平、内核层信任和外层信任的影响程度大于城六区居民,仅有中间层信任的影响程度是城六区居民大于非城六区居民。     

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及其对科学发展观的启示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失业、通货膨胀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主观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受公平、社会资本、人口统计变量、生态环境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幸福经济学对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启示在于,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不是财富最大化,而是人的幸福水平最大化,政府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公平分配、控制通货膨胀、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     

职业、收入、社会满意度:多阶层收入—幸福关系比较分析

文章运用调查数据对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目前幸福指数进行分析,发现幸福状况与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关系曲线呈多斜率阶梯上升趋势。职业、收入、社会状况的满意度在六大幸福影响因子中处中等水平,且分值低于幸福指数,成为拉低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这一情况表明,在目前我国,改善职业环境、关注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改善以及提高社会公平公正满意度,对于提升国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     

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

本文讨论了不同人群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在对概率模型进行分解分析的基础上,对城乡之间以及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的结论发现,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主要是由于预期的满足程度、收入变化预期、对生活状态改善的评价等差异所引起的;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则主要是由收入效应导致的。     

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国际的经验与国内的证据

本文对国内外有关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文献进行了整理、回顾和评述,大部分研究表明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一定的影响,但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力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程度比较低,而且随着收入层次高低不同而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跨时的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并没有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快速的增长.相对收入、相对剥夺对主观幸福感起决定作用,和绝对收入相比,它们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更大,相关性也更强.通过对现有成果的简单总结,从中可以得到重要的启示.     

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结构剖析与评价——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3年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从“个人特征”社会资本特征”“生态环境特征”“公共服务保障”四个层面构建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结构模型框架,进而实现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结构剖析与评价.分析结果表明,上述四个层面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潜在传导路径均显著,其中“个人特征”“社会资本特征”与主观幸福感间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17和0.29,影响程度较深;“公共服务保障”“生态环境特征”与主观幸福感间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09和0.08,影响程度相对较弱.中国政府在制定意在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政策过程中,应加强公共服务建设,同时关注人居环境的改善,进而增强“生态环境特征”“公共服务保障”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能力.     

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

本文讨论了不同人群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在对概率模型进行分解分析的基础上，对城乡之间以及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的结论发现，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主要是由于预期的满足程度、收入变化预期、对生活状态改善的评价等差异所引起的；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则主要是由收入效应导致的。     

转型背景下的居民主观收入不平等与再分配偏好——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分析

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引起社会普遍不满和对社会稳定构成实质威胁的是居民主观层面所不认可的收入分配格局。本文尝试考察我国居民的主观收入不平等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在将主观收入不平等合理分解为认可的不平等和不认可的不平等基础上,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本文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居民认可的收入不平等与再分配偏好显著负相关,而不认可的收入不平等与再分配偏好显著正相关。此外,公平认知对居民的主观收入不平等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当前政府的改革应该从消除体制性障碍入手,特别是要消除行业垄断、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等,创造一个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为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提供制度保障。     

社会流动影响居民幸福感吗——来自中国转型期的经验证据

利用CGSS数据分析我国社会流动、机会不均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论显示:(1)与父代的职业地位相比,子代向下的社会流动将会显著降低其主观幸福感,而向上的社会流动并没有显著地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2)机会不均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十分显著,它与向下社会流动的交互效应对居民的幸福感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意味着机会不平等感知增强了社会不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     

努力对机会不平等的影响:测度与比较

本文致力于检验当全体居民的努力提高之后,由外部环境差异导致的收入分配机会不平等能否显著降低,从而回答"努力能否改变命运"的问题。具体而言,本文将CGSS样本按出生年代划分为"50后"、"60后"、"70后"和"80后"四个群体,采用基于随机参数Logit模型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构造所有个体均付出最高努力时的"反事实"收入分布,测算并比较实际收入分布和"反事实"收入分布的机会不平等指数,从而检验努力提高能否改善收入分配的机会不平等程度。结果显示,四个出生年代居民的收入分配机会不平等占比达到35%-43%;当所有个体的努力达到最高程度时,"50后"居民的收入分配机会不平等仅降低4.98%,"60后"和"70后"居民机会不平等的降幅高达50%左右,而"80后"居民机会不平等则降低22%;优势和劣势环境群体因努力程度提高而实现的收入增长幅度不同,是不同出生年代机会不平等指数降幅存在明显差异的原因。本文认为,政府应致力于弱化外部环境的影响,提高努力的回报,对因外部环境不利而陷入贫困的居民进行重点救助,为弱势群体通过努力改变命运创建足够的平台和畅通的渠道。     

跨省流动就业人口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重庆户籍人口为例

采用重庆市人口计生委于2012年进行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获得的大样本微观数据,运用排序模型研究了重庆户籍跨省流动就业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大部分为"一般"和"幸福";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收入、房租、子女是否在身边、流入地(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对流入城市的偏好、他们认为流入地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态度、在流入城市工作年限以及是否计划长期在流入城市工作均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但受教育程度、户口类型以及他们是否能够享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影响却并不明显。     

幸福满意度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一般说来，居民幸福感越强越不愿意冒险，对未来期待越多，短期行为越少，因此其在进行投资时可能更为保守。为了考察居民幸福满意度对其投资决策的影响，本文采用2001～2010年中国省级区域居民幸福感指数与省级区域家庭资产结构数据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幸福满意度与储蓄、保险等保守型投资产品显著正相关，与捐赠支出显著正相关，与养老金购买支出正相关但不显著；与彩票购买支出显著负相关，与证券购买负相关但不显著。这种显著关系是稳健的，即使控制了收入等传统解释变量、采用不同的幸福满意度指标、对内生性问题进行技术处理之后，这种显著关系仍然成立。本文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对保险、储蓄、捐赠等投资项目的推销，针对幸福满意度高的人群可能更加有效。     

收入差距、居民幸福感与公共支出政策——来自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的经验分析

本文运用CGSS2008的数据对公共支出通过调节收入差距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收入差距显著降低了居民幸福感。中国区(县)一级的公共支出总量不仅直接提高了居民幸福感,还通过缩小收入差距间接提高了居民幸福感。教育支出显著提高了居民幸福感,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保支出微弱降低了居民幸福感,各项公共支出对收入差距幸福负效应的调节作用均对中等收入群体显著,对高收入群体不显著,教育和社保支出对低收入群体显著。政府应继续增加公共支出总量投入,同时重点增加教育投入。在提高医疗卫生和社保资金使用效率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保支出。在安排各项公共支出时应向低收入者倾斜,以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居民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