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对浙江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文章就贸易自由化对浙江省的就业变动的影响展开研究,为浙江在新形势下深化贸易开放与经济发展提供相关依据。     

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女性就业影响研究述评

现有文献对贸易自由化影响发展中国家女性就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的机制、贸易对就业机会的创造或破坏以及在性别工资收入上产生的差异等领域.贸易自由化通过对商品相对价格的改变来影响女性就业,影响的程度受所在国客观经济条件和女性主观因素的制约.多数的研究认为,贸易自由化增加了女性的就业机会,但在不同国家(地区)以及不同产业(部门)的增加幅度又有所差异.关于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理论界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就业变动——来自中国加入WTO的微观证据

本文基于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研究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就业变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中间品贸易自由化通过"提高就业创造"与"降低就业破坏"两个渠道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就业净增长;(2)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变动具有异质性影响,它促进了高生产率企业的就业创造,但会促进低生产率企业的就业破坏,同时提高了低生产率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3)良好的地区制度环境有利于强化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就业集约边际变动与广延边际变动的影响;(4)就业再配置效率的改善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渠道。上述结论意味着,将外部贸易自由化改革与内部市场化改革双管齐下,对培育就业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至关重要。     

我国第三产业就业创造的影响因素——基于14个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发展的工业化阶段,第三产业行业多、范围广、就业容量大的特点决定了其在就业结构中的重要地位.文章以我国2004-2012年第三产业14个子行业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尝试探究了影响我国第三产业就业创造的相关因素.通过一系列计量检验和数量分析,研究发现:(1)在短期内,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例、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和国有资本的比例对第三产业的就业创造产生显著影响;(2)在长期内,需求因素、技能劳动力比例、金融深化等对第三产业就业创造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第三产业的市场结构、行业平均工资水平、技术进步率作用为负.因此,全面深入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加快完善市场机制建设和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是提高第三产业就业创造的有效政策.     

第三产业与就业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1992-2008年的相关数据,通过ADF检验,对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与就业水平之间进行实证研究,建立ECM模型并进行Granger检验,计算出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ECM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第三产业发展对就业水平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得出第三产业发展与我国就业水平增长之间存在着格兰杰原因,且影响期较长.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性别就业差异

选用CHIP数据库1995、2002和2007年的城镇调查数据,利用截面Probit模型和Heckman两步法来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两性就业差异的影响。研究表明: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升,个体劳动参与率呈现上升趋势;但是,贸易自由化对不同技能个体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存在着显著差异化的影响。总体而言,无论对于男性或女性劳动力,贸易自由化对高技能两性劳动力的就业促进效应更为明显,而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促进作用相对较小,甚至更多为负;而对于同一技能的两性劳动力而言,贸易自由化对男性就业的影响要大于女性。因此,进一步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提高女性教育水平意义重大。     

黑龙江省第三产业对就业增长贡献分析

分析了1978—2007年黑龙江省三次产业的就业状况,分别计算了黑龙江省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产值弹性;运用VAR模型研究了黑龙江省第三产业发展对黑龙江省就业的动态影响。就业产值弹性计算结果表明,黑龙江省第一、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其就业具有推动作用。VAR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第三产业发展是黑龙江省就业增长的格兰杰原因;黑龙江省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及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正向调整对就业增长产生正向影响,且影响期较长。     

试析人民币汇率对中国贸易和就业的影响

本文从汇率在贸易中的重要性入手,首先阐述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背景,然后详细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贸易和就业的影响.     

北京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与流动人口就业研究

近年来北京市第三产业持续高速发展,已经成为吸纳流动人口的主要领域。但是,与国际大都市相比北京市第三产业发展还比较落后,传统服业所占比重高,知识密集型的金融、信息、物流、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由此决定了流动人口就业的结构性差别。在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体制分割的情形下,造成流动人口就业与城市服务业优化升级之间诸多不协调的问题。需要建立统一、竞争的劳动力市场,给流动人口以平等的参与竞争的机会,通过搭建流动人口就业技能培训网络提高流动人口素质,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外贸顺差、贸易筛选与就业关系研究——基于月度数据的再检验

本文利用2001-2009年的对外贸易月度数据,考察了中国出口与外贸顺差对就业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暂时不考虑进口的情况下,出口规模的扩大对就业依然产生正向冲击;但是考虑进口后,外贸顺差的就业效应却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效应。因此,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机制认为的外贸顺差促进就业的观点可能需要重新修正,而Helpman等提出的"贸易筛选"机制在中国当前的外贸顺差规模下,将在劳动力市场上发挥主要作用。鉴于此,中国应在进一步提高出口规模和质量的同时,重视进口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外贸顺差规模控制在合理范围。     

我国服务业"成本病"及其就业效应——基于鲍穆尔-富克斯假说的区域检验与比较

本文基于鲍穆尔—富克斯假说,通过对1978-2005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29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除东部地区外,在我国大部分区域,服务业就业增长均是以其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相对滞后为代价,表现出成本病的征兆,这一问题可能会引起整体经济的通胀倾向与财政拖累,并对服务业自身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当前应积极转换服务业发展机制,强化创新,推进服务业结构升级,在提高服务质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同时,进一步拓展服务业就业空间。     

非正规就业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分析--基于河北省2003-2012年的数据

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期,近年来的快速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的深入调整使得就业压力日渐突出,非正规就业已经逐步成为城镇就业的重要趋势。文章基于河北省2003-2012年的相关数据,探讨分析了河北省非正规就业的发展规模、行业特征及其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正规就业的规模近年来一直在不断增加;非正规就业目前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传统服务行业;服务业增加值和非正规就业规模之间显著相关;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经营业态的创新和改进可能对非正规就业集中的传统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有促进作用。     

服务业产业内贸易与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初探

产业内贸易在某种程度上是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和经济增长的标志，其发展水平也是衡量一国外贸竞争力的标志。我国服务业产业内贸易水平低下，国际竞争力不强。切实采取措施，提高产业内贸易发展水平是提升服务业产业内贸易国际竞争力水平的重要手段。     

高技术产品贸易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1996-2011年相关面板数据,分析了高技术产品贸易、R&D经费支出和科研人员投入对中国高技术产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技术产品进口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大于出口;从地域效应来看,东部地区受到高技术产品进出口的影响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企业异质性与服务贸易保护水平的决定——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笔者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对企业异质性和服务贸易保护水平的相关性进行了理论分析,并结合中国服务部门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一个服务部门的产业集中度越高,劳动生产率越低,资本密集度越低,其贸易保护水平也越高。此外,中国所有制结构的特殊性赋予企业异质性更多的内涵,在一个服务部门内,国有企业的比重越大,贸易保护水平也越高。     

国有企业改制对就业的影响——来自11个城市的证据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工业企业的就业规模大幅度下降,许多人认为,企业改制是其主要原因。本文通过对11个城市386家企业从1995年到2001年的面板数据的研究,评估了企业改制对就业的影响。我们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显示,和一般印象相反,改制显著地减缓了就业的下降趋势。我们还发现,改制对企业的就业增长有持续的和递增的积极作用。即使在控制了企业的绩效、就业条件、资产结构以及改制前就业历史之后,我们仍然得到相同的结论。另外,我们还使用了倾向分值匹配基础上的差分内差分方法对我们的结果进行了验证,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基于人力资本视角的中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分析

随着全球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成为了各国竞争的焦点。研究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形成和转换成为了当务之急。本文从服务贸易总量、国际市场占有率、服务贸易结构三个方面对我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我国服务贸易总量增长迅速,远超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总体竞争力低,结构不平衡。运用1982—2006年的数据,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构建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影响因素的多要素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显示,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FDI对服务贸易出口显著正相关。其中,劳动力的产出弹性最大,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次之,说明我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主要来源于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较小,从加大教育投入、增强技术创新、吸引外国投资方面提出促进我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转换的建议。     

中国制造业贸易的要素含量:中间产品贸易对测算的影响

本文从理论上指出,传统计算贸易要素含量的方法不适用于加工贸易比重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并提出了区分中间产品贸易和最终产品贸易的改进计算方法。通过传统方法计算中国制造业1997年、2002年和2007年贸易的要素含量,发现中国的要素贸易情况符合比较优势理论,并且贸易开放后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熟练工人密集度显著提高。用区分中间产品贸易和最终产品贸易的方法计算2002年中国制造业贸易的要素含量,发现加工贸易企业与非加工贸易企业生产技术差异很大,忽略中间产品贸易的传统计算方法会造成中国制造业要素净出口的严重高估。     

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的影响——“低端锁定”还是“高端促进”？

随着数字技术逐渐加入社会生产过程,数字经济对产业内部结构将产生深刻影响,为研究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影响,在2011-2019年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基础上,构建实证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的影响效应为“高端促进”,而非“低端锁定”,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成立。在作用机制上,数字经济通过提高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空间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本地的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带动邻地的服务业结构升级。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受人力资本水平的调节,当人力资本水平超过门槛值时,表现出持续增强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研究证实数字经济是服务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推动力,能够为数字经济时代破除经济“结构性减速”、优化产业内部结构提供有益启示。